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比较文学危机的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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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欧美比较文学出现危机之时，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却方兴未艾，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很多高校建立比较文学教研室，并经常召开比较文学学术讨论会。虽然学者们对比较文学的兴趣与日俱增，但比较文学的危机之争依然存在，甚至在教学方面也出现了空壳的现象。中国的比较文学欲摆脱危机应从高校入手，致力于培养比较文学专业人才。

关键词：比较文学；危机；策略；专业性

从美国学者韦勒克在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二届大会上提出比较文学的危机到现在，比较文学是否存在危机仍然是我国比较文学学者争论的热点，比较文学起源于法国，主要代表人是巴登斯贝格、梵•第根、伽列和基亚等。之后，美国将其发展壮大，从局限的渊源学研究、形象学研究扩散到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其代表人物有韦勒克、雷马克和奥尔德里奇等。后来，我国学者提出了“双向阐释法”“异同比较法”“模子寻根法”等具有我国特色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但是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仍然存在着不足之处，我国比较文学学者不应该拾人牙慧，应致力于寻找解决比较文学危机的新方法，以发展壮大我国的比较文学。

一比较文学是真的存在危机还是如有的学者所说的是“危”与“机”并存？

艾金伯勒在其著名的带有论战性著作《比较不是理由》中，对比较文学的发展及其争论做了一个回顾，提出“比较文学是人文主义的观点，主张把各民族文学看作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看作相互依赖的整体，以世界文学的总体观点看待各民族文学及其相互关系；把比较文学看作是能促进人们相互理解、有利于人类团结进步的事业”[1]。以一种开阔的研究胸怀，拓展和丰富了比较文学跨越性的范围，设想了理想的比较文学前景。并指出了比较文学中存在着狭隘的地方主义、沙文主义、政治干扰等问题，进而提出“比较文学是人文主义”的观点，批评了法国学派忽视文学作品的内在价值、文学的内在规律的倾向，进而对美国与法国学派兼收并蓄，取长补短，勾勒出更为广阔和更注意文学性的比较文学的研究规划。艾金伯勒在危机的呼喊中提出了理想比较文学的愿景，为比较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方向。此外，美国学者勃洛克的论文《比较文学的新动向》可看作美国学派对论战所作的总结，一方面他肯定了法国学派对比较文学所做的贡献，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其局限性：机械的研究影响和渊源、事实关系及文学作品之间所谓有决定性的因果关系使得比较文学在方法和方法论见解方面变成了一潭死水，致使比较文学无法从当代充满活力和富有创造性的冲动中得到裨益，从而使比较文学危机不断。比较文学的研究应该同时应用分析方法和关系方法从文本出发。勃洛克认为，危机不等于灾难，我们应该意识到危机，甚至自愿接受这一危机，从而产生一种创造的努力。在他看来“当前比较文学需要更多的是伟大的榜样，而不是抽象的方法论公式。灵活性、努力的多样性，甚至彻底的主观性都是不可缺的条件”[2]。比较文学定义的纷争一直未得到很好的解决，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比较文学很广泛，不应该用一个明确的定义给它设限。当前比较文学应对危机的策略不应该在理论上兜圈子，而是应该付出行动，创作出优秀的实践上而非仅仅是理论上的作品，从而给广大的学生树立榜样，使他们可以更好地去研究比较文学。巴登斯贝格曾设想能通过发展比较文学来“为新的人文主义做准备”，比较文学对研究者的要求比较高，它需要研究者具备聪明的头脑、机智的态度，并拥有博大的胸怀及博学的知识，它最终会将人们引向团结、同情与爱。不少学者提出：中国比较文学应加强学科基本理论建设，争取成为比较文学继法国学派、美国学派后的第三个阶段的“代表”——中国学派。纵观国内：中国比较文学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复兴以来，一直处于蓬勃向上的发展时期，各大高校招收比较文学硕士、博士研究生的数量也在增长，而在本科开设比较文学课程的大学更是不断增加，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队伍在日益壮大，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也成为国内一级学会之一。此外，比较文学研究的实绩也日益丰富。目前，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经费日渐充实，建制不断拓展，学生就业前景也很好。由此看来，“如果说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一阶段主要成就在法国，第二阶段主要成就在美国，如果说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三阶段将以东西方比较文学的勃兴和理论向文学实践的复归为主要特征，那么，它的主要成就会不会在中国呢？”[3]乐黛云教授关于比较文学“第三阶段的代表”将是中国比较文学的说法，或许是可以实现的。目前很多学者已经宣称自己就是中国学派，有学者的著述也阐明了中国学派的产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张隆溪先生曾指出，“学派往往只是一种历史的总结，一般都是文学史家在后来追认的，哪一个学派都不能靠自我标榜就可以建立，也不会因为自己宣布成立了学派就能获得应有的承认和尊重。”并强调：“一个学派的确立要有自己的特点，要有自己的代表性经典并因此形成了某种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传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承认。”[4]要想获得学术界认可，中国比较文学学者应该拿出高水平，写出有学术价值的著作来，以实现所谓的中国学派。我们必须先发展完善比较文学，而后再建立一个学派。若想壮大中国比较文学，当务之急应从学校、教师、学生入手，以改善教学方式为主，青年是祖国的希望，同样，培养比较文学的后继者是壮大比较文学的重中之重。黎皓智教授说过，“比较文学本身是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学科，自我更新的周期很快。欲想改变我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滞后状态，应该寄希望于青年学子。青年人的思维最活跃，如刘勰在30多岁写成了《文心雕龙》，王国维30岁出头完成了《人间词话》，鲁迅在26岁时写成《摩罗诗力说》”[5]。王向远教授认为：“中国比较文学以其开阔的胸襟与宏大的视野，超越了法国学派、美国学派那样的学派局限，以东西方文化融合，文化视阈与文学研究融合，历史深度与现实关怀融合的方式，形成了‘跨文化诗学’这一新的学术形态与特色，也使世界比较文学进入了第三个发展阶段。”[6]比较文学应主张多中心、多视角来看待问题，提倡各种理论主张和视域的融合，以此来开拓思维空间。因此，各大高校应从自身的中国文化教养的实际出发，培养学生认真读书，切实思考，脚踏实地来从事研究的精神，而不是去堕入空洞的“学派”概念之中，用死板的定义禁锢发散的思维。

