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款保险制度风险管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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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存款保险制度在我国刚刚建立，本文首先对存款保险制度运作机制进行了解读，根据银行风险度量的指标联系存款保险制度中的差别费率，认为差别费率可以根据银行不良贷款率、贷款损失准备占贷款总额的大小来最终确定。显性存款保险制度的道德风险问题普遍存在，对此提出风险管控建议。

【关键词】存款保险；道德风险；激励框架 

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深化进入到最后阶段，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存贷利差缩小，中小银行在激烈的竞争中求生存，经营管理不善就会给自身带来破产的风险，利率市场化考验着各存款机构的自主定价能力、内部治理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在银行业“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中，存款保险制度在维护市场的有序稳定运行方面起到了安全网的作用。银行破产倒闭，通过合法程序退出市场，避免了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累积，同时存款人的存款也能得到全部或者部分清偿，维护了存款人的信心，化解了行业危机。从这个意义上看，存款保险制度不仅是金融业一项基础性的制度安排，也是利率市场化防范和化解风险必不可少的制度保障。

一、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运作机制

存款保险制度最早是在美国建立的，经过80多年的发展，显性存款保险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已趋于成熟，我国在借鉴国外制度设计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存款保险制度，在具体的运作机制上有自身鲜明的特点。我国存款保险基金从构成上来说，没有原始资本金，全部基金来源于投保银行的保费、存款保险基金的投资收益、清算破产银行分配的财产。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具有以下权力：一是根据投保机构的存款规模和结构计算投保机构的适用费率。二是有权核查投保机构报送资料的真实性，监测投保机构的风险，适时调整费率。三是如果投保机构出现较严重的问题，对投保机构提出风险警示并告知银行监督管理机构。四是我国存款保险制度接近国际主流的“风险最小化”模式，除了对破产银行的接管、清算的权力，还有对所有存款机构的事前监管权，并与人行、银监会实现信息互通，能够及早对银行过度冒险行为进行纠正和风险处置，避免银行风险积累。存款保险基金主要运用于在投保机构出现信用危机时给付保险金，可以是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直接偿付存款人，也可以是委托其他合格的投保机构代为偿付，还可以对破产金融机构实行接管或者给合格的投保机构提供资金担保促成机构重组。一方面，各大小投保机构缴纳的保费注入存款保险基金，另一方面，存款保险机构行使赔偿职能资金流出存款保险基金，稳定的余额作为闲置资金可以投资于政府债券、央行票据等债券类工具。

二、银行风险与差别费率

我国存款保险制度刚刚建立，目前实行对于不同的存款机构实行的是单一费率，但是很快将过渡到国际通行的差别费率制度。差别费率的厘定应该与银行的风险挂钩，风险大的存款机构相应地承担较多的保费。衡量银行风险程度主流的指标是Z值，它衡量的是银行“距离破产有多远”，也可以理解为信用风险或者违约风险。Lepetitetal.（2008）和黄隽（2010）将Z值定义为银行亏损小于净资产概率的估计量其中，μit和σit是第i家银行ROA的均值和方差，kit表示资本占总资产的份额，显然，Z值是在股票收益波动率的基础上，加入了财务指标，因此，是一个综合性的指标。Z值小于σit，破产的风险大幅增加；Z值等于零时，银行进入破产清算程序，总的来说，Z值与银行的破产风险呈现负相关关系。其中，CAR表示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资本充足率越高，银行的破产风险就越小，Z值也越大，这与之前的评判标准一致。加之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计算对不同的风险资产赋予了不同权重，是目前为止衡量风险资产很科学的方法。由于Z值的波动跟银行风险的大小不是线性关系，根据Z值来确定差别费率还需要很多后续的研究工作。考虑到影响银行风险的重要渠道———信贷渠道，银行不良贷款率、贷款损失准备占贷款总额之比也被认为是衡量银行风险的重要财务指标。用这种衡量方法具有一定的准确性和简便性，银行保费的差别费率可以根据银行不良贷款率、贷款损失准备占贷款总额的大小来最终确定。目前，我国宏观经济疲软，企业的经营状况恶化，直接导致了银行不良贷款率节节攀升，其中，农商行的不良贷款已经超越2%的警戒线，是主要的风险点。为了防范个别银行的信用风险爆发，差别费率的制定势在必行。

