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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画作品中直接引入戏曲人物形象并不是当代画家的首创,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关良所进行的戏曲人物画创作开始,以减笔人物画为基础的戏曲人物画因其笔精墨妙、颇得戏曲神韵的特质渐成流派。当代以戏曲人物形象入画的中国画作品,因由画家们在创作中进行的独立思考和颇具个性特征的艺术表达而形成更为丰富多样的艺术面貌,表现出了明显的多元文化特征。
南京画家刘红沛是近年来常画戏曲题材的中国画家,画风多样,笔墨俱精。他所作的《京剧大师梅兰芳》(1994年入选第八届全国美展)、《京韵》(1998年获第四届当代工笔画大展丹青铜奖)、《靓妆千年》等一系列作品都获得了较为广泛的社会认可。他说“戏曲包含了文学、舞蹈、音乐、美术、武术等诸多成分。人物一举手、一投足,都极富有舞蹈性;不同行当做、打、念、唱、服装、道具、化妆各具特色,蟒、靠、被、褶子、水袖、翎子等行头洋洋洒洒,眼花缭乱;布景和道具简洁虚拟,烘托着戏的内容。这一切都使我着迷,诱发我去表现它们。”①正是这种对传统精髓的迷恋,引导着画家在如今这样一个多元娱乐方式冲击下纷繁的社会中,以一种创作责任执着于戏曲题材中国画的创作。在“江山多娇———2011中国百家金陵画展(中国画)”中,他以中国戏曲大师梅兰芳为主角所创作的《梅韵兰芳》获得了金奖。这是一幅他听着京剧用了3个月时间一气呵成的画作,长2.4米、宽1.3米,描绘了梅老从初出道及至老年时的戏中形象,包含了《贵妃醉酒》《霸王别姬》《天女散花》等戏中的经典扮相和现实生活中身着便装或正装的近50个神态、举止各异的梅兰芳形象,画面格局大气、形象生动、墨色交融,留给观者一种时空交叠、浑然天成的审美感受。在一次访谈中,刘红沛对自己创作理念作了这样的阐述:“戏曲是我国最具代表的传统文化之一,如果就这么消失真是件可悲的事。我不仅想表现戏曲表演的某一片段场景,更希望通过创新来表现文化中更深层的东西,如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写意性等。”②这段话道出了当代众多从事戏曲题材中国画创作的艺术家们的心声。
长期从事美术教育及展览工作的马书林教授认识到了传统戏曲在当代中国画的视觉方式转型中具有的巨大表现空间,在自己的作品中把京剧的姿态、场景以及观念与民间美术和现代构成主义等元素结合起来,将色与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意趣与形式用各种点、线条与块面主观而又和谐地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中,创作出《缚柴脚》《杨门女将》《长坂坡》等一系列造型夸张、色墨交融、繁复酣畅且尺幅和场面都非常巨大的作品,对中国水墨画的表现语言进行了极具个性的拓展。评论家林木先生观其画后称“眼前一亮”,并言“他的作品完全突破了‘戏曲人物’文人墨戏小品的套路,又在文人笔墨的基础上把戏曲人物画科的多种特征作了极致化的发挥,使戏曲人物得以在一个全新的格局上重新发展。”③同样以戏曲人物画见长的画家丁立人,在《后花园》《聊斋故事》《忠烈小五义》《相会》《二美图》等一系列作品中用简练的人物造型、流畅稚拙的笔墨关系、明艳厚重的色彩创立了一套完全属于自己的艺术风格,以东方写意的美学思想表达自己对这个世界永恒的惊喜与挚爱。④当代画家周京新则另辟蹊径,将有“雕塑感”的水墨趣味与诙谐古拙的戏曲人物形象结合起来,创作出《水浒人物》《梁山好汉》等具有中国传统英雄情结的戏曲人物形象,画面充实厚重、具有张力,在色、墨关系的处理和画面形式的经营上手法独特,让人过目难忘。此外,高马得、韩羽、陈九等画家都创作了大量直接表现戏曲人物形象或戏曲情节的水墨画作品,且各有特色。
在工笔画领域,西安美术学院国画系副教授叶华所作的《国粹》(入选第十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以四位穿扮齐整正处于不同表演状态的戏曲人物为表现对象,用线劲弹圆润,着色清新雅致,画面采用四条屏、不完整的形式分割,画幅之间既各自独立又完整统一于时空交错的瞬间,他笔下那些真人般大小,且眉眼传神、姿态优美的戏曲人物鲜活地吟唱于人前,既古朴典雅又极具视觉冲击。此外,邹建军的作品《垓下歌》也以工细谨严的手法对戏曲人物及情境进行了逼真的再现,但进行了有别于传统工笔画的画面分割和着染处理,展现了当代中国画家的艺术思考与精神追求。
当代中国画对戏曲形象元素的抽离与重构
如果说当代中国画对戏曲人物形象的引用体现了当代人对传统戏曲艺术的集体关注,那么艺术家们在作品中对戏曲形象元素的抽取、剥离、分拆甚至重构则反映了画家们不再满足于对传统的直接继承和在技法、材料上小修小补式的创新,而是要把传统放置在当下广阔的文化环境和生活空间中去进行辨识和思考,从观念的传达、图式的变化、材料与技法的创新等各个方面施展才华,表达自己的艺术观点。
