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公众视野下城市雕塑及公共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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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塑艺术是伴随着思想观念转变而发展的一门视觉艺术。进入城市现代化时期，中西文化思想在当代的碰撞、转换与创新成为澳门城市雕塑创作理念的主要内容。现代雕塑技法的选择与运用需要考虑很多因素，在具体创作中既要注重提高艺术审美力，又要符合大众审美需求，并充分考虑到所选材质的可塑性和空间创造性。更重要的是，还要因地制宜地结合实际情况，考虑雕塑所处环境、所处城市的风格与审美。分析澳门城市雕塑的特点和风格须从具体雕塑形象着手。现代雕塑的主体对象为人物，虽有一些抽象的实验雕塑，但以历史人物、名人和宗教人物雕刻占据着主要地位。如：孙中山、林则徐、妈祖像等。近年来一些具有公共意义上的现代雕塑概念才陆续出现。澳门现代雕塑在风格上融合了西方现代雕塑简练而理性的造型语言；同时继承了具象和概括性的传统雕刻特点，彰显出澳门地域独特的文化特征。这创作手法既不是炫耀华丽的雕塑语言技巧，也没有复杂的主题内容构成，而是追求质朴、纯粹的精神性，彰显的是澳门人单纯善良、热情好客的性格与生活的方式。

一

澳门回归以来其城市雕塑进入了飞速发展阶段，原来供奉于室内雕塑或雕刻被移置室外展示，再面对大众审视的语境下其意义亦有所不同，其雕塑的“公共性”也由此展现出来，具有了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开放、民主、自由和共享的社会属性。按哈贝马斯（JürgenHabermas）的理论系统来看，公共性非是行使公共权力的部门，而是建立在成熟的社会关系中，具有一定的批判功能的公共话语。当然，澳门城市雕塑空间的雕塑作品是否具有批判意识的公共性，留待做进一步深思和探讨。澳门城市空间竖立几类重要的大型城市公共雕塑。其一是由国内雕塑家、设计师参与创作具有符号性的澳门城市雕塑，如在金莲花广场由郭宝寨所作的《盛世莲花》即是一例。这件作品是1999年迎澳门回归的标志性雕塑，其高6米，主题花直径达3.6米，青铜制造，表面贴金装饰，基座部分由23块红色花岗岩叠加组成，寓意澳门三岛，莲花作为特区区花象征着澳门繁荣昌盛。其二是由葡萄牙雕塑家拉国·亨利克作的雕塑《融合门》矗立澳门西湾大桥海中，四根高40米立柱，钢筋骨架，表面铺黑色花岗岩及葡式碎石，现代雕塑表现语言包含天、地、水、力，表达和平与爱心，寓意融合两种文化与文明和谐融合理念。其三是表现澳门民俗风情和宗教信仰类的雕塑作品，如耸立在路环叠石塘山顶，由梁晚年所作澳门世界最高的妈祖像雕塑《妈祖》，寓意澳门吉祥顺意，成为妈祖文化的信仰中心；还有由葡萄牙雕刻设计师李洁莲（CristinaRochaLeiria）的《望海观音立像》（澳门新口岸填海区域），铜像高21米，30余件铜铸件构成，莲花底座风格融合了葡萄牙与中国的形象特点，该作品虽是观音形象而非传统东方面孔，是以西方视角塑造出来圣母形象，但在造型上则挪用了明清时期的观音外形来替代西方雕塑造型。澳门纪念性城市雕塑记录了历史名人、共同信念以及澳门重大事件和历史关键阶段变化的符号性所指，其造型语言上有圆雕、浮雕等创作手法，风格表现上将典型人物、场景以代表性的图示与构成方式加以展现。澳门镜湖医院、国父纪念馆和孙中山公园的《孙中山医生》的铜像，由潘鹤、牧田祥哉等不同雕塑家在不同时期完成的有名作品；以及如由唐大禧、林彬所作《林则徐》雕像，俞畅的《郑观应像》和《冼星海》铜像等皆是新一代澳门雕塑的代表之作。与之相反，澳门主题性公共雕塑类型则较少，典型的如《胜利在望》和《壮志凌云》，是由澳门本土雕塑家廖慧兰所作，材质为玻璃钢仿铜，表现手法追求现代几何性特点；另一件是由曹国昌创作的雕塑作品《扬帆》，其采用合金和铸铜材料，作品体现了“齐心合力、共创未来”的理想。由上述可见，澳门城市雕塑发展的内化与外延特征显著：博采众长、撷取图像符号的雕塑语言，创新提炼代表性符号；其次，体现出其城市雕塑作品的本土文化精神价值中的象征美学，这一特点也代表了此区域的民族情感、宗教信仰和审美品位。