三、道德风险的问题

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与上世纪30年代美国的经济大危机密不可分。危机中总共有超过9000家银行破产倒闭，占到银行总数的三分之一，涉及存款金额80多亿，严重损害了存款人的利益。为了维护存款人的信心和遏制银行挤兑风潮，政府成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储蓄贷款协会，建立起存款保险制度。然而，80年代银行业的储贷危机证明了大方的存款保险制度是道德风险的根源之一。MatutesandVives（1996）认为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使得投保银行进行高风险投资项目时，不需要给存款人支付额外的利率作为补偿，银行为了获得更多的盈利，就会承担过度的风险，从而扩大了单个银行的不稳定性。因此，存款保险制度实现削弱储户挤兑的同时，产生了激励银行冒险行为的道德风险。AsliDemirguc-KuntandEdwardJ．Kane（2002）认为存款保险的作用是有限的，强调道德风险激励与存款保险过度普遍的覆盖有关。此外，他还研究了存款保险制度与银行稳定性的关系，把制度环境作为影响因素，认为对银行系统的审慎监管能够限制道德风险的产生，而在监管无效的情况下，存款保险制度的负面效应较大，要谨慎引入。GroppandVesala（2004）对欧洲银行的存款保险、银行牌照价值、对次级债券持有者的监控与银行冒险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一是存款机构次级债券的比例可以作为市场约束限制道德风险和银行过度冒险行为。更进一步，次级债券比例高的存款机构更倾向于控制风险，而次级债券比例低的存款机构对于存款保险的反应是增加其杠杆比率。二是具有较高牌照价值的银行反对额外风险（虽然不反对更高的杠杆），不管金融安全网的监管是否严格。三是系统重要性银行（toobigtofail）的风险倾向与存款保险制度引入没有必然联系，存款保险制度的安全网界限只对规模较小的银行是可靠的。Angineretal.（2013）对2004～2009年间96个国家4019家银行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存款保险、银行风险和系统脆弱性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大方的金融安全网络增加了银行风险和系统脆弱性，在金融危机前的2004～2006年间存款保险制度的道德风险效应以致产生危机，然而在危机期间，有存款保险覆盖的国家的银行风险更低，系统稳定性更好（稳定效应）。最后，他们发现全部样本中存款保险的整体效果依然是负的，这表明相比于存款保险在金融恐慌期间的稳定效应，由于道德风险产生的失稳效应更大。更进一步，根据银行监督质量指标进行分类———Barthetal.（2008）将银行监管当局的权力赋值0～14，实证结果发现，对于监管质量高的银行，存款保险制度在整个样本区间内能够降低银行系统风险。

四、构建适当的激励框架

存款保险制度的道德风险问题是始终存在的，如何从制度设计上减少道德风险，存款保险制度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维护金融系统的稳定，一直以来都是国内外学者不断探索的问题。目前，显性存款保险制度已经从强制性、限额偿付、差别费率和“风险最小化”模式等方面进行了改革，但是，市场监督、当局监管等外部治理因素也需要配套改革，共同构建银行系统的激励约束框架，管控道德风险。存款人可以通过要求更高的利率、取出存款、卖出存款机构的股票等行为对存款机构的不良经营管理行为起到约束作用。这种市场约束的有效性取决于银行信息披露的透明度，以及对于投资者的法律保护制度的健全程度。银行较之其他企业，风险更具隐蔽性，贷款质量不易观察造成贷款风险的积累，如果一家银行接连出现贷款坏账，结果可能一夜之间倒闭，美国雷曼兄弟的破产也是如此。因此，银行及时、准确、全面地公开信息是十分必要的。投资者可以根据银行资产安全状况、盈利能力、流动性状况、资本构成情况以及贷款投向和金融衍生工具带来的市场风险进行多层次的综合评估做出决策，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盲目挤兑发生。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应该发挥其独特的监管职能，避免与央行、银监会重复监管。具体来说，央行在问题银行申请破产后充当“最后贷款人”角色，银监会对存款机构进行日常合规性监管，而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具有提前处置权，即对发现的问题采取有效的预防和纠正措施，比如罚款、追加保险金甚至免除存款机构参与存款保险资格。央行负责收取各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而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负责收取存款保险基金，需要彼此相互协调确保不会给存款机构带来过重的负担。监管当局需要建立有效的信息共享制度、联合检查制度和紧急磋商制度，执行对银行的全面风险监控和职能管理，比如更换管理团队，来共同约束银行审慎经营、合规操作。

作者：宋宜璞 贺琦 单位：山西财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