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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黄崇超、洪韬 单位:浙江财经学院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
从医保机构来看,由于其能够获取大量关于医方的数据,如人均门诊费用、人均住院费用、某一特定病例的人均手术费用等等,所以也可以认为,医保机构也掌握了医方的信息,了解医方可能采取的战略行动。因此可以假定,医方与保方之间的博弈是完全信息下的静态博弈,双方均了解博弈对手所掌握的信息,均了解对手可采取的战略行动。医方与保方在进行博弈的过程中,医方有两种行动可供选择:实行诱导需求或不实行诱导需求;保方在选择支付方式上也有两种行动可以选择:采用后付制与采用预付制。为了便于直观分析,医方与保方在各自行动下的对局情况可以通过一个2×2的矩阵来呈现,如表1所示。
如上表所示,四个格子中左下角的数字表示医方在各种对局中的博弈所得,而右上角的数字则表示医保机构在各种对局中的博弈所得。列出参与人的行动后,为便于分析,给出下列假定条件:第一,医方不对患者进行诱导需求,均提供正常的医疗服务对患者进行治疗时,医方所耗费的医疗成本为3,医疗服务的标价为5。第二,若医方对患者进行诱导需求,因为多消耗了一些医疗资源,医方的医疗成本增加至5,医疗服务的标价为8。第三,支付方式采用后付制时,医保机构按照医疗服务的标价进行全额结算。第四,支付方式改为预付制后,医保机构按照预算总额4向医方进行费用结算。
根据上述假定条件,当医方选择诱导需求,医保机构选择后付制时,医保机构的博弈所得为-8,医方的博弈所得即医方获得的利润,等于收益减去成本,8-5=3。同理,当医方不进行诱导需求,医保机构选择后付制时,医保机构的博弈所得为-5,医方博弈所得为5-3=2。当支付方式变成后付制,由于医保机构按照预算总额4进行费用结算,因此不管医方采用何种战略,医保机构的博弈所得均为-4。而医方在选择诱导需求时,所得为-1;不诱导需求时,所得为1。
在表1所示的博弈中,如果医方选择诱导需求,那么医保机构的相对优势策略是选择预付制,这样其博弈所得是-4,优于选择后付制时的所得-8,我们可以在右上角的-4下面画线,以示这是医方在选择诱导需求时,医保机构的相对优势策略。如果医方选择不进行诱导需求,医保机构的相对优势策略还是选择预付制,同样的,在右下角的-4下面画线。同理,如果医保机构选择后付制,医方的相对优势策略是选择诱导需求;如果医保机构选择的是预付制,医方的相对优势策略则是不进行诱导需求。这样,通过使用相对优势策略下划线法,只有右下角格子中的两个数字下面都有画线。因此,医方不进行诱导需求,医保机构采用预付制是医方与医保机构之间博弈的一个纳什均衡,可以表示成(不诱导需求,预付制),此时医方与医保机构的博弈所得分别为1和-4。
即医保机构对医疗费用的支付实行预付制,与医方协定好预算总额为4。由于超出预算总额的部分保方不予结算,医方若仍然进行诱导需求,则其所得只有-1,不进行诱导需求,其所得为1。因此,作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医方能采取的最优战略便是不进行诱导需求。这个纳什均衡是稳定的,博弈双方均没有改变自身选择的动机。于是,医方便会尽可能自觉地约束诊断行为,使医疗成本控制在预算总额之内,这样医方才会有利可图。从而医疗费用开支也会相应地降低,被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
医方与患者之间的关系是医、保、患三方中另一对重要的关系。在医疗服务市场中,医方由于自身具有较多的专业知识,更为了解患者的病情,对于用什么方式治疗、用什么药进行治疗掌握得比较清楚,因而处于信息优势的位置;相反,患者则处于信息劣势的位置。所以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患者处于自身利益考虑,只能听从医生建议接受治疗。同样作为理性经济人,医方会受到激励,在对患者进行治疗时实施诱导需求,使得医疗费用支出水涨船高。医疗费用后付制更是助长了这种动力。