二

一件优秀城市雕塑作品除了具备独特的造型语言外，还要有创新的思想观念并形成自身的典型风格。现代城市雕塑作品是在不断创新雕塑语言中，将精神性的符号置于文化审美空间里体现出其艺术价值。城市雕塑艺术的历史发展过程即是雕塑技艺与观念更新过程。当艺术发展至当代阶段后，思想观念成为一件作品表现的首要对象，并赋予其时代精神和美学理念，以此与公众产生思想的互动性。而在对大众审美教育上雕塑艺术媒介的传播既要符合特定的文化环境，也要重视到观看者的精神与心理需求。城市雕塑作品的色彩、造型、材质、表现手法与思想观念是相辅相成的，现代城市雕塑在理念上呈现出符号性及图像的解构性，无论艺术家身份背景如何迥异，在雕塑观念寓意和风格形式上追求至美至善的艺术价值是一致的。“西洋自埃及、希腊以来的传统画风，是在一幅幻现立体空间的画境中描出圆雕式的物体。特注重透视法、解剖学、光影凸凹的晕染。画境似可走进，似可手摩，它们的渊源与背景是埃及、希腊的雕刻艺术与建筑空间。”[1]在西方雕塑传统中也存在对绘画因素的借鉴和运用，如中世纪的木雕中着色是普遍的做法。从印象派开始很多雕塑也向绘画靠拢的倾向，如罗丹雕塑所表现出对绘画笔触般的痕迹和闪烁光影的追求，但是直到现代着色才真正进入西方雕塑家们的视野。城市雕塑在进行空间上的视觉实验不仅要考虑与雕塑本身相关联的空间作用，还应包含对自然、空间和人的互动关系的思考，尊重当地的地域文化特征，充分挖掘本土历史、宗教、民俗符号语言，结合雕塑形态、创作环境、创作对象及作品的受众群体，将典型的精神性符号融入环境雕塑中，为大众提供精品城市雕塑力作和崭新的艺术审美效果。因此，与置于室内狭小空间不同的是，近年来很多城市雕塑往往是大型或超大型的，其所放置的环境也都是室外大空间和与大自然结合的综合空间。值得注意的是，地域文化与现代城市雕塑的关联性至关重要。澳门城市公共空间的现代雕塑具有实验性。其无论是在媒材、表现手法和观念传达上，还是发展新媒材和技术上融合中西不同手法，展现出西方现代雕塑的创新意识。澳门在回归之前其城市雕塑创作在某种意义上吻合其特殊的城市语境，而在回归之后，城市雕塑成为这座城市展现新的历史时期的地标和视觉表征，具以下几个特征。其一，挖掘地域文化资源，继承中西融合。在创作城市雕塑时充分提炼、发挥澳门地域文化中独特而富有张力的资源优势，鼓励民众的文化归属和情感认同，只有这样城市雕塑创作才能将其时代感、认同感展现出来并加以升华。对澳门地域文化的解读也要基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不同时代特征，满足当代人的审美和精神需求，体现出的可持续性、唯一性和代表性的文化属性和地域文化价值而被本土大众所接受。其二，文化品牌层次的深化。作为有着国际化特征的城市，城市雕塑能够最直接地体现澳门独特的地域文化标志性特色。城市雕塑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地域文化的展现，地域文化为城市环境雕塑创作提供设计元素，并通过精细化的历史文化考证、挖掘出典型性故事数据链条，进行必要的创作素材的整理和主题确立，深化细节和提炼关键艺术元素，进而实现创作出具有精神象征性的作品。其三，城市雕塑的文化界定。澳门城市雕塑的创作基本上符合其地域文化特性，包括特定区域的生态、民俗、传统、习惯等。在特定历史城区和商业街区的区块内，采用田野调查式和参与式观察等方法，并综合文献材料因素选择如具有装饰性、互动性、建筑性或纪念碑式雕塑，还是主题群雕等形式加以展现，这体现出中西不同却又在艺术语言上相通的文化特征。其四，城市雕塑融入大众生活。澳门城市雕塑的视觉空间营造经历百年历史沧桑巨变才绽放其魅力色彩，作为城市文化重要载体的城市雕塑，在日常化的生活场景中，其社会功能性与普通大众审美互动的贴近成为客观现实，在这一过程中，艺术家个人风格变得似乎不是那么重要了，而那些竖立在城市空间集体记忆中具有精神象征性的媒介符号已悄然融入了大众的心灵之中，成为自然而然地影响、塑造澳门大众社会思想的精神与物质营养。

三结语

进入“公共空间”的现代雕塑重要特征与现代城市的兴起有着直接关系，雕塑家们参与社会城市规划和建设中，通过城市雕塑的形象塑造来完成社会参与和价值要求。这一群体在整体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其创作出的雕塑作品符合这一时代思想观念的转换与文化属性特点。反观来看，公共艺术的兴起和城市文化的成熟也为雕塑语言和思想改造提供一个可阐释的理由。现代社会的分工细密让雕塑家的身份得到充分尊重，民间、学院，本土和外来不同层次和维度百花齐放，城市雕塑的发展至今也进入了一个全新时期。澳门城市雕塑发展在继承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上创新了雕塑的媒材、语言和价值观，保存着民族的性格、心理、血脉、信仰和精神。当然，无论是西方的古典艺术或东方的传统艺术都应该被包含在内，多元融合是澳门文化发展的艺术特征；其中蕴含着规则、道德、风俗和法律的行为规则也为雕塑家创作提供文化背景中的思想支撑。城市空间的场域为雕塑形态的置入和进而引申到公共文化的讨论提供了广阔的公众平台。日常社会生活的种种习俗形态和文化环境的时代转换产生了一定的互动作用，当代精神性的符号特点被提炼出来用以艺术创造。雕塑家找到发挥艺术价值的新媒介语言，并将审美情趣、文化信仰和创新意识融入其中，反映出城市生活和历史发展丝丝相扣的客观性与合理性；与此同时，它又蕴含了艺术家锐利思想和心灵独白的主观性创造。澳门的城市雕塑在各民族文化语言流变的相互交流与融合中，促进了其区域文化的认同感，并在传递这份情感上起到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参考文献

[1]宗白华.艺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04.

作者:顾跃 胡新地 单位:澳门科技大学福建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