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与英美财政理论范式比较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引人入胜的文章？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我国与英美财政理论范式比较范文，希望能给你带来灵感和参考，敬请阅读。

一、应对核心现实问题的大陆与英美财政理论范式比较分析

(一)大陆财政理论面对的核心现实问题及其研究范式

在欧洲王国或者城邦国家经过漫长的中世纪发展成为独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中，西欧大陆国家的财政实践与理论继承了王国王室“家政”的一些传统。罗马帝国垮台后，各个王国之间的分歧与战争伴随着整个中世纪历史。西欧大陆各国之间缺乏天然屏障的地形地貌特征使这些国家在发生冲突与战争时缺少隔离带与缓冲区。在这种情形下，各王国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在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中生存和发展。此时，各国财政实践与理论的核心问题，是保证王国在生存竞争中守卫国家或对外扩张。面对这样的核心问题，财政实践与理论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一是财政收入的保障问题。政府如何保障守卫国家或对外扩张的财政支持?相对于英国而言，法国和德国的财政收入不仅依赖于各种税收，还经常发行债券，特别是在战争时期。到1789年，法国的国债总额约为42亿锂，而同期法国一年的税收收入仅3亿锂，其财政收入的保障压力显而易见。同样，由于信用不足使得普鲁士政府通过发行国债筹措收入的举措并不成功，其发行国库券的亏损数额占全部发行金额的1/4，甚至更多。中世纪以来，以德法为主的西欧大陆国家财政实践遇到的首要问题是如何筹集足够的财政收入。过重的税收与横征暴敛引起民众暴动的事例屡见不鲜，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财政收入的保障问题。当然，普鲁士政府财政获得了大量的公共资产的生产性收入，在17世纪和18世纪，重要的公共资产不断增值，尤其是公共土地和森林，以及重工业和铁路，其对财政的贡献也随之增加。1875年～1913年，政府生产性收入占经常性收入的比重由5.79%提升至15.4%。二是政府通过财政刺激经济发展来应对竞争压力。西欧大陆国家经历中世纪以来漫长的国家纷争，占用大量的经济资源，大部分的欧陆国家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各国取得民族国家独立之后，其政府以关税保护相对落后的产业，通过建立国家所有的企业来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1700年前后所有的法国企业都或多或少地依赖于政府资助”。直到今天，像法国这样的西欧国家还存在着大量的国有企业。由于英国较早进行了工业革命，大陆国家不仅要面对来自英国的竞争压力，其国家之间的纷争也使他们背负着沉重的财政包袱，这些国家财政干预经济的程度明显高于英国和后来的美国。三是为了增强民族国家形成之后的民众凝聚力，政府财政深度介入社会各领域。大陆国家社会保障和公共教育等社会性财政支出比较突出。这些国家间的边界与居民所属关系随着纷争而不断改变，民族国家形成较晚，为了凝聚民众和促进社会的和谐统一，政府一般实施较优厚的社会保障政策，以提高居民的安全感。高税收与高福利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居民之间的跨国迁徙，从而有利于社会稳定。显然，造成国家财政不堪重负的部分西欧大陆国家的高福利政策有其独特历史原因，不宜效仿。