而医疗费用预付制则具有一种增加信息透明度的功能。例如,按人头付费是指医保机构按合同规定的时间(如1年),根据合同规定的收费标准以及医疗机构服务的人数,预先向医疗机构支付固定数额的服务费用。按病种付费是指根据国际疾病分类法,按诊断的住院病人的病种进行定额预付。也就是说,如果采用按人头付费或是按病种付费,相当于是规定了一个费用标准,患者可以在治疗前就清楚了解到这个标准,并判断自己的费用支出是否过高。这就使得医方与患者之间的信息更加趋于透明化,减少了信息不对称的产生。
根据以上所述,本文将分析医疗费用预付制下,医方与患者之间的博弈。采用预付制后,医患之间的信息更加透明,同样假定:双方之间的博弈是完全信息下的静态博弈。医方仍旧有两种行动可供选择:进行诱导需求与不进行诱导需求。患者也有两种行动可供选择:要求正常治疗与要求过度治疗。因此,医患双方在各自行动下的对局情况也可以形成一个2×2的矩阵,如表2所示。
为便于分析,同样对医方与患者的博弈所得作出假定:第一,在患者要求正常治疗的情况下,医方不对患者进行诱导需求,均提供正常的医疗服务对患者进行治疗时,医方所耗费的医疗成本为3;若医方对患者进行诱导需求,因为多消耗了一些医疗资源,医方的医疗成本增加至5。第二,在患者要求过度治疗的情况下,医方不对患者进行诱导需求,由于使用了更好的治疗手段和药物,所消耗的医疗成本为4;若医方对患者进行诱导需求,在与患者要求过度治疗的共同作用下,医疗成本上升到6。第三,由于预付制相当于确定了一个定额的支付标准,因此假定患者的支付定额为4。
由上述条件可以计算得到:当医方不对患者进行诱导需求,患者要求正常治疗时,患者的博弈所得为-4,医方的博弈所得为4-3=-1;当医方不对患者进行诱导需求,患者要求过度治疗时,患者与医方的博弈所得分别为-4和0;当医方对患者进行诱导需求,患者要求正常治疗时,患者与医方的博弈所得分别为-4和-1;当医方对患者进行诱导需求,患者要求过度治疗时,患者与医方的博弈所得分别为-4和-2。
运用相对优势策略下划线法可以找出,该博弈中存在着两个纳什均衡,分别是(不诱导需求,正常治疗)和(不诱导需求,过度治疗)。再对这两个纳什均衡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不诱导需求,过度治疗)这个纳什均衡其实是不稳定的。在医方不进行诱导需求的情况下,患者选择正常治疗或是过度治疗对患者来说是无差异的,但对医方则会产生不同影响。若患者要求过度治疗,医方所得0,收益与成本正好抵消;若患者选择诱导需求,则医方所得为1,大于0。
因此,医方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虑,会尽可能地影响患者的选择,例如向患者解释正常治疗与过度治疗的效果是不相上下的,或是只向患者建议采用正常治疗的手段等等,从而使患者所采取的行动为正常治疗。最终,医方与患者之间的博弈只存在一个稳定的纳什均衡,就是(不诱导需求,正常治疗),此时医方与患者的博弈所得分别为1和-4,双方也都没有改变自身行为的动机。因此,采用预付制的支付方式对医方和患者行为产生的影响是:医方不进行诱导需求,患者在医生的建议下选择正常治疗。医方与患者的行为均受到约束,医生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不对选择开大处方、诊断升级、重复治疗等对患者进行诱导需求的行为,从而是医疗费用开支得到控制。
通过对医方与医保机构间的博弈分析,以及医方与患者之间的博弈分析,可以看出:医疗保险支付方式采用预付制,相当于给医方施加了一个“紧箍咒”,减弱了医方对患者进行诱导需求的动机,使其行为从诱导需求转变为不进行诱导需求,从而有效约束医疗费用的不合理增长。另外,实行预付制使得医方与患者之间的信息透明度提高,减少了信息不对称的产生,对控制医疗费用支出也大有裨益。这也给我们带来一点启示:医疗服务市场中信息不对称程度越严重,则医疗费用支出越易受到医方的控制和操纵。只有通过信息披露,提高信息透明度,才能够消除信息不对称,合理约束医方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