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发展及意识形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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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比较文学的研究不是文学之间的简单对比，也绝对不是高低好坏的衡量，它是一种将空间和地域因素抛开对文学进行纯粹的研究。它从总体和世界的视角出发，研究不同学科和文化中人和人之间的文学沟通，了解构成文学体系的整个过程。比较文学在中国的研究时间较短，但却有自己的研究特色，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方法取代了纯理论的研究，而且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功能。

【关键词】比较文学；中国；发展；意识形态功能

在二十世纪初，比较文学先从西方进入日本，然后再由日本传入中国，当时的中国处于国家灭亡，意识形态瓦解的地步，一些激进分子如陈独秀、胡适等发动了影响极大的新文化运动，他们倡导抛弃旧文化，吸收西方的新文化，在文化方面，大量的翻译作品走进人们的视线，比较文学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在中国兴起，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研究领域。在这一时期，一些著名的高校也将比较文学纳入学校的教学课程中，研究已经初具规模，它为后来的比较文学大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比较文学在中国发展的第一个浪潮

比较文学在中国的第一个发展高潮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到五十年代，这一阶段在学术界对比较文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印度、俄国和西方文学的研究上。

（一）中印文学研究

中国和印度自古就有深厚的交往，佛教的传入不仅影响了中国人的信仰，随着时代的发展，印度的一些故事也流入中国，尤其是明清志怪小说的兴起和印度文化的传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一直缺乏系统的研究，所以没有太多的相关研究。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对印度文学的研究才取得突出成果。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胡适和季羡林。胡适非常崇尚现代西学，而且带有明显的主观意识形态的色彩，在研究《西游记》时，它认为它的创作深受印度文学的影响，他的观点中更多地植入了“国民性”这一意识，他认为偏西方的表达方式是最现代而又有好处的；季羡林的研究与胡适的研究有一定的承接，他的思维没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不像胡适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服务于政治，季羡林的研究更加具有学术性，他注重的是文化的本身，是理性的思维研究。

（二）中俄文学研究

俄国文学在现代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现代文学，中俄文学的研究是中国第一次比较文学浪潮中的又一个高潮，早期对俄国文学的研究具有明显的政治形态，比如周树人对两国文学家的比较，而没有对两国文学进行对比点评，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我国对中俄文学的对比兴盛起来，较为著名的是韩长经将俄国文学和鲁迅的作品进行对比研究，还有一些学者论述了俄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在这个时期，两国政治关系的密切直接影响着中俄比较文学的研究。

（三）中西文学研究

在这一时期，对西方文学的研究也毫不逊色，尤其是对英国文学的研究可谓成果颇丰，比如陈受颐等人对十七八世纪英国文学对中国的影响的研究是中西文学研究的范式。他作为最早研究中西比较文学的学者之一，在三十年代初期的学报上发表了很多关于中国文学对西方文学影响的论文，最为著名的是对《赵氏孤儿》的传播做了详细的研究，他细致地分析了该作品传入的每一个国家的现状。对中国文学西传有深入研究的还有留学回国的方重，他研究了英国人对当时的中国的认识以及契丹的看法，在他看来，英国对中国的了解和文学材料的运用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十八世纪四十年代是他们对中国材料搜集的准备期，代表人物有RichardSteele；十八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是研究的黄金期，代表人物有OliverGoldsmith等；从七十年代对中国的研究逐渐降温，但仍然有人在进行研究。方重认为，这个时期英国对中国的研究还是客观而友好的，不像后来的研究充满了挑剔的意味。沿着这条意识形态的研究路线继续研究中英文学的是范存忠，他的主要代表论文有《17、18世纪英国流行的中国思想》、《威廉•琼斯爵士与中国文化》等，他的研究较之前的研究更加深入和具体，他从各个细节进行了考究，尤其是对研究的反馈情况进行了深入分析。在这一时期的研究中，范存忠的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句号，随着鸦片战争的开始，国家灭亡的速度加快，在物质生活都不能满足的情况下，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更是被束之高阁，这个时期英国对中国的研究走向两个极端，一是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另一种是持有完全否定的态度，所以，政治因素和民族认同直接使文学的发展停滞不前，双方都持有非理性的批判观点，当然不可能有更好的发展。

二、比较文学在中国发展的复兴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西方国家对比较文学的研究几乎没有任何进展，他们更加注重对翻译和文化现象进行研究，比较文学的研究可以说已经走向了“死亡”，但是，对非西方国家来说，比较文学的研究走向了新的高潮，尤其在中国，热情消退之后的研究又重新燃起了火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比较文学的研究走向了新的繁荣时期。钱钟书的《管锥编》是比较文学在中国复兴的代表，这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它的诞生具有里程碑的作用。