总之，西欧大陆国家财政的核心问题是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何才能在邻国的竞争压力下保家卫国或对外扩张。大陆国家的政府要全面应对相对落后的局面，民众关心也关注国家独立、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等核心问题。而像英国和后来的美国那样限制全能政府和制约政府权力，不是当时西欧大陆民众的核心议题。国家财政收入保障、财政推动经济发展和财政介入社会领域等全面财政才是当时西欧大陆政府财政实践与理论的核心问题，政府较为全面地介入经济与社会生活。民族国家建立前后，西欧大陆国家出现了不少的政治强人与强势政府。正如剑桥欧洲经济史所言:“18世纪普鲁士的政治思维中，国家观念所发挥的作用要比在其他独裁政权中更大，国家影响也更广泛、更有力。然而在每一个地方，专制君主所发展或创造的官僚体制在促进统一、中央集权和国家意识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或多或少都有类似之处。”强权的政治家与政府通过实施全面财政政策推进国家发展在当时的西欧大陆非常普遍。财政目标涵盖经济发展、国家安全与社会和谐;财政收入不局限于税收，也包括国有资源与企业收益;财政支出投向多个经济社会领域。另外，西欧国家的货币独立于财政明显晚于英美就是一个佐证，当然战后德国是一个例外，因为美国战后仿照美联储塑造德国中央银行。大陆财政的核心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轴心原理与财政学研究范式。在发展滞后和较短民族国家历史的背景下，生存与发展是大陆财政的核心问题。大陆国家财政涵盖的领域广泛，财政理论研究领域也相对宽广，涉及学科门类较多，研究方法类似于综合社会科学。大陆财政学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古希腊的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等思想家的著作中可以散见当时的财政论说，多是讨论皇家收入与开支的家政问题，这也是在当时政治体制下的财政问题。这一历史渊源至今依然影响着西欧大陆国家的财政理论与实践。大陆财政理论孕育于当时的欧洲大陆社会实践，其分析范式带有明显的欧洲大陆政治经济时代的烙印。西欧大陆财政背负着国家政治、经济与社会抱负，这使得财政实践与理论走向跨学科综合，以国家生存与发展为其财政的实践指导和理论研究方向。大陆财政学范式的主要特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基于多元目标构建大陆财政学。欧洲尤其是西欧国家多有公国或王国的经历，因此欧洲大陆国家财政也留有公国或王国的财政印记，也就说，大陆财政一定程度上传承了大公家庭财政或者王室财政的思想，财政要义是保证王室或者大公的财政实现有效运转与稳定。相对于英国，大陆国家的民主意识相对落后，因此财政效率问题不是财政学关注的核心问题。罗森堡和小伯泽尔(2009)在讨论欧洲经济增长问题时，认为欧洲政权分散是其经济增长的原因之一。单个国家的国力有限，国家之间相互竞争，因惧怕其他国家的经济和军事竞争而不可能对本国人民的财富妄加征敛。至少从中世纪以来，欧洲大陆战争绵延不绝，由此导致的人口迁徙并不鲜见。因此，欧洲大陆独立民族国家面临的竞争是全方位的，西欧国家间的竞争也使得各国在社会保障以及其他社会福利方面赢得民心，让民众安居乐业显得尤为重要，从而导致财政不局限于经济目的，而是被赋予更多的政治与社会目标。大陆财政实践与理论的互动使得财政理论集中于探讨如何为政府财政多元目标的实现提供理论支持，而不关注财政的效率问题。另一方面，大陆财政学的跨学科性与严谨分析框架缺失。在走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西欧国家财政带有深深的战争与维护国家独立的烙印，从王国王室的“家政”到后来逐步形成民族国家的财政是一脉相承的，但是财政不起决定性作用(霍夫曼和诺伯格，2008)。相对于英国，西欧大陆国家的市场经济与相关产业发展滞后，因此，独立后，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利用政府财政干预经济发展，更加重要的是，随着政府职能延伸至社会领域，其财政更加明显地介入到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大陆财政理论因西欧大陆财政实践应运而生，财政目标的多元性导致相应的财政理论具有跨学科特征，涉及政治学、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等多个学科。这些不同学科的分析范式不尽相同，且自身也面临着分析框架不够严谨的问题。比如，对政府主导的社会保障系统问题，经济学家着重分析这种系统对财政、就业以及经济增长的影响;社会学家则关注该系统如何促进社会和谐;政治学家对发展与改革该系统可能对各个政党以及政治格局产生的影响作为研究焦点。显然，含有政治意图的财政理论聚焦于如何保障满足相应需要的财政收入，自然以实用为轴心原则;针对经济目标，财政理论以效率轴心原则展开理论研究;为了社会和谐，财政理论以公平正义为原则。在此种情况下，大陆财政学家关注的理论侧重点不尽相同，理论上似乎百花齐放，但却掩盖不了一个史实，即大陆财政理论不可能在统一假设基础与单一轴心原理为核心的严密逻辑演绎基础上构建分析框架。这样也就不可能进行有效的学术争论，难以高效推进财政理论的发展。大陆财政理论不缺乏思想性，但其多维目标基础上的归纳式研究范式在学术竞争中不具优势，自然也就失去话语主导权。但学术界对大陆财政的眷念并没有停止，以Backhaus和Wagner(2005)为代表的财政学家一直在尝试复兴大陆财政学。不过在学科细分趋势下，这种努力的效果有待观察。

