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茶诗的丰富性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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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种类的茶香味各不相同，或清新优雅，或浓郁隽永，随着冲泡时间的长短，同种茶的茶味亦会有所差别。正是由于茶香的千变万化、不拘一格，文人才会对它更加喜爱。苏轼茶诗中有种茶、焙茶、煎茶、赠茶的风俗。在贬谪黄州时期，苏轼生活困顿，便在居所附近的东坡之上开荒种田，并亲自栽种茶树。从“不令寸地闲，更乞茶子艺”中我们可以看出，诗人对茶的喜爱程度，即便是在温饱堪忧的当时，仍是难以舍弃。被贬惠州时，苏轼也在住所白鹤岭上种植茶树，并作有《种茶》一诗，表达自己沉醉在品尝自种新茶的喜悦之感。此时的诗人，忘却了仕途困顿带来的生活困窘，于窘迫之中仍能悟得茶之于诗人的精神愉悦。“火前试焙分新胯，雪里头网辍赐笼”写的即是焙茶的风俗。

饮茶之前需煎茶，也就是煮茶，对水和火都是很有讲究的。“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就强调了煎茶用水的重要性，惠山泉水澄清甘冽，佳茗美泉相得益彰。苏轼的《试院煎茶》中形象地写出了诗人煎茶的过程，“蟹眼”和“鱼眼”指的是沸水中气泡的形态；“松风”是水微微沸的声音，从水沸的气泡和水鸣的声音判断出煎茶煮水的程度，再将茶投入茶碾之中碾成“蒙茸”，“绕瓯飞雪”更是形象地写出了诗人高超的投茶技巧。在《汲江煎茶》一诗中刻画了诗人煎茶前亲自到江边钓鱼石上汲取深江清水的场景，更兼提出了对煎茶用水的选择标准。“清”是饮茶用水最基本的要求，只有水质清澈纯净，才能正确反映出茶叶的色香味。“活水”比之池水、塘水更加自由不羁，也更契合诗人渴望在饮茶中得到心灵解脱的意愿。

在苏轼的笔下，茶更有助文思、战睡魔，甚至有医病的作用。《汲江煎茶》和《试院煎茶》中都反复提到“枯肠“”撑肠挂腹”，均是借用了唐代诗人卢仝《谢孟谏议寄新茶诗》中“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之意，点明了饮茶清醒神智，有助于文思泉涌的功效。在《赠包安静先生茶》中诗人想象奇绝，以“雪见羞”来描写茶汤洁白胜雪，更强调建茶极大的提神破睡功效，东坡先生喝了可以“调诗腹”，居士饮罢可以“战睡魔”。《寄周安孺茶》中也有“破睡速”的说法，东坡先生偶然登上天峰山麓，采得山茶，自制自藏，自煎自饮，不必也不能比较其优劣，只是喜爱它能破昏睡而醒神智。古人云“：茶益文人思。”茶可以帮助诗人捕捉创作灵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茶有提神醒脑的功效。在《游诸佛舍，一日饮酽茶七盏，戏书勤师壁》中，苏轼更是以极大的热情赞颂茶的祛病功效。苏轼茶诗中展示的众多宋代茶俗，直接反映了北宋茶风之炽。茶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之物，茶事、茶俗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宋代的茶文化较之唐代更臻于成熟完善，茶作为一种丰富的载体，不仅仅只是满足人们的“口舌之欲”，更重要的是它进入了文人雅士的精神生活，成为他们追求艺术化生活的重要途径和手段，显示了茶文化独特的韵味与风采。

