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财政透明度税收负担及隐性经济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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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31个省的数据为样本，根据国民收支差异对地区隐性经济规模进行度量，分析财政透明度、税收负担给该变量带来的影响。从研究结果来看，政府提高财政透明度能够使地区隐性收入有所减小，而税收负担与隐性经济规模之间呈现非线性关系，在负担达到一定程度后能够起到缩小隐性经济规模的作用。

关键词：财政透明度税收负担隐性经济规模

一、引言

隐性经济拥有影子经济、非官方经济等多种称号，一旦规模过大将造成税收大量流失，并且引发较大财政风险，给社会发展带来不良影响。为减少隐性收入，国家出台了预算公开、税费减免等多项措施，但目前隐性经济依然拥有一定规模。对财政透明度、税收负担与隐性经济规模的关系展开深入研究，能够为隐性收入治理指明方向。

二、财政透明度、税收负担与隐性经济规模研究进展

（一）隐性经济规模研究分析从现有研究来看，隐性经济被看成是复杂经济活动，在规模测算上采取不同方法得到的结果存在较大差异。出现这种情况，与该类经济活动隐蔽性较强有关，造成测算难以实施。目前采用的测算方法主要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为直接测算，如通过税收审计确定经济主体未申报信息；另一类为实施间接测算，主要运用经济学理论对宏观经济数据差异展开分析，如结构方程法、收支差异法等等。结构方程法对回归分析、因素分析等统计方法进行了整合，拥有较大信息覆盖面。国内外学者采用该方法对不同国家隐性经济规模进行测算，通常利用国家间的季度数据展开分析，需要建立多指标模型，给数据信息获取带来了较大困难。采用收支差异法展开分析，则从宏观上对地区国民收入和支出的数据差距展开分析，能够从整体上把握隐性经济规模变化趋势。

（二）财政透明度对隐性经济的影响研究财政透明度定义较多，在研究中时常运用不同指标进行度量。从现有研究来看，大多从会计、财政预测指标和制度三个层面进行透明度分析。在该变量对隐性经济影响研究上，学术界已经有研究证实能够使隐性经济规模得到缩小。在国外的研究中，通过比较联邦制国家和单一制国家制度透明性，得出了行政区划间的竞争关系有助于增强财政透明度，使隐性经济发展受到抑制［1］。从国内研究来看，通过比较各省隐性经济规模，也能够证明财政透明度的提高可以给隐性经济规模带来负面影响。但从总体上来看有关研究较少，且因为使用指标存在差异使数据获取受到了限制，使得地区层面的研究较少。而从研究结论上来看，多数研究得到的结论接近，即国家通过提高财政透明度能够使隐性经济发展得到抑制，促使隐性经济规模逐渐减小。

（三）税收负担对隐性经济的影响研究在税收负担与隐性经济规模关系研究方面，由于不同国家的税收体制存在较大差异，所以研究方法和结果的可借鉴性较差。但从研究方向上来看，国外主要从国家或地区层面研究税收压力、税种给隐性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从取得的研究成果来看，部分学者认为国家税收负担增加将造成隐性经济规模变大，部分学者以地区为研究对象，认为二者之间正向关系较弱。从单一税种角度展开研究，大多证实了税负增加将造成隐性经济规模变大，认为存在显著正向关系。国内研究较少，更多是对税收结构给隐性经济规模带来的影响展开分析，认为需要实现直接税和间接税结构和规模优化，通过降低税收遵从成本保证财政稳定性，使隐性经济规模得到抑制［2］。从总体上来看，相关研究仅停留在简单理论认证上，得到税收负担增加将引发隐性经济规模扩大的结论，对规模具体变化研究不足。