(二)英美财政理论应对的核心现实问题及其研究范式

像德国和法国一样，英国也曾经历过数次战争。不同的是，英吉利海峡这个天然屏障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英国，它也有助于促进英国以盎格鲁－萨克森为主流融合成民族国家。中世纪以来，英国面对的威胁主要不是来自于战争，而是国内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尤其是国王、贵族和新兴经济阶层之间与日俱增的利益争夺。直至1688年光荣革命，君主立宪制成为各阶层协商并符合各方利益的英国政治体制。在光荣革命前后，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问题是还政于民，即将国家实权从国王转移至议会，最终由议会下院掌控。随着议会民主政治的实施，议会对政府权力的制衡使得财政的核心问题成为民主与效率财政。后来的美国与此类似，联邦政府财政预算及其债务上限都需要由国会进行审查批准。政府财政收支预算以及相关问题需要接受议会下院议员质询与批准，意味着政府必须对财政项目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加以说明。财政项目方案应全面且扼要，只有如此议员才会相信该项目是经过严密论证的，因为每个议员可能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为了财政收支及其相关问题议员之间会进行激烈的竞争。显然，财政项目中的任何缺陷都可能被利益受损或者不能获益集团的议员代表加以利用以影响财政项目的批准和监督。当然，对于像税收类的财政收入项目，无论是提高税收还是新开征税收都会面临相当大的抵制压力;而对于财政支出，则往往会受到利益攸关的地方及其议员的欢迎，更重要的是，一般情况下，对大部分地方是帕累托改进，在议会压力很小。但无论是增加财政收入还是支出在议会都会面临效率审查，相关理论论证与说明可能在民众、学术界、经济界和政界等引起广泛讨论。多角度解读财政项目的效率问题势必成为一条主线。要说清楚财政效率问题，对相关财政项目进行定量分析与预测是不可或缺的，作为在野党或者其他质疑方，对财政项目的质疑也必须建立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之上。无论论证方还是质疑方，他们需要一个共同接受的理论框架作为争论平台，否则即使定量分析也很难达成一致。当然，效率财政并不意味着所有财政项目都要进行效率检验，很多历史悠久的财政项目因为“锁定效应”作用往往得到默认，除非面临严峻的财政困难，一般此类项目不会被进行效率检查;调整与开辟新的财政项目通常会面临效率检查或者因特殊事件免于或减轻效率审查。明显不同于大陆财政，英美民主效率财政实践使得其财政理论采取严谨分析框架与以定量分析为主的研究范式。这种研究范式的特点主要体现在:

1．以效率为目标的财政理论可以基于一致性的行为假设。多种原因导致英美财政以效率原理进行实践，效率财政就意味着财政项目要进行收益与成本或者投入与产出评估，这就要求对财政行为进行理性假设。而在西欧大陆国家，多元目标的财政理论涉及经济、政治与社会行为各方面，很难对其财政行为进行一致性“刻画”。

2．效率财政理论立足于严谨理论框架。为了进行财政效率研究，建立一个严谨的框架是必须的，一般而言，此类研究框架通过数学工具构建符合财政逻辑的数理结构系统。这样的系统有利于框架合理性与逻辑严密性的检验，数理逻辑严密的分析框架之间的竞争就在于框架基本假设的合理性，而基本假设的合理性判断则建立在对历史经验的观察之上，尤其是历史数据分析。

3．效率财政理论与经济学相融合。民主财政推动下的效率财政理论具备经济学特质，效率问题是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效率财政理论可以对财政行为人的行为进行一致性假设。英美包括财政问题在内的宏观经济问题推动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等理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回应宏观财政等经济问题。财政问题与其他宏观经济问题交织在一起，使得关于财政问题的研究必须内置于整体宏观经济背景中，因而，效率财政理论研究自然成为经济学，主要是宏观经济学的一部分。基于单一假设基础和逻辑演绎研究范式的英美财政理论符合有限政府与效率财政现实的需要。它在与大陆全能政府的全面财政理论竞争中获得话语主导权，从而成为主流财政理论。效率财政可存在于集权社会，但持久实施效率财政的有效机制是民主社会。在议会(国会)民主制下，政府失去全面财政能力，财政项目需要经议会审批，议会及其议员对财政项目进行监督。民主财政存在类似政治性的财政赤字问题，民主对财政收入与支出约束的不对称性可能引起赤字，甚至诱发财政危机或经济危机，但是民主财政使得政府财政的约束得以加强，有助于促进财政节约。民主财政让议员、学界和公众都成为财政批评者，相当部分的财政项目将公开，接受全社会评判。这种评判机制是实现效率财政的基础。

