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的文学性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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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1921年被俄国形式主义者雅各布森在《诗学问题》中正式提出之后，“文学性”这一概念一刻也没有淡出文论家们的视野，它总是以各种各样的面目出现在各个流派大潮中。而比较文学的“文学性”一开始就因法国学派主张的“影响研究”而遭到忽视，虽有韦勒克对比较文学“内在性研究”的大声疾呼及新千年后“文学性”幽灵的出现，但比较文学的“文学性”问题仍是众说纷纭、颇有争议，它的肉身复活和理论建构仍需时日。在近年来比较文学研究“回归文本”的呼声中，比较文学力图依托文学性建立学科自身问题域的构想与路径成为学者当下需要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文学性;比较文学;文学理论;回归文本

一、“文学性”在文学理论中的缘起及其发展脉络

要探讨作为文学研究分支学科之一的比较文学的“文学性”，就先要理顺文学理论中“文学性”的发展脉络。“文学性”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虽有极大的争议，但它始于俄国形式主义却得到学界大部分学者的认可。罗曼•雅各布森说:“文学科学的对象并非文学，而是‘文学性’，即使一部既定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特性。”［1］“文学性”的两个基本范畴是“自动化”和“陌生化”。“‘文学性’也就是打破‘自动化’状态的‘陌生化’，有‘陌生化’就有‘文学性’，没有‘陌生化’就谈不上‘文学性’。”［2］自此之后，“文学性”问题，在随后出现的各个流派中备受关注，如兰塞姆的本体论批评、退特的“张力”说、燕卜荪的复理论、布鲁克斯的细读法等。而随后的结构主义由于罗曼•雅各布森的渊源而成为俄国形式主义最直接的继承者和发展者，法国文学理论家茨维坦•托多洛夫曾说过:“形式主义理论是结构语言学的起始。”［3］结构主义用新的方式阐释了“那些使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程式”［4］。俄国形式主义对接受美学也起到了一定的影响，接受美学的主将尧斯认为:“‘文学演变’的形式主义理论无疑是文学史革新中最有意义的尝试。”［5］42他主张把关于文学史的理解局限在文学的感知上。到了20世纪后期，“文学性”问题在解构主义那里又一次得到关注。这与后现代语境下文化研究的高歌猛进与文学以及文学研究陷入困境不无关系。在此语境下，文学的边缘化趋势日渐明显。2000年，美国结构主义批评家希斯利•米勒借雅克•德里达的著作《明信片》中的观点断言:“‘电信时代’的变化不仅仅是改变，而且会确定无疑地导致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学，甚至情书的终结。”［6］但耐人寻味的是，他随后又提到了文学的“永恒”说。而这一“永恒”就是从文学与非文学的关系出发对“文学性”的重新认定。也即是说，在当今世界，分类学意义上的文学可能已偏离人类生活中心，但在宗教、历史、哲学、法律等人文社会科学中，文学的叙事、抒情、隐喻等模式仍在被大范围使用，“到处都可看到‘文学性’的影子在晃动，‘文学性’的作用已深入骨髓、不可分割”［7］。总体看来，从诞生之日起，“文学性”便在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接受美学和解构主义的理论框架内往返更迭，虽然内涵时有波动，但它一刻也没有淡出人们的视野，总是以各种各样的面目出现在各个流派大潮中，日久而弥新!这样看来，作为文学研究分支学科之一的比较文学，“文学性“也应该是其基本属性，但它一百多年来的发展历史所呈现的事实却并非如此:比较文学的“文学性”几经曲折，到如今仍是困厄重重，难以突围。

二、“文学性”在比较文学中的缘起及其发展脉络

较早意识到比较文学的“文学性”问题的是美国学者雷勒•韦勒克。1958年9月，在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召开的第二届国际比较文学大会上，韦勒克针对法国学派对“影响研究”的长期强调和推崇，指出法国学者“使比较文学成了研究国外渊源和作家声誉的附属学科”［8］。根据这种研究现状，韦勒克郑重提出:“我们必须面对‘文学性’这个问题，即文学艺术的本质这个美学中心问题。”［8］教堂山会议不但标志着美国学派的兴起，而且因为韦勒克在这次会议上提出的“文学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法国学派在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偏差，把比较文学重新拉回到文学的视野内。但韦勒克远没有雅各布森幸运。他的“文学性”不久就遭到了美国学派自家的自掘坟墓。仅在三年之后的1961年，亨利•雷马克就把比较文学定义为:“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9］雷马克的定义虽然提出了与“法国学派”截然不同的概念，提出了“平行研究”及“跨学科研究”的主张，但也正是“跨学科研究”使比较文学的“文学性”受到直接的冲击。而他的观点却代表着大多数美国学会学者的观点。虽有随后乌尔利希•韦斯坦因对“跨学科研究”提出的强烈反对，但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欧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理论热”的兴起，比较文学领域的争论渐趋沉寂，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学者们的观点日趋接近。正如佛克马所说:“论争之后，学者们所主要关心的是理论的探讨和问题的研究。”［10］251994年，美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伯恩海默在“世纪转折时期的比较文学”为题的报告中提出扩大文学研究的语境，将文学研究扩大到文本赖以产生的语境的言论又直接把比较文学引领到泛文化研究的道路上。所以，“第14届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年会(1994，加拿大)给人最深的总体印象就是文学研究被文化研究所‘淹没’”［11］。更重要的是，伯恩海默的报告对此后十多年的国际比较文学发展产生了直接而重要的影响。随后的15届大会(荷兰莱顿，1997)“作为文化记忆的文学”，16届大会(南非普列陀利亚，2000)“多元文化主义时代的传递与超越”，17届大会(中国香港，2004)“身处边缘:文学与文化中的边缘、前沿与首创”等基本沿袭和传承了伯恩海默的衣钵，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文化当道，“文学性”似乎已寿终正寝，淹没于人类的历史记忆中。

