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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曲明鑫 单位:琼州学院人文社科学院
黎族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积淀的民族之一,是海南岛最早的居民和开发者。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黎族创造了斑斓多姿的文化,如神话、歌谣、乐器、舞蹈、黎锦、图符,以及礼仪、风俗、民族体育等。黎族文化和其他民族的文化一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文化的概念是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1871年提出的,在他的著作《原始文化》中,将文化定义为“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所获得的能力与习惯的复杂整体”。《现代汉语词典》对文化的解释之一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1]P1318这里我们将文学放在文化系统中进行探讨。作为文化系统中子系统的文学,在功能、特征等多方面都受到文化的影响和制约。
第一,我们通常把文学作品分为内容和形式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从作品的内容与文化的关系上看,不同文化背景下会产生出不同的文学作品,比如人类在原始文化时期,文学作品包含有神话内容,这是因为原始文化中人类是以幻想的方式去看待和解释人与自然的关系。到了农耕文化时期,以及后来的工业文明阶段,文学也有相对应的农耕文化及工业文明的内容。我们经常提到的文学的“时代性”、“民族性”等,实际上是文学的“文化性”的一部分。相对来说,文学的形式与文化的关系并不是那么直接,但也是文化的产物,而且是在更为深入的层面上产生的联系。文学结构、风格色彩等诸多问题,都可以在文化中找到根源。
第二,文学创作是作家对客观世界的信息进行主观的选择、加工并表现出来。从创作成作品,到发行流通,再到读者阅读接受,文学活动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同时,读者将自己的文化修养和对客观世界的解读带到阅读接受中,赋予了作品新的意义,形成了对文学作品的再创造。读者的阅读效应又作为客观世界文学信息的一部分,影响作家的文学选择和表现。在这个双向的文学活动过程中的每个关键环节都可以看到文化的作用和渗透。由此,我们能看出文化对文学的制约和影响,而且从根本上说,文学受制于人类文化的发展规律。民族文化是民族的生命力所在,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民族所创造的物质文明成果或许较为容易消失,并且不停地变化,但是宗教信仰、价值体系、文化传统等精神文明的成果会相对长久的留存下来。对这些精神文明成果的认同是决定一个民族之所以成为一个民族的根本所在。各个民族创造的文化被该民族所继承、发展、延绵不断,一旦民族文化没有了,这个民族的个性特征也就不复存在了,可见文化传承的重要性。因此,黎族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十分注重对黎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
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中,黎族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黎族人民长期生活中创造和积累的器物、货品、技术、思想、习惯、风尚、价值、信仰、心理结构、思维方式、情感方式、行为方式等,即黎族的文化,一直影响和制约着黎族作家们的文学创作活动。黎族作家文学作品中对黎族传统文化的记录、传承、保护和新的思考,体现出黎族的传统文化对黎族作家文学的深刻影响,也体现出黎族作家对文学民族性的坚持。
一、黎族传统美德对黎族作家文学的影响