(三)具备范式竞争优势的英美财政理论占据主流

科学史学家托马斯•库恩提出以科学范式以及科学家共同体社会学特征(学术认同等)的视角研究学科变迁。在一门科学的发展过程中，范式竞争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基本动力，范式的新旧替代标志着科学的“革命性”变化。如查尔默斯(1999)所言，范式由一些具有普遍性的理论假设和逻辑关系以及它们的应用方法构成，而这些是某个特定科学家共同体成员所接受的。显然，科学在范式变迁中不断发展与进步，范式竞争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基本动力之一。相对于西欧大陆财政，英美财政理论的范式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其一，单维行为目标理论比多维行为目标理论更为严谨。基于效率的英美财政理论优于西欧大陆全面财政理论，将效率作为财政理论研究的基本维度意味着可以遵循统一逻辑来构建理论，避免多维度引发的多元行为假设使得理论说服力不足。单维行为假设理论可能将财政理论研究范围缩小了，相应的理论也不再全面，但它提高了理论研究的逻辑严谨性。其二，基于严谨框架的定量研究优于归纳式定性阐释(严维石，2013)。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大陆财政理论采用归纳式定性研究，主要借助于文字阐述。面对同一财政问题，大陆财政理论学家从不同视角、不同内涵的概念对相关问题进行阐释性研究。这种多样性的研究分析基本上无法形成有效的学术争论，无法统一概念界定，缺乏同一平台分析比较研究结果。大陆财政研究范式缺乏精确性和严谨性使得学术争论的效率与效果有限。其三，英美财政理论范式适合于推动有限政府而非全能政府的分析研究。现实观察显示，民主效率财政比较符合世界范围内的现实与趋势。更为重要的是，政府与政治行为的研究成果使得公众和学术界相信，全能政府与全面财政的效率受到质疑。世界范围内，国有企业低效率与社会保障入不敷出所引起的财政压力不堪重负现象值得关注，从一个侧面反映全能政府与全面财政已经不现实。其四，相对于欧洲大陆财政，英美财政理论更具有验证性。卡尔•波普尔论证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不是可证实性而是可证伪性，科学的方法不是归纳法而是演绎检验法。如经济学一样，拥有严谨数理框架的英美财政学理论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进行可重复验证的科学范式，也就不可能实现相应的证伪性。但是，数理框架严谨的英美财政理论可通过财政序列数据、截面数据和面板数据的分析进行一定程度的验证。数据实证研究对相应的理论框架进行检验，继而提高理论的合理性与科学性。显然，英美财政理论因其范式优势占据主流。具有欧洲大陆背景的马斯科雷夫转变为英美主流财政理论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范式优势。由欧洲大陆财政向英美财政理论变迁是民主与有限政府的政治理论实践产物，也是财政理论科学化发展不可逆的结果。这并不意味着主流英美财政理论不存在问题，它依然面临着财政职能的界定问题，市场失灵不是财政政策研究的起点，也不是财政职能的天然边界。随着相关技术与基础设施的完善，外部性与公共物品产权的界定问题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可能，财政政策职能也可能随之收缩。从长远角度来讲，主流财政学家需要思考市场、政府与社会的有效职能边界，特别是政府与社会边界;在有效划分它们的职能边界之前，短期内，财政赤字与财政危机问题将一直伴随着财政理论的发展。