二各高校在建立比较文学专业的同时，还应该加强课程的更新与改革，紧跟时代的步伐

王向远教授曾在中国比较文学教学研究会第六届年会上提出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充实与更新；李伟昉教授提出了比较文学教材内容的改革与更新；王鹏教授提出了国内比较文学教材中存在的逻辑问题。学术研究需要个性，在教学的过程中教材应不断更新，以适应时代的变化，通过在学术研讨会上的交流，老师们可以发现问题，更新授课内容与方式，学生可以更好地认识比较文学，进而促进比较文学更好地发展。若想壮大比较文学还应当从高校入手。“比较文学”在中国的20年代末、30年代初作为一门学问学科出现。“在1929年到1931年之间，英国剑桥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新批评派的大师瑞恰慈（IvorArmstrongRichards）在清华大学任教期间开设了‘比较文学’课。假如不算鲁迅1911年给许寿裳的信中提到的《比较文章史》，那么，这是‘比较文学’的名目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当时清华大学瞿孟生（P.D.Jomeron）老师还根据瑞恰慈的观点和讲稿写成《比较文学》一书，主要是对英、法、德三国文学进行了比较研究。”[7]当时，“比较文学专题”是文学专题课中很重要的一门。除吴宓开设的“中西诗之比较”、温德（R.Winter）开设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陈寅恪的“中国文学中的印度故事的研究”外，还有“近代中国文学之西洋背景”、“翻译术”等课程。清华大学培养了一批学贯中西的比较文学学者，如钱钟书、季羡林、李健吾等都是那个时期的学生，钱钟书的巨著《管锥篇》的出版标志着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兴盛，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典范。由此可见，为了使学生能够学贯中西，学校对学生知识积累和外语能力的培养是必不可少的。针对比较文学界对于学科界限、学科定义等理论上的持续争论，不如暂时抛却对于这些理论的探讨，致力于教学方面的改进，多加积累学生的文学素养，钱钟书曾强调指出：“要发展我们自己的比较文学研究，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清理一下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相互关系。”[8]而不是去争论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孰优孰劣，比较文学是寻求对话，非区分孰优孰劣，非优胜劣汰。任何方法都有自身的局限，问题在于是否能够发挥其专长。韦勒克在《比较文学的危机》中指出，比较文学研究的处境是岌岌可危的，韦勒克的报告可能有些偏激。无论是注重外部实证影响的法国学派，还是注重内部美学鉴赏的美国学派，还有强调意识形态立场与“历史诗学”的苏联学派，以及中国比较文学学者提出的跨文化诗学，所有这些都是从某一方面对比较文学学科的建设进行有益的补充，不断丰富比较文学学科的内容，改进学科的方法。“比较文学的‘危’与‘机’并存。”[9]因此，中国比较文学应该致力于实践创新而不是高谈理论，老一代的学者在学科引入之初照搬外国理论无可厚非，但如果现在再继续如此就显得盲目而无创见了。对于比较文学究竟是什么以及该怎样进行比较文学研究的论证始终都没有停止过，学界的这种争论给比较文学的学生带来了困惑，曹顺庆曾指出：“‘跨文化研究’（跨越中西异质文化）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生命泉源，立身之本，优势之所在；是中国学派区别于法、美学派的最基本的理论和学术特征。”[10]有的学者认为：“比较文学教学中就应该突出中国文学如何把西方的东西‘拿来’，为我所用，以及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出的自身的特质。”[11]有学者提出了第四种比较文学观：“将比较方法与比较观念分开，指出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只是一种基于民族本位情绪的比较文学观念，并不一定要有自己独特的方法，所以，我们不妨把方法问题悬置，只要是从中国当代文化出发思考问题、贴近事实，无论使用哪种方法，都可能会成为中国自己的东西。”[12]事实上，无所谓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方法，只要它符合中国的实际，处于中国的语境之中，可以恰切地表达中国的文学现实，就可以为中国的经验所分享，能够成为中国的方法。我们不应该围绕着外来理论绕圈子，我们应当明白，我国的比较文学理论、诗学理论、批评理论，都是从西方整体移植过来的，那么，这样的理论首先就缺少了我们自己文化传统中的批评术语，面对这样的理论，学生们自然会困惑难解。当前亟须开展的除了要溯本清源，理清民族文化遗产，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对中外文学关系史进行整理外，更要注重比较文学课程的建设，还学生一个明朗的比较文学。比较文学作为一门课，其存在的理由就是能让学生从中受益，因此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进行研究的论文、教材至关重要。比较文学专业应该集中其教学资源，并改变高校比较文学教师相对缺乏的现状。提高高校的教学质量，聘用具备一定专业基础的比较文学教师，致力于培养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学生的专业性是中国应对危机的策略之一。

