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传统文学中的生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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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申红 单位：武汉工业学院外国语言系

生态理论的兴起发展一方面是由于无论东西方,一直有深厚的生态文化底蕴,另一方面是现实生态环境的恶化,使得人们迫切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生态文化发轫于西方,传入我国后,飞速发展。西方生态批评跨越学科界限,对自己的文化中的反自然因素进行痛苦、彻底的反思与清理,涤除自己文化中的反生态因素,同时也从跨学科的角度阐发人与自然的亲缘关系。[1]102-105本文从中外文学传统出发,结合当今现实,理清生态理论的发展轮廓,以鉴当下。

一、中国文学传统中的生态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儒家的“和而不同”“民胞物与”、玄学的“自然之性”“怡志养神”、禅宗的“安身立命”和“禅中镜”,心学的“造化良知”和“百姓日用”等,都具有一定的生态价值。这种生态因子,在道家尤为明显。“道法自然”的宇宙万物运行规律理论;“道为天下母”的宇宙万物诞育根源理论、“万物齐一”的人与自然万物平等关系理论;“不形相禅始卒若环”的“天倪”论生物环链思想;“至德之世”所包含的“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之古典生态社会理想等。卡普拉(Capra)以为,当代生态学是道家有机统一整体观的西方版本,[2]218一语道出了道家生态思想的高度。《道德经》强调“万物平等”,世间的万物没有高低贵贱之别,体现生态学最主要的平等原则,是一种尊重生命和自然的伦理观。《太上感应篇》指出,“野外一切飞禽走兽、鱼鳖虾蟹,不与人争饮,不与人争食,并不与人争居。随天地之造化而生,按四时之气化而活,皆有性命存焉。如无故张弓射之,捕网取之,是于无罪处寻罪,无孽处造孽,将来定有奇祸也。戒之,戒之。”现在的人很难想象,在遥远的古代,中华民族先祖就领悟到了生态保护的重要性。在生态恶化的今天,重新细读如此经典,不仅能从中汲取诸多的养分,更能对当今的生态理论建设有诸多的帮助。

在很多理论发展的时候,最好能溯源到源头,如当初海德格尔在研究言语的遮蔽情况一样。眼下的生态问题,都是因为人自封为“万物之主”所造成的。例如,在本源性问题上,道家的坚持“道”化生人,并认为“道”是世界本原,“道”生万物。《道德经》(25章)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太平经》继承并发展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思想,认为“六极之中,无道不能变化。元气行道,以生万物,天地大小,无不由道而生者也。”将“元气”视为万物本源。尽管道教也说过“一切万物,人最为贵”,但《元气论》也提过:“人与物类,皆禀一元之气而得生成。”人是因“道”而生,禀天地之气。这说明人也只是自然的一部分。《道德经》(25章)说:“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天地虽大,人类相对于其他的生物,即使显得更加“高级”一些,但是在道、天、地之间,人也仅仅是域中之一,并没有所谓的高人一等。人只是万物中极为平凡的一种,上天并没有“任命”其统治其他的物种,不存在所谓的“万物的主宰”,因此任何的剥夺杀掠都是不合自然之法的。

如此真知灼见在道家经典中可谓沧海一粟。也正因如此,道家的文化内蕴深深地吸引了中外的生态学者。环境哲学家西尔万(RichardSylvan)和贝内特(DavidBennett)在深入研究比较道家思想后说:“道家思想是一种生态学的取向,其中蕴涵着深层的生态意识,它为‘顺应自然’的生活方式提供了实践基础……道家思想的丰富性和其哲学论题是深层生态学未曾涉及的,因此在思想高度上道家将深层生态学远远抛在后面”。[3]196奈斯则说:“我所说的‘大我’就是中国人所说的‘道’”,并认为“道家的生活方式是基于对一切存在物的同情、尊重和热爱,这种同情是源于自爱,但是自我是大我的一部分,因此,自爱不是自私的自恋。”[4]111如此美誉多矣,充分说明了道家生态思想的博大,并得到了人们的认同和重视。中国历代文艺作品中也包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比如杜甫诗作中反复表现出的“暴殄天物圣所哀”“应共尔为群”等思想,还有历代大量的山水画作及数不胜数的山水诗作都是中国文学传统中丰富的生态思想的鲜明例证。