从舞美工作进入当代水墨画领域的画家聂干因在创作早期以对“宇宙锋”、“真假李逵”、“鲁智深醉打山门”等传统戏曲题材的表现获得画界的认可。上世纪80年代他受到西方抽象表现主义特别是美国艺术家德库宁影响之后,认识到对于一个现代水墨画家来说,重要的是创造本身就具有欣赏价值的图画对象,而过分拘泥于题材本身或者服从于戏曲的解说功能则不能使作品获得自由的生命力和纯粹的审美属性。于是,他积极地探寻戏曲中独立存在的形式美因素,决定变法。通过努力和尝试,聂干因成功地将戏曲脸谱从戏曲形象的解说功能中抽离出来,开始以抽象的笔法铺排色墨、纠缠线条、挤压块面,并打破传统的作画程式和欣赏心理,在偶然效果的刺激下进行作画,使造型服从于笔墨表现和情感表达的需要,创作出了一大批丰富、刺激而又具有张力的水墨画作品,《乡伶》《翠羽》《剧照》等作品都出自这一时期。⑤在1992年6月“聂干因画展”研讨会上,时任中国美协副主席的周思聪女士如此评价他的作品:“聂干因老师的画有中国民间艺术的魅力,有西方现代艺术的魅力,你感觉得到,但又不是表面皮毛照搬过来,而是通过他自己体味、咀嚼、消化以后画出来的,所以特别耐看。”⑥在这一时期还涌现了大量类似风格的作品,如朱振庚的《钟馗嫁妹》《别姬》《戏曲人物》、钟孺乾的《戏灵图》《河川马戏》等,都以一种自由而丰富的创作手段用打散重构的方式经营画面结构和氛围,并将重彩与水墨这两种在传统艺术领域有距离感的表现方式融为一体,和谐地把戏曲艺术、中国画写意精神和西方现代绘画观念有机地融合起来,在中国画坛开启了一派新风。
在作品中借助传统戏曲的魅力关注当下文化、生活和内心感受是很多当代中国画家的共识。当代女性艺术家以自己特有的敏感、细腻和柔韧在中国画坛创造出独特的艺术风景。因为醉心于京剧,也因为女性艺术家的身份和自己艺术情感表达的需要,女画家王仁华在自己的诸多作品中以当代的青年女性为主要表现对象,将传统戏曲形象尤其是妆容作为绘画元素从戏曲中抽离出来,共同演绎当代女性与传统文化的丝缕联系。其中,《美眉》(2004年获“第十届全国美展”铜奖),将一群女子正在扮上戏装准备登台演出这一特定时空的景象作为绘画表现的具体内容。她们都有着曼妙的身姿和姣好的容貌,或揽镜自照或摆弄发辫或忙着用手机通话,俊俏的脸庞沉寂于浓重戏妆的包裹之下,在略显拥挤和凌乱的空间中没有任何互动和交流。尚未穿戴完毕的戏装温和地引导出后台匆忙的气氛,由吊带衫、短裙、高跟鞋、网状丝袜、手机所构成的时尚青春的形象又传达出当代女性的生活风貌以及当下与传统之间的碰撞、摩擦与融合。这种表现手法也运用于《刀马旦》《粉墨登场》《美眉图-02》等作品中。同样是以青春俏丽的当代女性为主角,在《线偶》《中国记忆》这一类型的作品中,她们在面对小小的身穿戏服的传统线偶形象时,则更多地展露出俏皮、欢欣、愉悦甚至激动的神情。而《红颜》系列中,那些在日常生活场景中穿着体恤衫、吊带、背心的美丽女子要么头顶繁复的旦角花冠,要么画着戏曲的浓妆或白粉,戴着面具一般淡然地在观者面前泰然处之……王仁华以女性的温婉平和面对生活的种种,以写实的手法悉心营造画面意境的虚拟状态,将局部淡雅或者明丽的色彩放置在大面积浓黑的写意性墨色中去完成视觉对比,巧妙地抒发自己的主观情感,在图式和艺术语境上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与之不同,女画家刘彦选择了一种更直白、更具冲突感的创作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创作观念。在《疯狂的世界》《图个自由》系列作品中,画家把披挂完整的戏曲人物、舞台道具直接搬到当代的日常生活场景中,与衣衫不整、行为放浪的青年形象并置。在亮相瞬间一手持可口可乐一手叼香烟的旦角、勾肩搭背的旦角和丑角、爬墙的老生和无良少年……以暧昧迷离而又癫狂混乱的氛围错位完成了当代社会对传统文化的消解和消费。“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喜欢上了‘国粹’艺术,传统的永恒和今世的浮夸也开始在我的画面中同济一堂。时空错位,这是传统文明和现代文化情结的碰撞给我的感觉。我想我应该忠于现实,而又超越于现实之上……”⑦我想,画家的这段自述是对这些具有娱幻情结的现实主义作品最好的注解。
在浩瀚的艺术史中留下当代人的足迹是每一代人的追求也是一种文化责任。中国画历经了上千年不间断的发展,在形式、技法、门类等方面都形成了一整套完备而又独具特色的艺术体系。经历了对传统文化艺术观的否定和西方文化成为世界主流等重大的社会变革,身处于当前这样一个文化艺术多元化的社会,当代画家在处理如何面对强势的西方文化与坚守文化艺术的本源性这一问题时所感受到的迷茫和困惑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来得更加强烈。在这一前提下,回溯优秀的传统文化艺术,重新认识和定位当代中国画的表达方式和发展方向成为众多艺术家的共识。相较于那些更早时期在中国画作品中关注戏曲艺术的前辈们,无论是以褒扬和肯定的心态看待传统还是身处当代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抑或是希望通过作品来表达传统与当下的冲突、文化的困境……当代中国画家借助丰富的戏曲形象在将传统艺术养分融入自己的作品时显得更加从容、自信和自由,传统的戏曲艺术史无前例地与中国画进行了深刻而广泛的融合。这种对民族文化和自我认知的肯定开阔了画家们的胸襟和艺术视野,将对中国画的发展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本文作者:段汶利 单位:内江师范学院张大千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