三如今，比较文学被各个学科利用，作为比较文学学者应当区分“知道分子”与“知识分子”，以免丧失了属于自己的专业领域

有的比较文学的教授们让学生阅读哲学、历史、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宗教等各种学科，比较文学界“最热烈的讨论是理论，而不是文学”，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们自然会很容易迷失方向，不知道“究竟该比什么，怎么比”[13]。比较思维的理念、跨民族、跨学科、跨文化研究的方法被人文社会学科不同专业的研究者所共同使用，其理念与方法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人文与社会学科中不同专业领域的共享资源。国内各高校纷纷成立比较文学专业，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有的学校却是打着比较文学专业的旗号设立“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东方文学与文化”“西方文学与文化”等，如果是沿着这样“文化化”的路子，那么，这个学科或许真的就像有的学者所认为的：比较文学可以休矣。更有甚者，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研究生课程中开设大量无关文学的专业，把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变成了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心理分析理论、女性主义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以及各种形式的文化研究，正如苏源熙所言：“比较文学并非是自己历史上的主人公。”[14]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一个整体，没有孤立存在的事物，并不是要我们否定文学与文化的密切关系，但是在教学的过程，是否应该强调文学的中心性，立足于文学；对于本科生是否更应该讲授比较文学的实例专题，而不是在理论上不停地绕圈子，本科时基础打得不牢，研究生阶段又如何更好地掌握比较文学这个“高级研究”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没有实践上的检验，一直围着理论兜圈子，又如何检验理论是否适合呢？比较文学的老师肩负重任，要想培养出优秀的比较文学学生，首先，老师应该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巴斯奈特很早就注意到，“大多数人一开始做的并不是比较文学，然而他们最终都从不同的起点，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旅行到比较文学”[15]中来，中国比较文学界的情况大致也是如此，文学理论、现当代文学、心理学，甚至基督教神学等领域的老师成为了比较文学专业的老师，这样各有侧重点的老师教出来的学生未必是真正的比较文学专业的学生，只是打着比较文学的旗号从事着别的领域，这样肯定会使比较文学慢慢退出自己的领域，造成无所不包的泛文化现象。比较文学研究为不同领域工作的人文学者之间的交流和对话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比较文学的危机”确实是“危”和“机”并存，应该抓住“机”，拣选专业出身的教师来培养学生的比较文学精神，使学生成为比较文学专业的“知识分子”而不仅仅是“知道分子”，在具备一定的专业技能的基础上还要发挥学生们的胆识与灵活性，在人文科学研究这种主观性很强的“软性”学科中，拥有彻底的主观性，并敢于充分发挥个人的想象力，这将有益于创作出比较文学界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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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慧真 单位:河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