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哲学中成人教育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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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政府论·下篇》问世以来，学界对约翰•洛克的政治自由思想以及基于这种思想的三权分立、人民主权理论一直保持着独有的浓厚的兴趣。《政府论·下篇》中所具有的吸引力部分是源自于该理论本身所具有的独特魅力，但不可否认的是，从某种极其真实的意义上说，这种独特魅力是1688年的英国“光荣革命”和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所赋予的。对于那些渴望挣脱暴政奴役——无论是现实世界还是精神世界中——的人们来说，他们最为关注的是：洛克那看似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理念以及这种理念在英国“光荣革命”和美国《独立宣言》中所发挥的威力究竟是历史的巧合还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真理？从一些社会尝试移植洛克式的政治制度（三权分立、人民主权等）的结局来看，这种看似美好的制度似乎并不是在任何土壤都会开花结果。这就促使人们进一步思考：洛克自由主义政治、宗教、哲学以及他的法权、人权、民权思想真正的根基在哪里？这个问题的答案直到人们开始将目光转移到洛克的教育思想上时，才能明确给出。洛克的成人教育专著《理解能力指导散论》出版于1706年，也就是洛克去世两年后,洛克曾打算将其作为《人类理解论》的序言，该作曾被罗德·金(LordKing)认为是洛克所有的著作中“最有用的，最具有可践行性的著作”，赫尔姆（Hallam）也曾这样说过：“我真的不能想象在一个理性能力已经得到发展的年代，竟然会有父母会没想到要把这本小册子放到小男孩的手中。”[1]（PP5~6）洛克成人教育的主旨是通过揭示偏见的形成过程来引导成人进行自我启蒙，摆脱无知和偏见的束缚，获得人格的自主和独立，这种自主、独立、理性的品格正是洛克的自由政治、宽容宗教所必须的前提条件。

一、洛克的“成人无知论”

从古至今，人们总会抱怨社会的堕落和罪恶，好像社会是独立于我们而自在的一个他者，事实上，社会不过是由每一个现实的个人组成的共同体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社会已变得罪恶和堕落，那么组成社会的每一个人特别是成人对这种堕落和罪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具体来说，洛克将成人无知的社会危害性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由于抛弃理性而陷入的无知：这主要是针对大学教授以及那些著书立说的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高层知识分子”，从古至今，这些人是社会文化的领导者和阐释者，也是社会的精英阶层。如果这些人一旦抛弃了自己的理性，谄媚于自己和暴君的野心和虚荣，那么对社会的危险性将是不可估量的。但是，洛克并不指望唤醒这些人的良知，而是希望通过拆穿这种“无知”的实质，让人们“自知自己的无知”，即：发现自己当初所坚信的某些信条，只不过就是这些野心家灌输给他们的某些偏见，其实，当初霍布斯提出要“净化大学”的主要动机也在于此；第二种是针对社会普通公众由于陷入自己的偏见而导致的“无知”而言的。在洛克看来，偏见来自于两个方面，“习得的偏见和自我的偏见，”[2]（P27）引导人们摆脱这自我偏见，通达“不偏不倚”的中立状态，并自觉按照《人类理解论》中所提出的理性原则进行自我启蒙，是洛克成人教育的关键部分。

二、有知者的无知及其社会危害性

在《政府论•下篇》中，洛克惊讶于博学的费尔默对绝对主义暴政表现出的那种狂热的“忠诚和谄媚”，[3]（PP1~2）也感慨于那些无知而狂热的众人自愿地为暴政“慷慨赴死”的可悲可笑，洛克用整个《政府论•上篇》来揭穿费尔默文过饰非背后的“野心和贪欲”。[4]（P2）其实，早在公元前5世纪，苏格拉底就瞥见了隐藏在诡辩家言辞中的残暴和贪婪，他的“灵魂助产术”针对的正是一个“具有暴虐灵魂组成的阶层，他们不是作为统治者，而是作为教师、演说家、小说家、诗人——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知识分子潜入人们的公共生活世界的”。[5]（PP153~154）洛克在费尔默《先祖论》的字里行间看到了这些暴虐灵魂的影子，当然，洛克并不认为费尔默是孤军奋战的，早在1660年，洛克就开始揭露费尔默之流，亦即那些自称为宗教精英和政治精英的暴虐之徒们如何利用所谓的“天赋观念”“天赋原则”“天赋倾向”“普遍同意”等谬论来控制俗人的灵魂，为暴政和宗教迫害者辩护。洛克深刻地意识到，一百年的战争就是这些居心叵测的宗教和政治精英们所挑起的，他们反复灌输给无知的信徒们所谓的天赋倾向、观念和原则，从而挑起战乱和纷争：“有的人既然装作是教师和宗匠，因此，如果他们以‘原则是不可追问的’这个原则作为一切原则的原则，那对于他们是有很大利益的。因为他们既然确立了天赋原则这样一个教条，他们的门徒一定不能不把一些原则当作天赋的而加以接受。这样一来，就使得他们的门徒废弃了自己的理性和判断，并且不经考察就轻易信仰那些原则了。在这种盲目信仰的情形下，他们的门徒就更易于受他们的控制，更易于受他们的利用，因为他们正是专以教训人、指导人为能事，为职司的。真的，一个人如果有权威来各种原则、来教授不可反驳的真理，并且使他人把他别有用心教人的原则认为是天赋的，那他在别人身上所有的权力亦是不小了”。[6]（P65）洛克对“有学问的无知”状态之原因的揭示与培根在《新工具》中对陷入“四假象”[7]（P21）迷雾的成人的无知的阐释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相对而言，洛克的分析更加精细，洛克在《理解能力指导散论》中所提出的“不偏不倚”和“审查原则”不仅仅具有哲学意义、教育意义更具有政治意义和宗教进步意义。洛克希望能够用理性教育的手段来培养人们的理性能力，让他们能够学会独立判断，学会不偏不倚地思考问题，学会辨别出潜藏在一切著作中的真正意图和价值。这就是他之所以撰写《理解能力指导散论》的主要目的。摆脱偏见所造成的无知，是洛克对所有自认为自己“发明”了真理，并宣称他人思想为谬误和偏见的所有知识分子提出的忠告。