高尚品格的象征

以茶喻人。茶之性平和而蕴藉，清静而韧，茶圣陆羽的《茶经》中云：“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在中国，茶不但反映了各种社会文化风貌和人文精神品质，而且茶品与人品是相通的。苏轼认为，茶有高洁的品格和德性，最似君子。诗人最为著名的茶诗《寄周安孺茶》中曾称茶“刚耿“”廉夫”，盛赞了茶纤尘不染的刚耿之性和不受微秽亵渎的廉洁之心。《和钱安道寄惠建茶》中更称赞建溪所产之茶别有不同，具有“君子性”，而且“可爱不可慢”“骨清肉腻和且正”，建茶之妙在于骨鲠正直的君子性情，既可爱可亲又不可轻慢，使人肃然敬之，其骨体清秀而中和纯正，茶味悠长隽永，令人回味。茶既有坚韧敦厚的内涵，又有森然飒爽的英姿，这正是作者眼中的君子风范。更与“空有名”的草茶作比较，以建茶比君子人格，以草茶比小人品格，褒贬自是分明。苏轼对刚直的君子人格十分推崇。他在《讲田友直字序》中曾写道刚直者的可贵，与其得成上千个唯唯诺诺之人，不如得一个敢于真话直说的士。君子者，有独立不倚的人格精神，有凛然刚正的浩然之气，有宁折不弯的刚毅气节。这是苏轼理想的君子人格，也是他践行的行为标准。在新党旧党之争中，苏轼直言敢谏，以至于屡遭排挤，甚而被构陷下狱，即便如此，诗人依然是敢为敢言不失刚勇，其刚直之节、仁勇之谋足以称誉后世。苏轼的茶诗中，茶品与人品得到了完美的结合，茶清和淡泊、刚韧不屈的品格也正是诗人坚韧敦厚的君子风范的象征。

折射社会现实的工具

苏轼有开阔的政治视野，充满人道主义的忧患意识，敢于揭露政治的弊病和社会矛盾。他的茶诗成为折射社会现实的工具，对封建酷吏的批判、对民生多艰的哀叹，充满了强烈的批判精神，同时也体现了他仁人爱物、悲天悯人的情怀。在《荔枝叹》中，诗人先以纪实的手法追忆汉唐时供奉荔枝龙眼的旧事，统治者为了尝到新鲜佳果以至于“颠坑仆谷“”惊尘溅血”，贡荔枝祸民之烈可谓触目惊心。然后以“君不见”三个字将叹荔枝引到叹茶叶，由历史的揭露转到现实的批判，使人想到贡茶的背后也是“惊尘溅血“的惨状，对当朝大臣“争新买宠”表达了极大的愤慨。诗人深刻地批判了历史上的统治者骄奢淫逸、劳民伤财的罪行，并且毫不留情地抨击了当朝热衷贡奉茗茶的朝廷重臣丁谓、蔡襄之流，揭露其“争新买宠”的贪鄙心态，并对百姓遭受的祸害表达了深切同情。他不无激愤的大声疾呼“天公”，不要出产这些满足口腹之欲的“尤物”给百姓带来祸害，看似是对上天说话，是呼吁，实际上是对统治者的控诉。诗人借讽古来刺今，具有强烈的批判现实精神。“崎岖烂石上，得此一寸芽”“谁知使者来自西，开缄磊落收百饼”和“千团输大官，百饼炫私斗”等句都真实地反映了茶农们采摘贡茶的艰险辛苦，并揭露了官府欺诈茶农，横征暴敛的恶行。苏轼在他的茶诗中寄托了对人世、苍生的极大关注和热情关怀，诗人的赤子之心和不惧的斗争精神表露无遗。苏轼对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有深刻的认识，也具有现实主义的切肤之感。他借诗歌干预生活，反映民生，针砭时弊。他的茶诗闪耀着人道主义精神的光辉，呈现出诗人对社会、对人生强烈的批判精神和历史真实性。

随缘自适的人生智慧的体现

茶是大自然的灵品，具有平和、恬淡、耿直、高洁的品性。它的清高而独具灵性不仅有助于文人修身养性、陶冶情操，更能超脱世俗羁绊，寻求自由的精神家园。苏轼的茶诗中，更多的是借饮茶获得心灵的超越，在茶境中追求适意，从而体现出诗人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苏轼曾在《自题金山画像》中自嘲地写到自己的数次贬谪，并不乏黑色幽默的称之为“平生功业”，尽管一生坎坷，却能怡然自乐、万事随缘。苏轼在《和蒋夔寄茶》中提出自己“百事常随缘”，“随缘”就是能随遇而安的心态，有了这种涵盖天地万物的心态，便可无往而不适。因为蒋夔的“穷旅不自释”，所以苏轼寄诗给他，希望他能在茶中体味到人生万事应随缘的心境，把心置于物外，保持一份超然态度来对待人生的种种磨难。“乌台诗案”以后，苏轼进一步接受佛家思想。被谪到黄州后，佛书成了他解脱痛苦抚平创伤的一贴良药。苏轼学佛并不执意追究“信”与“不信”，而是取佛理运用到自己对人生、命运的思考上，从而求得对人生真谛的顿悟。苏轼与僧侣、禅师交游酬唱，以茶参禅，其后的茶诗具有了更为丰富的精神内涵，也促使诗人走向了清净澄明、宁静超然之境。