黎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其优秀的传统美德,在民间世代相传,长久以来成为人们的生活理念和行为准则。黎族作家龙敏的一系列小说创作都是以黎族传统的优秀的品德、价值观等作为思考的起点。他的短篇小说《年头夜雨》中的黎族青年阿元,在黎族乡村土生土长,受到民族的教养,曾是个“连掉在地上的青芒都不敢碰一下”的老实人,“路不拾遗,见难相助”的黎族传统美德在他身上得到充分的体现。虽然在“四害”横行的动乱年代,黎族传统美德在他身上泯灭了,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风气又重新走上了正轨。阿元回归了常态:捉田鸡“捉公留母”、“母的留做种哩”;替别人的渔笼除水蛇:他“微笑一下,一手从笼里抽出一条一尺多长的大水蛇”、“迅速抽出尖刀把水蛇斩成两段”、“蛇腹里塞满了死鱼。他边擦着尖刀边哼哼地说:‘坏种,差点把鱼吃光了’。……‘我们这一带谁不知道?人家的好东西不能拿,人家坏了的东西不要夸,这是祖先立下的规矩嘛!”;路过南丰河,又帮助“守渔床”,丝毫不要求回报。还有《黎乡月》中的秀嫂,为了成全阿良和清玉而忍痛牺牲了自己的爱情;《同名》中的亚因,不仅以亲生母亲般的行动消除了丈夫对孩子遭后母虐待的担忧,而且还与丈夫齐心走向致富路。在其他作家的多部作品中也都有体现黎族人民传统美德的描写。黎族传统文化中,赞扬人性的善,也唾弃人性的恶。龙敏的《黎山魂》中对“宰合牛”的描写就是如此:那改看见该来的人都来了,就大声对他们说:“叔伯兄弟们,今天是大年三十,是宰合牛的日子。宰合牛,不仅是为了过年吃肉,还有另一层意思,那就是要我们所有的人都要懂得,不要顽,不要犟,不要惹出麻烦事,不要得罪人家,不要偷,不要抢,不要打人骂人,不要放牲畜去田间糟蹋别人的庄稼,不要欺老,不要辱小,年轻人不要去勾引人家的老婆……一句话,不要做坏事。你们都知道,这几头牛都是它们的主人干了坏事而挨罚的。我们吃了它们的肉,就要牢牢记住,犯了逆是要罚牛的,大家听到了吗?”这席话,在每年宰合牛前都必须由奥雅重复一遍。上述作品中对人物形象以及社会生活的描写,体现了作家们用本民族那些足以展示人们品德、情操的传统美德作为标尺,从多视角、深层次,刻画人物,使主人公形象闪现出本民族优秀传统美德蕴含的思想火花和精神风貌,形象更加丰满而富有活力,同时也增强了作品的民族特色。
二、黎族传统信仰对黎族作家文学的影响
在黎族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还有黎族的民间信仰。黎族同大多数少数民族一样,有着自己民族特有的宗教信仰。这种原始宗教延续了几千年,其原始宗教的质地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发生了演化,以致原始“宗教性”淡化,许多观念及行为演变为民间民俗,成为黎族民间具有很强的民众性的民间信仰。因此,把黎族的原始宗教,称为“民间信仰”更为恰当。黎族民间信仰的核心是“万物有灵”、“灵魂不灭”。这种“灵魂”被黎族人统称为“鬼”。在黎族人看来,凡是有灵性的自然物、实物以及其鬼魂都会作祟于人,导致人生病。为了消灾避祸,唯一的方法就是对这些自然实物之“鬼”顶礼膜拜。这些传统的民间信仰已经渗透到黎族人的血液中,融入到黎家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就连日常言行中也透露出对“鬼”的敬畏。
黎族作家们也大多生活在黎族村落,对黎族的习俗风情非常熟悉。黎族民间信仰也成了作家们表现黎族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例如亚根的《婀娜多姿》中就有很多黎族民间信仰的描写:处置“禁母①”、“道公②”作法占卜和驱鬼等,都有细致地描写。小说没有停留在对这些黎族民间信仰仪式的描写,而是对这些传统的民俗进行了重新的审视。小说主人公之一的妩斑,幼年时父母被寨主当作“禁公”、“禁母”杀害,嫂子也被当作“禁母”遭追杀而被迫离开家逃亡在外,哥哥在嫂子逃走后由一个正常人变成了傻子。这是对黎族传统宗教中的恶俗的揭露与鞭笞,体现了黎族作家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这也是黎族作家文学创作逐渐成熟的表现。而龙敏的《黎山魂》将黎族地区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部落斗争、族系关系、饮食方式、服饰工艺、婚丧习俗、爱情情趣、传说神话、歌谣谚语等融为一体。除了《婀娜多姿》和《黎山魂》这两部作品外,还有很多作品涉及到黎族文化的描写,有的描写黎族人民欢庆传统节日“三月三”的热闹场面、有的描写婚丧嫁娶等祭祀仪式等等。
龙敏在《黎山魂》的前言中写到:“所有的奇风异俗都是真实的,它们在历次搜集和发表的资料中是绝对没有的。我不想让它们在无形中消失,决心把濒临失传的本民族风情介绍给读者”[2]P1。很多黎族作家在创作中都有意识地记录、传承和保护黎族文化,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人类的历史进程是一个传统继承的过程,同时又是在传统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对传统进行审视和否定的过程。在黎族作家文学的作品中,除了对黎族的文化进行了多方位的记录和探讨,还应和时代的步伐,将黎族的文化与现代文明相对照,以新的思想观念去考查黎族的文化、反映黎族社会、揭露矛盾。这也成为许多黎族作家创作中的一种自觉,体现了黎族作家文学在创作中“民族性”与“现代性”的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