三、公众的无知及其社会危害性

这里所说的公众用洛克的话说就是那些“十有八九的常人”，[8]（P1）这些人在精英主义教育家比如卢梭那里，被当作是“人类畜群”，在尼采那里，被看作是“末人”，但是在洛克看来，这些人并不是不可教的，他们并不因为处在社会分工的底层，就必然处于道德的低端，只要通过适当的教育，这些人依旧可以过一种现世的自由的幸福生活，帮助这些人摆脱无知是洛克撰写《理解能力指导散论》的主要目的之一。洛克揭露了这些成人陷入无知的客观和主观原因：第一，他们根本就很少推理，而是按照他人的例子行动和思考：“他们得出结论依据的只不过是一些未经反思的某一个或几个法则，这些法则无论对错，一直控制着他们的思想和心智，如果没有这些法则，他们就会完全迷惑不清，如果让它反思或者放弃这些法则，改用自己的理性，他们就会把这些格言和所有一切的真理都统统放弃，宣称根本就没有确定性这件事。如果你要试图扩大他们的思想，并尝试着教会他们一些更加理性和确定的法则，他们不仅不会理解这些法则，更不知道这些法则究竟有何用途”。[2]（P21）；[9]（P43）第二，“用热情代替理智，让热情支配他们的行动和言论”，他们“不用自己的理智，也不倾听他人的理智，仅满足于适合他人兴致、兴趣或者政党”，“他们假设如果某个首领是好人，所以，他们的信条就是正确的；如果某个宗派的意见被认为是错误的，他们就认为这个宗派所有的信条都是谬误；如果某个信条久已被人们接受，他们就会断定这个信条是正确的；如果某个观念是新的，他们就假设这个观念一定是谬误”。[2]（P17）第三，懒惰：由于天性的“懒惰”，很多人可能有这个机会却缺乏这个意志“循规蹈矩地按照理性的原则，考察各种意见，直到他们作出具有最充分的证据所支撑的决定为止”。[2]（P72）第四，不可避免地受到一种“得势的情感”的控制。[6]（P397）通过揭露产生无知的原因，来寻找摆脱无知的方法是洛克成人教育的首要任务，当将偏见从人们头脑中清除出去后，人们通过一种“不偏不倚”[2]（P29）的方法，按照《人类理解论》中所提出的理性法则进行思考和行事，就能成为一个理性而自由的公民。洛克乐观地论述道：“每个人都带着一块理性的试金石，如果他善于利用，就能把货真价实的黄金和表面发光的东西分辨开来，把真实和表象区别出来。这种试金石的用途和利益也就是每个人天生理性的用途和利益，是那些想当然的偏见、傲慢和臆断和心智的狭隘，才使得这种高贵才能损坏和散失”，“每个人都知道他自己本身的事，而且他还知道别人对他寄予了什么期望……如果他肯反思自己的狭隘并充分利用自己周围可以帮助的力量，他会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来充实自己……他的心智就会得到加强，他的官能就会得到改进。”[2]（P12）洛克进一步指出：“我们每个人天生就具有几乎能做任何事情的诸多官能和诸多能力，这些官能和能力能带给我们的利益比想象的还要多”，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在于是否能够发挥这种能力，“一旦这些能力经过练习，它能给予我们做任何事情的能力和技巧，并将我们引向完美”。[2]（P14）当狂热的民众为了各自所谓的“真理和真正的信仰”而相互厮杀时，洛克也深刻地感受到了民众愚昧的社会危害性，但在他看来，公众的无知需要的是哲学家的帮助而不是诅咒。洛克在其成人教育专著《理解能力指导散论》中，挑战了潜藏在成人心智中的所有先在权威，包括理智的、政治的和宗教的，将人心还原为一块中立的不偏不倚的“白板”，试图重新构建新的理性秩序。尽管在洛克看来，成人的无知比儿童的无知更难以教导，[2]（P70）但他相信对于成人的教育可以将他们从盲从和迷信的无知深渊中解救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洛克是当之无愧的“英格兰现代教育之父”。[10]（P403）

四、结语

洛克的成人教育理论中隐含着一套对社会思想进行重新整体控制的控制论体系，这是他的社会控制论中最为基础的一部分。进一步说，他在《理解能力指导散论》中对成人的思想进行教育的过程，与成人学会按照《人类理解论》中所提出的理性法则行事的过程，以及父母学会按照《教育漫话》中所提供的教育方法教育子女的过程，三者本质上就是洛克按照理性法则重新控制人的“同意”[3]（PP169~170）的过程。而人的“同意权”正是他在《政府论》中所倡导的自由政治的“合法性来源”。[3]（P74）显然易见的是，洛克的这套全新的社会控制论能否奏效的关键就在于：能够将现实中无知的成人教育为按照理性法则行事的自由人。与那些将民众宣布为无知的，把自己当“神人”或者呼唤“超人”来拯救世界的精英主义教育家相比，洛克无疑是真诚而平和的。尽管洛克也真实地感受到了无知成人引发的种种暴力和迫害，但他相信理性的力量不仅能去除人间的暴君，也能够去除心灵中的暴虐和野蛮。总之，洛克对成人无知及其危害性的揭示，不仅具有教育意义，更具有政治意义和道德意义。

作者：侯晓丽 单位：西安科技大学思政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