三、财政透明度，税收负担与隐性经济规模理论假设

（一）假设一研究财政透明度与隐性经济规模间的关系，可以从三方面提出假设。首先，增强财政透明度能够使信息不对称问题得到解决，促使民众获得更多政府信息，客观评价政府公共职责的履行效果。在公众对政府信任度有所提升的情况下，能够进一步认识到税负与公共产品供给关系，因此可以使隐性收入得到减少。其次，从政府治理角度来看，在现代化建设中提升制度透明度，可以引发政府治理变革，得到治理能力的提升。在政府执行效率有所提升的情况下，腐败行为能够得到有效打击，使隐性收入有所减少。再者，从公众权益维护角度来看，提高财政透明度使公众的知情权得到了维护，促使公众积极参与到预算中，表达真实需求。在政府财政收支受到约束的情况下，能够使隐性经济活动开展受到抑制。因此综合各方面考量，可以提出假设一：财政透明度的提升能够促使隐性经济规模减小。

（二）假设二分析税收负担给隐性经济带来的影响，需要分析造成民众逃避税收的原因。从企业角度来看，更多是为实现利益最大化，因此将通过变更会计、设置套账等方式逃税。而个体则多由于缺乏纳税意识未能及时缴税，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也存在假发票等问题。结合税收和税率关系可知，税负的加重意味着政府会将更多税款用到财政上。通过在各经济领域进行税收分配，能够完成更多岗位创造，并促进社会创业活动开展，通过减少失业使隐性经济发展得到抑制。但面对较高税收负担，正规企业单位和社会组织机构也将采取逃税避税行为，使隐性经济活动也受到刺激。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影响，可以提出假设二：税收负担与隐性经济规模间为非线性关系。

（三）假设三在研究上述三者关系时，需要考虑彼此间的影响。如提高财政透明度能够使公众了解政府举措，在加强公众监督时，使政府税收行为获得更多支持。随着财政信息的透明度增加，隐性经济将受到抑制。政府在税收征缴方面，出台法规加强逃税漏税行为惩治，也能使腐败行为得到抑制，促使非法经济发展受到负面影响。因此尽管税负增加将造成民众偷税逃税动机增强，但财政透明度的提高能够起到一定抑制作用，从而得到假设三：在税收负担增加引起隐性经济规模扩大时，提高财政透明度可以产生抑制规模增加的作用。

四、财政透明度，税收负担与隐性经济规模实证分析

（一）指标分析在实证研究阶段，需要先对隐性经济规模进行测算。考虑到数据收集难度，为简化分析可以采用居民收入差异法。具体来讲，就是隐性经济规模=国民消费支出+国民投资支出-国民统计收入。在实证研究中，该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表示为YXG，需要对其变化展开分析，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完成宏观测算。其中，投资支出包括隐含储蓄、股票等金融工具增量、现金总量和实物投资，根据地区金融市场数据计算。对财政透明度指标进行测量，指标表示为CZT，直接采用《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中的财政透明度数据。在对税负指标进行测量时，表示为SSF，为国家总体税负，取值为国地税占GDP比重，可以细化为直接税负、间接税负、地方税负几项指标，分别利用ZSF、JSF、DFSF表示，根据税务局公布的各种税收占GDP比重进行计算。隐性经济将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因此需要完成控制变量的设定，共包含经济增长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城市化率三项指标，分别表示为JZL、JZS、CHL，分别利用GDP增长率、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和城镇居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进行计算，可以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获取。

（二）模型建立在对几个变量关系展开分析时，需要建立多元回归分析模型。针对前两个假设，可以得到模型1：式中，i指的是地区，t则为年份，Control为控制变量，α0为常数项，α1-3为回归系数，其余项按照顺序依次为个体效应、时间效应和随机误差项，SSF可以分别用不同税负类型替代。针对假设3，可以得到模型2：将各省数据当成是样本，忽视不同变量在空间范围内的依赖程度容易造成分析结果产生偏差。为解决问题，还要引入空间关联性因素。因此建立的上述模型均为空间计量模型，能够对主要变量间的空间关联性进行检验，得到稳健结论，为验证假设是否成立提供支持。

