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叙事视角人文精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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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戏剧与电影

“上至《春秋》《左传》，下至越剧、川剧、蒲剧等近20种民间戏曲的演绎，在两千一百零一年的历史使命中，《赵氏孤儿》以12次文本改编、8次不同国家的舞台淬炼以及其他各种艺术形式的轮番上演，终于完成它的蜕变与轮回。”在司马迁作的《史记赵世家》中，故事具备了基本的多人物叙事轮廓，用以李代桃僵的是“他人婴儿”，而元代纪君祥的杂剧《赵氏孤儿》以此为蓝本对其进行了关键情节上的改动，由“他人婴儿”改为主人公程婴自己的婴儿，这对小人物舍身救孤的英雄形象定位和赵孤举剑报仇的动机做了合理的铺垫。忠奸善恶的矛盾冲突、鲜明的道德价值判断，烘托了油然而生的崇高悲剧精神。“其最有悲剧性之性质者，则如关汉卿的《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赴汤蹈火者，仍出于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2]然而在“个体”生命被无限放大的当下，我们无法用洞悉的双眸去窥测两千多年前，在集体主义比个人主义更为主流的历史岁月中，古人的生死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故事文本中的道德理论成为一种先验理论原则，当主人公程婴在面对命运的抉择时，他的内心情感被刻意弱化和忽视，思想的挣扎和矛盾的遮蔽体现了中国古典悲剧中道德完人形象，这种非复调性的思维模式明晰了作者对忠臣义士和奸恶小人的立场对立关系，通过两种背道而驰的道德伦理，来构建观者的情感冲突，以忠义一方的悲壮牺牲，讴歌大时代背景下小人物的英雄形象，震撼观者的心灵。“文学作品并不是对于每一个时代的每一个观察者都以同一种面貌出现的、自在的客体，并不是自言自语地宣告其超时代性质的纪念碑，而是一部乐谱，时刻等待着阅读活动中产生的不断变化的反响。”影片《赵氏孤儿》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剧，它颠覆了元杂剧的内涵，仅保留了故事的雏形，它用现代化的叙事方式从真实性和可行性为基点，将主人公程婴信守承诺舍子救孤的英雄符号重新编码。他是一个纯粹的普通人，因一时出于性格的善良或医生的秉性，在各种阴错阳差、机缘巧合下救了赵孤，从而卷入了一场偏离人生轨迹的漩涡中。“新历史主义者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下史，‘历史’往往是通过一些不确定的叙述影响我们的，而这些不确定的叙述并不足以充当真理的保险阀。”正因不确定性的注入，使得影片叙事的表达更为多元化，其对应的注脚也更为多样化。

二、人物叙事

“我不想为意识形态服务，我只想为人服务。如果说程婴会主动献出自己的孩子是一种意识形态，不杀屠岸贾也是意识形态。第一个问题是程婴会不会主动献子，我们已经否定掉，这是反人类，因为两个孩子的生命是等值的。同时有另一个问题，就是程婴救了这个孩子之后他要拿孩子这条命做什么。我们选择这样两个有朝气、很阳光很健康的孩子来演这个角色，就是想说程婴是把赵孤作为一个普通人来尊重，而不是当做一把剑天天磨它。”关于元杂剧中程婴献子的可能性，陈凯歌在接受访谈节目时坦言，该举动是反人性、反人类的，不论对于等值的生命的抉择或是出于父爱的私心，主人公主动献子的合理性是不被认可的，因此，电影中程婴救孤是因庄姬的委托，自己的孩子代替赵孤受死不是自愿，而是阴错阳差。妻子献出赵孤，全城剩下的唯一的婴儿便是屠岸贾寻找的“赵孤”，并被活活摔死，戏剧性的变化都是无可奈何之举，而由此彰显的人性和亲情也弱化了其悲剧色彩，取而代之的是宿命论中父爱使然的真情流露。庄姬夫人拔剑自刎的救子之情、程婴夫妇老来得子而交出赵孤的人之常情、大将韩厥放走赵孤的感动之情，公孙杵臼舍命撞阶的忠义之情，无一不是对人性的诠释。人文精神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它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高度重视，对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之所以是万物之灵，就在于它有人文，有自己独特的精神文化。在养育赵孤的十五年中，程婴对赵孤没有灌输任何与仇恨相关的事物，仅仅把他当作一个正常的孩子来教育，这是对个体生命的尊重，以至于当程婴告诉他真相时，他依然随义父出征。战争归来时，以命相逼，求程婴拿出唯一的一粒救命药，救了屠岸贾一命，这就是程婴教育一个孩子成功的地方。而收养赵孤为义子的屠岸贾也倾注所有的父爱，表现出身为人父的慈爱和严厉，他将毕生所学毫无保留的教给这个孩子，甚至在得知眼前的这个孩子可能成为自己的隐患时，仍然在片刻犹豫后义无反顾、扬鞭快马的挽救了孩子的生命。在赵孤的心中，义父和养父的分量是等重的。当屠岸贾的剑在手的时候，赵孤永远杀不了屠岸贾，可当屠岸贾的剑插进程婴身体时，只有在这个前提下，赵孤才有杀掉屠岸贾的可能性与合理性。“在这个剧本的打磨过程中间我们是非常在意‘常识’，‘常识’决定了赵孤这时候会动手，不是什么理想和义愤。”“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认为历史学本质上是一种历史诗学，是一种‘语言的虚构’，从根本上否定历史的客观性、真实性，通过消解和颠覆、向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抗争和挑战，这种带有强烈意识形态性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往往不尊重历史的客观实在性和客观规律性，从语言文字层面对历史文本的改写同样带有明显的正负两面性，有的把被误读和漏读了的历史正过来和补上去，有的则把本来是正读和正写了的历史随意加以歪曲和颠倒。”影片《赵氏孤儿》对原著的改编遵循了人性的合理性，正如导演所说“电影里没有历史，只有人性”。

三、结语

“对于历史小说，则以为博考文献言必有据者，纵使有人讥为‘教授小说’，其实是很难组织之作；至于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燃，铺定一篇，倒无需怎样的手腕，况且‘如鱼得水，冷暖自知’。”然而，中国传统的忠奸对立与现代的复合式思维模式间的悖论对情感力度的消弱和情节叙事的矛盾是无法回避的硬伤，导演力图以传统的仁义精神为文化内核，以文化为标记的电影叙事策略，从现代受众的接受心理出发，将人物品格中的仁义性强化，程婴对庄姬夫人的敬慕与承诺是其以常人为父的姿态抚养赵孤的动因。面对二元与多元间的思维鸿沟，难以缝合的文化漏洞，是现代商业文化对艺术本身的冲击，从而让文化的追寻中缺失对人性的探究。浮尘欲盖弥彰的当今社会，使得洗净铅华后的文化沉淀尤为迫切，毋庸置疑，文化寻根的回归是中国电影的救赎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