（一）比较文学的发展特点

不管是从比较文学研究的广度还是深度上，这一时期的发展都是迅猛的，而且研究人员的素质较高，队伍庞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具有一定的研究优势。钱钟书的《管锥编》作为代表作令国内外的学者都拍手叫绝，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更多的外国作品涌入，中国的作品也被翻译到世界各地，在国内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景象，比较文学在国内已经成了一个热门研究领域，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也加入这支队伍中来。随着研究的深入，比较文学已经成为了大学的一门课程，很多高校尤其是沿海城市中的高校都开设了此课程，优秀的研究人员被聘为学校教师进行继续研究和教授专业知识，同时还出版了相关的刊物，成立了比较文学研究学会，全国上下形成了一个比较文学的学术圈，一个新的文学阶段已经来临。比较文学的研究逐渐走向了正轨，它不再是单纯地套用西方的模式，而是建立起自己独特的研究体系，更多的外国学者也对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产生了兴趣，所以国际会议让双方能够吸收彼此新颖和积极的观点，更好地为下一步研究提供了参考价值。

（二）比较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

“合法性”是这一时期比较文学研究的内在动力，这里的“合法”不是合乎法律规范之意，而是追求一种规范，是对西方文学研究要规范客观。尤其是在翻译方面，在这一时期，国内已经翻译了很多关于比较文学的书籍，比如UlrichWeisstein的《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卢梭的《什么是比较文学》等，同时，类似于韦勒克的著作《比较文学的危机》的论文集也大量出版，学者也进行了一定的引用研究。“文学性”的重视是另一个发展研究的动力，对比较文学的翻译和研究以及高校课程的设置都促进了我国比较文学的发展，我国学者越来越了解西方比较文学的研究现状，所以在研究的过程中会逐渐加入自己的看法，“文学性”就凸显出来，纯理论的东西不能被大众接受，所以为了迎合大众的审美和价值观认知，文学性成了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

三、比较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

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兴起、衰落和复兴直到现在的繁荣，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我们更应该考虑的是其发展变化的原因及影响，尤其作为一种意识范畴的研究，它的研究对意识形态和社会功能的影响则是最主要的。同时，我们还应该考虑为什么在西方比较文学研究走向“死亡”的时候中国的研究却能走向复兴，这和中国社会的发展以及意识形态的变化是分不开的。

（一）对“民族性”的关注

中西方学者对比较文学的研究有本质的区别，在中国，平行的研究模式是常使用的研究手段之一，它平行地比较作家、作品，包括作品的内容、主题、题材、内涵等，即使是一些著名的大学者也对这样的比较乐此不疲，简单的比较只是得出一个关于好或者坏的结果，从根源上讲，这和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民族性”分不开，因为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是优秀的，他的比较只是为了证明别国的东西没有中国的好，它过分注重现实主义和人本观念，没有从长远的角度去进行比较研究，比较更是为了从国外文学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尤其是能够证明自身优秀的影子，不断地树立一种存在感。

（二）对“文学性”的追求

随着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复兴，学者越来越了解国外学者的思维和国外的作品，他们更加理想化，绝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的文化有一种普世的价值观念，它是可以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价值观相沟通的，是民族性的延续和增强，是民族自信的标志。在七十年代，有台湾学者根据学者对“文学性”的追求，要求建立“中国学派”，他认为，“中国学派”的建立首先应该肯定“民族性”和“文学性”，随之进入一种文化自觉的研究状态中，最主要的目标之一就是用西方的模式解构中国的比较文学。而内地的学者则认为“中国学派”力图打破中西文化之间的隔阂，找寻一种共通的文化要素。“文学性”的追求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提出的，这与西方的人文主义、启蒙主义分不开，这两大思潮在中国兴起，使人们的民族责任感不断提升，但我们更应该看到的在当时的背景下，“文学性”追求的背后所深藏的社会政治因素。

（三）对“现代性”的构造

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民族性”和“文学性”的地位逐渐下降，西方国家开始提倡将现代性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而且这一观念也开始被其他国家认同和接受。人们逐渐认识到，一个国家或者社会的进步与落后与它自身的发展关系并不大，而是由外部之间的好坏关系决定的，而且，国家的性质也是由它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所决定的。所以，比较文学的发展背后不是简单的社会环境的变化，而是关系双方思维模式变化所决定的，也就是意识形态的变化决定的，因此，中国的学者也开始将视线转向研究现代性的内在矛盾中，对“现代性”的构造可以直接反应出现在比较文学研究的意识形态功能。

四、结语

比较文学在中国的研究历史深远，纵观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发展，在近代传入初期就经历了一次发展浪潮，虽然在后来由于政治社会原因停滞不前，但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比较文学又经历了第二次发展高潮，到现在已经达到了发展的繁荣期，从整个发展过程来看，虽然和社会政治因素有着重要的关系，但更重要的是文学背后双方思维模式的转变，所以关注文学背后的意识形态功能是我们在研究中更应该重视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陈建华,陈婧.近30年中国对俄苏文学史的研究[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2).

[2]陈婧.20世纪50年代前外国文学通史的学术历程[J].理论月刊,2013(06).

[3]王忠祥.构建多维视野下的新世纪外国文学史——关于编写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史的几点理论思考[J].外国文学研究,2010(05).

作者：赵伟华 单位：赤峰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