（三）样本描述运用模型进行实证分析，需要选取31个省从2015-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大体划分为东、中、西三个地区分别展开分析，对假设进行证实。在实际研究过程中，需要对各指标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避免变量关联性分析受到量纲差异的影响。采用Stata等软件，能够完成样本数据处理和模型计算。对样本进行描述，可以发现隐性经济规模平均能够达到0.143，说明各省隐性经济发展规模较大。从财政透明度上来看，平均能够达到0.254，说明透明度不高。从税收负担水平来看，平均能够达到0.169，说明负担达到一定水平。从控制变量标准差来看，经济增长率达到0.059，居民可支配收入达到0.070，城市化则为0.147，说明各变量均存在一定差异，都将给被解释变量带来影响。

（四）实证结果从回归分析结果来看，在模型中带入不同税收负担指标和控制变量，可以得到大致相同的分析结果。在表1中，模型3带入直接税负，模型4带入间接税负，模型5带入地方税负。在各模型中，财政透明度在1%上显著为负，均能证实假设一成立。在10%水平上，税收负担通过显著性检验，一次系数为正，平方项则为负，说明其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呈现出倒U型关系，说明假设二成立。各控制变量拥有稳定系数，且与被及时变量显著相关，可以起到抑制隐性经济活动的作用。从模型2回归分析结果来看，在5%水平上CZT*SSF系数为负，效果显著，能够证明假设三成立。分析原因可知，在税收负担较高的情况下，民众为获得更多收益将通过开展隐性经济活动逃避税收。但财政透明度的提升，意味着更多财政信息将面向公众公开，促使公众参与到政府行为监督中，使机构人员从事隐性经济活动的机会有所减少。为确认利用样本数据分析得到的结果是否可信，需要采用系统GMM方法对相关变量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从结果来看，隐性经济规模可以达到1%显著性水平，能够通过自相关检验，说明模型基本可以达到稳健性检验要求。通过实证分析，可以得到财政透明度这一变量与隐性经济规模保持负相关，各类税收负担与其保持显著倒U型关系，控制变量与之保持显著负向关系，与之前得到的结论高度吻合。分区开展稳定性检验，可以发现各地财政透明度、税收负担等变量存在明显差异，东部和中部CZT和YXG在5%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可以得到稳健结果。在SSF和YXG关系分析上，各地在10%水平上显著，结果稳健。按照税收负担高低完成区域划分，对财政透明度与隐性经济规模关系展开分析。从结果来看，负担高的地区CZT系数为-0.108，在1%水平显著，而负担低的地区CZT系数为-0.048，仅在5%水平显著。由此可知，税收负担高的地区提高财政透明度能够更好抑制隐性经济发展。按照高低对财政透明度进行划分，分别分析税收负担与隐性经济规模之间的关系。从结果来看，SSF、ZSF、JSF等变量一次项系数均为正值，二次项则为负，但透明度高的地区多数变量在10%水平上显著，透明度低的地区相关变量中只有直接税负在10%水平上显著。由此可见，提高财政透明度，能够使税收负担与隐性经济规模保持更加显著的倒U型关系。从隐性经济规模控制角度来看，还应使政府财政透明度得到不断提高。但在税收负担调整方面，考虑到其与隐性经济规模间为复杂非线性关系，只有负担达到一定水平后才能发挥抑制作用，还要审慎对待税收负担调节问题，而是从激发市场主体税收支持力度角度采取政策措施抑制隐性经济规模扩大。

五、结论

隐性经济规模将受到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想要实现隐性收入的有效治理，还要出台一系列政策对社会经济环境进行改善。但从财政透明度、税收负担带来的影响看，国家还应对现代财政制度进行完善，通过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发展提高财政透明度，使隐性经济发展得到有效抑制。发挥税收调控作用，还应实现税制结构优化，而并非是简单增减税负，以便使居民主观上愿意进行税收缴纳，促使隐性经济规模得到缩小。

参考文献：

［1］储德银，左芯.财政公开的经济社会效应研究新进展［J］.经济学动态，2019（05）：135-148.

［2］孙群力，陈海林.中国隐性收入的规模及治理研究［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9（02）：65-75+159.

作者：胡顺秀 单位：江西省宜春市奉新县财政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