三、新千年后比较文学“文学性”幽灵的出没

比较文学的“文学性”和文学理论中的“文学性”本是一母同胞的兄弟，但两者的命运却是如此迥异，在理论更迭中，文学理论中的“文学性”虽有时会夜衣潜行，但却一直没有淡出人们的视野，虽说与俄国形式主义的“文学性”偷换了概念，但总是会时不时引起人们的关注，并在解构主义的世界中大放异彩，“渗透在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并在根本上支配着后现代社会生活运转的话语机制”［9］。但比较文学的“文学性”却是命运多舛。自20世纪70年代起，比较文学的“理论转向”使比较文学偏离了文学的研究属性，比较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学科界限日渐模糊。“文学性”在比较文学中成为一种久远的记忆。但随着新千年的到来，比较文学的“文学性”似乎又从幽闭的棺木中复出，如幽灵般晃动在人们的视野中。先是上世纪末(1998年6月13日)，在罗马萨比恩扎大学组办的主题为“比较文学文化史———老学科、新方向”的学术讨论会上，亨利•雷马克宣读了题为“比较文学:再次处于十字路口”的报告，在报告中，他检讨了自己1961年提出的比较文学定义所引起的种种后果，并特别强调了文学性在比较文学中的重要地位，“既然是文学作品，最终还是需要作出文学性的全面评价。”［12］然后是新千年后几届国际比较文学大会风向标的明显改变:第18届大会(巴西里约热内卢，2007)“超越二元对立:比较文学的断裂与位移”，第大会(韩国首尔，2010)“扩大比较文学的边界”，第20届大会(法国巴黎，2013)“比较文学作为一种批评方法?”从字面上隐没了“文化”这一统摄比较文学十多年的概念，并在主题选择上出现了向比较文学本体研究回归的迹象。从这两者看来，历经半个世纪，比较文学似乎回归到了当展的起点，“文学性”似乎也可以名正言顺地复活，一切皆大欢喜，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乐观。

四、比较文学“文学性”肉身复活的困境

十年来，虽有比较文学“文学性”幽灵的时隐时现，但如果说它能像文学理论的“文学性”那样，在后现代的语境下“高奏凯歌”，恐怕还为时尚早。一是既然比较文学中的“文学性”最早由英美新批评的雷勒•韦勒克提出，那这一“文学性”概念应和文学理论中第一次提出的“文学性”概念同出一宗，与“陌生化”和“自动化”有关。但何为后现代语境下比较文学的“文学性”概念?是因袭形式主义，还是肯定解构主义者乔纳森•卡勒的“文学与非文学的关系问题”，还是另有其他?这些都是需要厘清的问题。保罗•德曼把文学性和修辞学联系起来，“文学性，即那种把修辞功能突出于语法和逻辑功能之上的语言运用，是一种决定性的，而又动摇不定的因素。”［13］徐新建教授在第十届中国比较文学年会上指出，“‘回归文学性得回到创始者雅可布逊’的起点似有局限，对‘文学性’的梳理应该追溯到人类文明本相的基点上去”［14］24。二是学者对比较文学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的莫衷一是。作为《一门学科的死亡》的作者，斯皮瓦克认为新型的比较文学应是去政治化的并应结合区域研究，去政治化这一概念应是一种乌托邦的美好理想，我们姑且不论，但区域研究似乎与雷马克1961年在《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中提到的“跨学科”如出一辙，而“跨学科”却是雷马克深感窘迫，并在几十年后重新加以说明和纠正的提法。而斯皮瓦克的“跨越边界”更是自1970年代后西方主流论述的多元文化观点［15］8。至于文学性问题，斯皮瓦克在写作《一门学科的死亡》的2003年认为文学的特点在于使用比喻性语言(figurativelanguage)，而“以语言为本的文学研究”在想象力上的训练，则特别有助于跨越自我与异己之间的鸿沟，通向“未来的友谊”［16］。但她2006年在北京清华大学受访时，却改口说新比较文学“仅仅局限于文学是不可能的了，也不再是理想的了”［17］。作为在2014年下半年才有中译本的《一门学科的死亡》来说，它应是对比较文学阐释的较新文本，在其中我们虽然找到了“文学性”的坚定论述，但随后事态的发展却又不是那么尽如人意。中国的比较文学近几年发展迅猛，在国际上也产生上一定的影响，但在中国比较文学界，对“文学性”的去留问题也是众说纷纭。谢天振先生在2000年展望新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时，便明确提出文学性是“比较文学研究的生命线”［18］。而乐黛云教授在2002年《我的比较文学之路》一文中写道:“比较文学的根本目的就在于促进文化沟通，避免灾难性的文化冲突以至武装冲突，改进人类文化生态和人文环境。”［19］这两个中国比较文学界的泰斗在同一时期针对同样的问题却存在较大的分歧。综上所述，“文学性”幽灵虽欲借尸还魂，但现实却是前途莫测。

