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学审美批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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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剥离“政治论”审美思维，探究文本内在丰富的美感

以往由于传统政治的影响，往往习惯按照特定时代的政治色彩理解与解读作品，结果因为过分注重政治性而丧失对文本本身的关注，造成解读文本出现千篇一律、千人一腔的尴尬情形。值得欣慰的是，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反思传统审美方法，开始尝试采用比较探究的方法还原文本的真实之美，逐渐改变传统的审美习惯，拓展了我们的解读内涵，也更加接近作者初始的创作意图，更为准确地理解作品。关于《阿Q正传》，鲁迅的写作目的主要是描绘出阿Q的“精神胜利法”，“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灵魂来”，“以暴露国民的弱点”，因此，《阿Q正传》的原创主题其实就是批判“阿Q的精神胜利法”。但是，对于热衷于政治论者，却认为《阿Q正传》的创作主题是揭示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即“革命不关心农民，农民不理解革命”。这一点在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写道:“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运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周扬也说:“辛亥革命没有给农民以真正的利益，没有依靠农民，启发他们的觉悟性和积极性，引导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这就注定了辛亥革命的必然失败。”现行教参将这个观点引进了《阿Q正传》，结果很多教师在教学《阿Q正传》的时候，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引用这些观点，并将这些观点输送给学生，影响了学生准确解读与理解文本。倘若我们进一步研究，就会发现“揭示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的观点拔高了小说主题。首先，什么是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是指在经济上拥有一定实力，在政治和思想上也比较成熟的资产阶级推翻封建势力的革命。革命的目的是追求自由、民主、平等。而阿Q的革命观是报私仇、抢金钱和女人。阿Q根本就不是资产阶级的一员，也根本不具备资产阶级革命条件。资产阶级阵营也不会邀请阿Q这样的农民参加革命。其次，鲁迅也认为此后再有革命，阿Q这样的革命党还会出现。鲁迅在《<阿Q正传>的成因》中这样解释;“据我的阿Q的命运，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

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这段话反映了作品“挖出病根，以引起疗救”的根本目的。这和鲁迅《故乡》、《药》等作品“暴露国民弱点”“改造国民劣根性”的主题是一致的。倘若让阿Q这样愚昧、落后的农民革命成功了，其结果只能是从一个黑暗进人另一个黑暗。无独有偶，巴金1942年创作的散文《灯》，也被政治论者披上过多的政治色彩。语文教参是这样介绍《灯》的背景的: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最艰苦的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对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动了野蛮的“扫荡”，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反共反人民，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统区内，进步力量受到了严重摧残，这一局势，使人民倍感生活在黑暗之中。这些观点乍看很有道理，而且也可以对《灯》进行牵强附会的解释。实际情形并非如此。本文写作时间是1942年2月，皖南事变已经过去了一年多了，国共形势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作者此时再去撰写鼓舞人心的文章似乎不合常理。如果客观考察1942年2月前后的国际形势，同时结合作者自己的阐述，就会更加容易而且准确地理解创作主题。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损失惨重，不到两个月，美国在菲律宾的十万部队两万战死，八万人投降。英国不到一个月就丢失了香港，东南亚各国也相继落到日本人的手里。

国际舆论对日本法西斯的暂时胜利无不侧目。很多国人也对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产生了动摇，甚至还流传“亡国论”。对于国内外的形势，巴金先生有清楚的阐述。他1942年2月在《废园外》后记中说:“这些天里，笼罩在太平洋上的暗云紧紧地压住我的心，一定是它做了火种。我听够了叹息和疑虑的询问，我看够了报纸上可怕的标题。我的心反抗着，我的信念坚执着。我怀疑过将来么，我相信恶势力的胜利么?我愿意在侵略者下面低头么?不，这不可能。我的心始终在反抗。因此，它燃烧起来了。”巴金先生这段文字是在仔细分析国内外形势之后的真实感悟，也正是在这种思想状态下他创作完成了《灯》。如此一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灯》的真正主题，那就是作者坚信抗战是一定会取得胜利的。文章的结尾写到:“我想着，想着，不觉对着山那边微笑。”“山那边”传统的理解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如果广泛深人了解历史，就明白“山那边”不仅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也有国民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民间自发的抗日武装，还有全世界其他国家的抗日武装。这样文章的内涵就丰富了，艺术美感也增强了，也更加接近作品的原旨。由此可见，为了更好培养学生审美批判能力，丰富传统文本的内涵和艺术美感，教师需要引导学生揭开政治面纱并加以比较探究，体味文学的丰富美感，产生新的审美趣味，提升审美能力。