《寄周安孺茶》写于诗人谪居黄州之时，尽管这时苏轼遭受了人生中的重大打击，但诗中没有悲观厌世的沉沦，没有满腹牢骚的愤慨，面对自己的穷达沉浮，诗人一片乐观和豁达。在诗歌中他热情赞美茶历史的悠久，是“灵品”而非“凡草木”，深受文人雅士的喜爱。高人逸士的爱茶不仅因其可以雪人昏滞，更因其品性、情趣和真味，因其有着高洁的德性。于是好茶一杯深深品味于午窗睡足之后，“清风击两腋，去欲凌鸿鹄。”更是写出了品茶可以抒发一己之性灵，忘记美恶，万事不强求的脱俗之功。人间炎毒而人世局促，山茶一杯，神清意爽，困卧北窗风下，无拘系羁束，飘飘欲仙，从而获得了对局促人生的超越，对自身有限生命的超越。这是一种轻荣辱、忘得失、淡浮沉的心境，是一种物我两忘的境界，是置心事外、随缘自适的超然心态。苏轼被贬儋州时作有《汲江煎茶》诗。在这幅汲江月夜煎茶图中，诗人细致地刻画了自己从汲水、煎茶、斟茶、饮茶到听更的全过程。此时的苏轼已经六十多岁，流放瘴疠之地的海南，诗人在《到昌化军谢表》中曾哀叹子孙皆以此次贬谪为死别。更兼贫病交加，困苦不堪，身边只有幼子相随，生活环境极为恶劣，可谓是诗人人生的最低谷。但诗中我们看到的却是大瓢贮月、小杓分江的豪迈情思，是雪乳翻煎、松风如泻的点茶之艺术美感，是寂静月夜下坐听更声的悠远澄明。茶成为诗人困顿中解脱自我的凭借，茶的淡然滋养了他的身心，平抚了他的忧伤，成为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良师益友。茶是精神的慰藉，更是安放心灵的所在。“枯肠未易禁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饱含着东坡对待人生“此心安处是吾乡”的超脱。《九日寻臻黎遂泛小舟至勤师院二首》写诗人饮茶之后，尘心全无，只想泛一叶扁舟寻禅访道的超脱之意，是一种了无挂碍的心理状态。“食罢茶瓯未要深，清风一榻抵千金”，更以一种安闲的心态，超然旷达的情怀忘却尘世的风波和政途的坎坷，是一种超然物外的心灵恬适。苏轼借茶淡忘政治斗争和仕途失遇所带来的痛苦，在饮茶中忘却尘世，在参禅中体悟世事如梦似幻，摆脱了外在环境的役使，看透了世间名利和倾轧，便可以超然自得，物我两忘。

苏轼一生坎坷，甚至颠沛流离、贫病交加，但他却从不妥协气馁，以豁达的心胸坦然面对世俗的困苦艰辛。诗人用诗歌和人生向世人展示了自己从茶、泉中得出的人生感悟，秉承超脱世俗的人生态度，超越虚无的功名利禄，从而启迪来者，能超越人类肉体的局限性，而达到精神上的自由，在世俗苦海中洒脱旷达、乐观怡然，随缘自适。苏轼的茶诗内容丰富，无论是种茶、煮茶，还是品茶、咏茶，无不是“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江行唱和集序》），并且以茶安命，体现了苏轼独特的生存智慧。（本文作者：杨蓓蓓 单位：郑州旅游职业学院基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