二、西方传统文学中的生态思想

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具有标志性意义。“如果不听我而听从这个逻各斯,就会一致说万物是一,这就是智慧。”[5]38在这里,他旗帜鲜明地指出,逻各斯(即自然规律)支配着万物,人要依其行事。犬儒学派主张人应身体力行、自力更生地生活,应回归自然,拒绝文明对自然的玷污。这一点,对华兹华斯、梭罗等人影响甚大。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性人物达•芬奇讽刺性地说道:“人类真不愧为百兽之王,因为他的残暴超过一切野兽。我们是靠其他动物的死亡而生存的,我们真是万物的坟场。”[6]6517世纪是一个继承与创新的时代。洛克在继承毕达哥拉斯等人理念的前提下,结合当时的现实,痛心写下:“折磨并粗暴地对待那些落入他们手中的小鸟、蝴蝶或其他这类可怜的动物……将逐渐地使他们的心甚至在对人时也变得狠起来。”[7]20他进一步指出,如此情况若不制止,必将影响人类的心性。

在18世纪,诸多生态思想都在这个时期出现了萌芽。如蒲柏的《人论》,詹恩斯的《对自然和邪恶起源的自由追问》,沙夫茨伯里的《人的特征、风习、见解和时代》,吉尔伯特•怀特的《塞尔伯恩自然史》等著作。生态思想进一步得到发展,产生了一些新的理念,如“生命网”“自然宗教”“自然道德”等。“生态学”第一次在19世纪由恩斯特•赫克尔首次提及,并提出了一系列进步观点。马歇尔就对赫克尔的贡献大为赞叹:“赫克尔把宇宙看做一个统一而平衡的有机体,坚持人和动物有同样的自然地位……他还坚持自然是正义之源,给人类生活以智慧且安全的指引。他因此成为现代生态学家的先驱。”[8]33419世纪必须不能忘记达尔文,他发现了物种彼此的亲密关系,让世人开始真正地深入自然,明了自然奥妙。虽说仅是一斑,但足以窥豹。利奥波德认为,达尔文的成果让“我们知道了所有先前各代人所不知道的东西:人们仅仅是在进化长途旅行中的其他生物的同路者。时至今天,这种新的知识应该使我们具有一种与同行的生物有亲近关系的观念,一种生存和允许生存的欲望,以及一种对生物界的复杂事物的广泛性和持续性感到惊奇的感觉。”[9]103-104不仅是达尔文,即使被称为西方传统哲学的“掘墓人”尼采也认为,人“根本不是万物之冠:每种生物都与他并列在同等完美的阶段上”。[10]90恩格斯也曾说:“我们必须在每一步都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那样,决不同于站在自然以外的某一个人———相反,我们连同肉、血和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并存在于其中的。”[11]305“自由是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世界。”[12]154人类若想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就必须遵循自然的必然性。19世纪的生态思想可谓多矣,但是也需要择其善者而从之。如在马恩那里,就有些过度强调人对自然的过度改造。总之,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三、近代的生态理论

按照厦门大学王诺教授的观点,近代的生态理论主要可以划分为:生态整体观,罗尔斯顿的生态整体主义,欲望动力批判,征服、统治自然批判观,以及生态正义论,这些都是在敬畏自然的基础上提出的。施韦策说,“由于敬畏生命的伦理学,我们成了另一种人。”“以我们本身所能行的善,共同体验我们周围的幸福。”

在这里,影响颇深、覆盖范围最广的是罗尔斯顿在继承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思想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整体生态主义,将“‘不破坏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动态平衡、保护物种的多样性作为最基本的价值判断标准。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当做最高利益和终极目的。”[14]46他从整体视野出发,指出:“生态系统的所有成员都有着足够的但却是受到限制的生存空间。系统从更高的组织层面来限制有机体。”[15]48罗尔斯顿整体观点同时也强调了细节的重要性。人类在这里被留有一定的位置,但其行为必须要受到约束,“所允许的选择都必须遵从生态规律”。[16]16实际上,无论是东方西方,途虽不同,但是“道”却永一,最终都是为了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