五、比较文学中“文学性”现身的构想与实践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们对文学性的种种争议表明比较文学正在力图依托文学性建立学科自身的问题域，通过对文学性的批判和反思推进学科富有成效地发展［20］。但在后现代的语境下，在林林总总的主义包围中，回归“文本”，突显“文学性”的问题显然远远复杂于韦勒克面对法国学派时的问题。面对后现代语境下纷繁复杂的形势，我们不可能重新完全回到新批评的文本细读来彰显文学性，但对过去或现存的一些理论和实践的智性思考，也许会对比较文学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启发意义。第一是阿•瑞恰兹和彼得•布鲁克斯的语境理论。瑞恰兹认为，“在这些语境中，一个项目———典型情况是一个词———承担了几个角色的职责，因此这些角色就可以不必再现。于是，就有了一种语境的节略形式……当发生节略时，这个符号或者这个词———具有表示特性功能的项目———就表示了语境中没有出现的那些部分”［21］。虽然瑞恰兹语境理论在当时的应用是文本细读，但此中却包含了厚重的文本“被建构”的理论前提，这也使我们在具体语境下关注文本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也即是:即不放弃文本所处的语境，更不放弃文本，使语境成为文本阐释的有力依托和根据。著名比较文学教授彼得•布鲁克斯针对伊格尔顿对文学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维度的强调也提出了自己关于语境的理论:“在号召用‘意识形态的、文化的、制度的语境’对文学进行语境化时，我们应当记住，文学自身即是一种制度。……即，认识到即使‘文学性’不是如雅各布森等人宣称的那样存在于对语言的文学性使用的本质中，但它也是世界范围内文学的立场、目标和制度性声称的一部分”［22］。布鲁克斯的论断中隐含了对文本“文学性”的关注在回归文本的趋势中转化为对具体语境下文本关注的概念。此处的语境非过去意义上的语境，而是“文学的制度性历史”，是文本的“前景”，由此便成为文本意义本身的一部分。所以，语境不是通过对作者发生影响而在文本中留下的时代痕迹，而是构成和生产了文本，也即是文本的生成有赖于与其他文本间的互动与转换，包括历史、政治、社会、文化等“语境”。这样比较文学的研究重心和思路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文本及“文学性”在包括历史、政治、社会、文化等构成的“语境”中得以突显。既承认了现在的“文本”是接受了解构主义阐释过的文本，也承认了文本的“被建构性”，承认了语境对文本意义的重要性。第二是在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基础上发端的中国文化诗学理论。美国新历史主义的代表性人物斯蒂芬•格林布拉特教授在1986年提出的文化诗学概念虽因自身理论的局限而最终被文化研究的浪潮所淹没，但新历史主义跨学科整体性的研究方法及将文学文本放置于历史语境中阐释的方法在“嫁接”到中国土壤之后，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文化诗学”。童庆炳教授在提到中西诗学的比较研究时指出，“在中西诗学的比较研究视野中，我认为必须重视文化诗学等问题”。因为“文化诗学作为一种沟通‘内部研究’‘外部研究，的视角具有不可取代的价值”［23］33。童庆炳教授认为“文化诗学”具有以下五种品格:第一，双向拓展，一方面向宏观的文化视角拓展，一方面向微观的语言分析的角度拓展;第二，审美评判，即用审美的观念来评判作品;第三，就是将此前美国人韦勒克对文学研究所划分的文学的语言、结构等“内部研究”与社会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外部研究”加以贯通;第四就是关怀现实;第五是跨学科的方法［24］。这样，通过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引进“文化诗学”的理论及研究方法，法国学派缺乏对“文学性”关注的历史学及国际关系史的研究方法，美国学派因“新批评”影响而只关注作品的语言、文本结构及审美，从而过分强调“文学性”的研究方法及其因“跨学科的研究”而使比较文学中出现泛文化倾向的研究方法均得到有效的整合和沟通。第三是国外一些大学的具体实践。现在美国一些大学的比较文学学科设置开始将文学理论与某一语种的文学相结合(如“比较文学与英国文学”“比较文学与德国文学”“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等);而在此之外再加第二语种的文学加以辅助。文学理论与第二语种的文学均以“方法”“思路”“视角”的角色出现，为进入或重新审视具体语境下的文本起到启发和观照的作用［25］。这未尝不是一种在后现论大潮下将文本与理论结合的较好尝试。这样一来，在不放弃理论和文化的前提下，比较文学的“文学性”中心地位也得以强调和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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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魏磊 单位:扬州大学 淮阴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