二、灌注人文情怀，复活人物形象丰富的审美性

培养学生的人文关怀是语言教学的重要任务。我们不再像作品中的看客嘲笑孔乙己，而是对其不幸寄予同情和怜悯;不再对玛蒂尔德严厉批评与指责，而是同情她悲苦的命运。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丰富而复杂，尤其传统意义上“十恶不赦”的人物，由于受传统势力的影响，他们身上残忍、冷酷、自私的一面凸显，但他们往往也是受害者，其性格中还有未泯的人性。因此，我们需要引导学生给予这些人物以一定的人文关怀，从而培养学生健康高尚的思想，正确地树立自己的人生观。对于《雷雨》中的周朴园、《装在套子里的人》中的别里科夫等人物，我们只有给予一定的人文解读，才能使学生立体地评价人物，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我们通过比较周朴园和诗人陆游的相同经历，给予周朴园一定的人文解读。陆游被迫休弃唐婉后，娶王氏为妻，但对唐婉一直念念不忘。《钗头凤》和《沈园》成为千古绝唱。陆游对唐婉的怀念，洋溢着高尚的光辉，这使他的人格一次又一次地升华，从没有人怀疑陆游感情的真实性，也没有人要求他像焦仲卿那样“自挂东南枝”。对陆游，人们只有同情，没有半点指责，也没有人说他虚伪，因为他是爱国诗人，人格近乎完美。而与之在爱情上有相同经历的周朴园，对侍萍的怀念一直被认为是虚伪的，其主要原因在于周朴园是资本家。虽然周朴园身上有那个时代资本家的铜臭味，但他身上也有未泯的人性，再联系《雷雨》的结尾，周朴园还承担抚养两个女人的悲苦，正是这闪光的人性在周朴园身上复活，才使其性格不单一化，不脸谱化，才使周朴园在众多人物画廊中具有特定的审美趣味，也是《雷雨》经久不衰魅力之所在。因此，我们现在需要采用新的视角去解读传统的反面人物，努力从人性的本体内在规律去接近人物，解剖作品主题，复活人物形象丰富的审美性，同时提升学生分析评价的能力，培养学生的人文思想，丰富学生的情感世界。

三、正视文化差异，避免生搬硬套曲解国外作品

我们还有生搬硬套中国文化思想去解读国外文学作品的弊病，往往用东方传统的思想去审视西方文学作品，现代中国的道德标准去评价西方小说中的人物，结果因为脱离了作品产生的社会和文化背景，经常扭曲作者创作的根本意图，甚至出现令人啼笑皆非的解读结果。例如，我们采用中国勤俭节约的传统观点解读玛蒂尔德，就对其爱慕虚荣的缺点大加批评。其实，作者在这种过程中流露出来的思想也是多元的，既反映了经济和地位低下的人利用各种办法欲跻身于上流社会的思想冲动，又写出了小资产阶级女性在遭受曲折后痛苦的人生转型;既有对女主人公欠债还钱的道德准则的认可，又有人生变幻无常的慨叹。因此，我们解读国外文学作品时，就非常有必要紧密结合作品所在地的社会文化与道德伦理，正确理解作品与主题，否则很可能越费力离开主题就越远，还可能误导了学生学习与思考的习惯。

四、走进作者生活与情感世界，感受作品含蓄隐晦的情感美

我们解读一些意味深长的作品时，还出现停留在作品的字里行间，没有走进作者创作时的生活处境以及情感历程，结果解读作品往往停留在表面，很难深人理解作品的丰富内涵。郁达夫在创作《故都的秋》时经历了以下几个曲折:一是遭受国民党白色恐怖。作者从1921年到1933年间用相当大的精力参加左翼文艺活动和创作，写作反蒋文章。二是“左联”内部否定郁达夫的创作观。《他是一个弱女子》既被国民党查封，又不能被左联所接受，认为“这依然是一部写色情的作品”，“弱女子是一个整整地被色情支配着的奴隶”，“一切涉及革命问题的事情，对于弱女子一个是不发生什么关系的”。用作者本人的话说，“左翼作家大同盟，不错，我是发起人之一。可是，共产党方面对我很不满意，说我的作品是个人主义的。这话我承认的。因为我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当然免不了。可是，社会这东西，究竟是不是由无数个‘个人’组织成的?假定这样确实这么一回事，那我相信暴露个人的生活，也是代表暴露这社会中某一阶段的生活。”三是与王映霞纠纷不断，四是经济上比较拮据。上述种种原因共同构成了《故都的秋》复杂丰富的背景。我们只有把握这些背景，才能准确理解作者在这篇文章中通过北国秋色折射出的那份“悲凉”的心境和情绪。面对如此复杂的生活矛盾，作者并没有颓废，而是表达对自然、生活的一种热爱。因此不能说是消极，反而是一种旷达。关于《登泰山记》的主题，很多分析只是一笔带过，即歌颂祖国的大好河山。但是，我们联系作者当时生活经历，不难发现此篇文章反映了作者独特的审美价值取向和对美的追求的执著。一是选择大雪纷飞的酷寒天气。二是政治上的失意与学术上受纪晓岚的排挤，促使其产生回归自然的冲动，因此笔下文章就既有陶渊明辞官后“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的轻松，又有柳宗元“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孤傲之美。审美批判力是语文素养的重要因素。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审美批判力是语文课堂教学的重点之一。笔者在教学活动中通过以上四个方面的努力，认为教学效果比起传统思维要好得多，更容易挖掘作品内含的主题与意旨。学生对于作品的理解也更加深刻，而且也更容易培养审美探究能力，逐步养成严谨、求实的学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