二、英美财政理论的主要问题及其出路

英美财政理论服务于有限政府的效率财政。然而，民主财政并没有严格约束政府实施效率财政，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争取财政预算与财政项目分配的手段，政府举债机制等使得政府行为边界在一定程度上没有缩小而是扩大了。政府行为边界的模糊性激励当选人及其政府采取功利主义的财政政策行为，真实效率财政一般并没有实现。但近期欧美财政危机频发，表明实践中的民主效率财政存在机制缺陷。早期英美财政理论没有将财政收入与支出融合成为整体，而是割裂开来进行分析，这种理论“传统”助长了赤字财政实践。因此，民主财政一个重要的局限就是政治性财政赤字严重(郭剑鸣，2010)，尤其是在美国与西欧表现得比较明显，它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财政与债务危机。民主政治与民主财政孕育的政治性财政赤字是英美财政理论与实践的主要问题之一，民主财政存在的基本问题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选举政治使得当选人及其政府倾向于让主要选民享受减税或不增税。选举政治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大量政客，而不是培育政治家。无论是总统(总理)选举还是议会选举，候选人为了讨好选民往往尽可能地甚至无原则地进行减税承诺。同时，政府举债没有得到很好地控制，无形中政府债务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增加。最重要的是政府举债存在明显的跨届性，本届政府需要偿付上一届政府的到期债务，当期举债则延至下一届政府进行偿还，这种机制使得政府举债在一定程度上难以控制。二是政府刺激性财政开支没有受到严格控制。政府开支项目对地方与大企业来说是促进经济增长和增加收入的动力源之一，“大量不必要的利益平衡项目”激励议员之间进行“互惠合作”，从而使得大量的政府开支项目得到议会的批准通过。显而易见，当前的民主财政天然地因税收增长抑制机制与开支增长机制引发财政赤字，更麻烦的是，目前还没有有效的机制来扭转财政赤字的增长。古典与新古典经济学家对政府及其行为的解读依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现实距理想的有限政府依然很遥远。作为主流理论，英美财政学必须面对这一重大财政课题，即如何通过民主财政实现有限政府和效率财政，政治性财政赤字问题研究是主流财政理论重要的组成部分。针对这一财政问题的出路:一方面，在宪法层面上对政府行为重新进行界定，厘清市场、政府与社会的边界。国内外实践表明，政府越界代替市场问题依然存在，大量微观经济政策依然困扰着市场主体，政府借助于监管干预企业生产经营的情况并不罕见，这种越界至少引起了学界与企业界的注意与反应。更困难的问题表现在，像在社会保障领域，政府越界进入往往受到欢迎，社会保障一定程度上变成政府保障，只有问题严重时才有可能引起关注。如果说政府与市场边界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那么政府与社会之间没有边界似乎不是问题，也没有引起注意。政府机会主义干预社会不仅造成不堪重负的财政压力，而且稀释了社会关系与社会情感。进行社会互助或慈善的社会组织本身可以解决相应的社会问题，在此过程中，它们同时融洽社会关系，增进社会情感。更为重要的是，融洽社会关系与社会情感奠定了市场发挥功能的基础，这就是所谓的“同情”。政府通过政策越界干预破坏了市场主体决策，政府也可越界干预社会来稀释社会关系与社会情感，继而消解市场的社会道德基础，这两个机制使有限政府问题需要重新思考与研究。政府干预社会的财政行为存在轮棘效应，相应的财政政策可以增加但很难削减或者取消。另一方面，政治周期的预算平衡制度是遏制政治性财政赤字的一个选择。欧美主要国家的政治性财政赤字源于民主选举的政治制度，总统(总理)和议员候选人的机会主义迎合选民财政策略是政治性财政赤字的动力，而政府债务管控缺失和跨界性为政治性财政赤字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实施财政政治周期平衡制度可以压缩政治性财政赤字的空间，它也有助于约束政府行为，实行有限政府。

三、结论

本文探讨了欧洲大陆财政与英美财政理论之间变迁的原因。服务于欧洲大陆全能政府的全面财政理论随着政治环境与政治体制的演变而逐步丧失存在的实践基础，英美财政理论适应了有限政府的效率财政实践要求。更重要的是，相对于欧洲大陆理论，英美财政理论的范式依托基于单维目标的逻辑演绎研究框架，其科学性优于多维目标归纳式的大陆财政理论。不少财政学家(如Forte，2010)希望大陆财政与英美财政理论走向融合，但是面对追求财政效率的现实，缺乏严谨框架与精确分析的理论只能是一个理论分支。如同Wagner(2007)所构建的跨学科的财政理论是对主流财政理论的有益补充一样，它不可能占据主流，其范式不可能被以效率财政为核心的当前及以后的学术共同体普遍接受。英美财政学就像新古典经济学长期占据主流地位一样不是因为它没有缺陷，而是其分析框架相对严谨。马斯格雷夫的财政理论与布坎南的民主财政论都以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为依据，其分歧主要体现在对于国家基本观点及其政府财政行为效果的评价方面。世界范围内的政治性财政赤字和财政危机使民主政治、有限政府和效率财政之间关系的理论逻辑严谨性变得脆弱。英美主流财政理论必须接受这一挑战，为政治性财政赤字有效治理提供理论支撑，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中李嘉图－巴罗等价定理的证明可能有助于英美财政学关注一个老问题，即将财政收入与支出融合成一个整体。这样才有可能克服财政赤字问题，进一步发展民主效率财政理论。

作者：严维石 单位：中央财经大学 广东财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