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及地方工业发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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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基于1998-2018年我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对地方工业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均会显著的促进地方工业发展，且财政收入分权的促进作用更强。此外，这种促进作用还具有区域异质性，表现为：将财政支出分权作为财政分权的衡量指标，财政分权显著提高了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发展水平，但当将财政收入分权作为财政分权的衡量指标时，财政分权显著提高了东部地区的工业发展水平，而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并不显著。

关键词：财政分权；地方工业发展；地方政府；异质性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而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也是实体经济的主体，其对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我国工业具有较好的发展基础，也不断面临着新的挑战。而工业快速增长的同时还伴随着财政体制安排的持续调整，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实行推动了我国经济的繁荣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国经济奇迹(张军和范子英，2018)[1]。在财政分权的背景下，各地政府的财政自由度显著增强，拥有了一定的决策自主性，也具有事权以及支出责任，明确了其利益主体地位。因此，在财政分权的体制下以及上级政府的绩效考评制度下，地方政府官员会综合考虑地方经济发展以及税收以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但与此同时产生的问题是地方政府官员任期是一定的，在理性人的假定下，其必将“短视”，可能会存在投资偏好行为，倾向于发展能较大幅度增加税收收入的行业，如工业；而不愿意进行科技创新方面的投入，因为技术创新投资具有周期长、风险大、回报率低且易产生外溢性的特点。因此，本文将重点关注财政分权对地方工业发展的影响，从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两个角度入手，使用1998-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来探究。此外，还将样本划分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以解决模型的异质性。田艳平等（2018）[2]认为中国式分权式导致我国工业粗放式增长的重要制度原因。范剑勇和莫家伟（2014）[3]发现，地方政府举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压低工业市场用地价格以吸引投资，其动机同样源于中国特色的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竞争。财政收入激励地方政府开拓收入来源，过度、低价供给工业用地，导致工业产能过剩（陶然，汪晖，2010）[4]。严思齐和彭建超（2019）[5]发现，财政分权对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影响会因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而有所差异，当人均生产总值或高技术产业占比较低时，展现为负向影响，而当人均生产总值或高技术产业占比达门槛值以上时，财政分权对工业用地利用效率的影响显著为正。基于此，本文可能的贡献如下，一是系统性的研究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对地方工业发展的影响；二是将全国划分为东部和中西部地区进行分样本回归，分析是否存在区域异质性。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本文的研究期间选取1998-2018年，本文的研究样本为我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本文的数据来自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国泰安数据库。

（二）模型设定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构建计量模型如下：yit=α+βFDit+γXit+δi+μt+εit其中yit表示i年t省份的工业发展水平，FDit表示i年t省份的财政分权程度，Xit表示控制变量，β为财政分权系数，γ为控制变量系数，εit为扰动项，δi和μt分别代表省份和时间固定效应。

（三）变量定义1.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地方工业发展水平（Company），用地方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单位数来衡量。2.核心解释变量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财政分权程度（FD），用财政收入分权（FDin）和财政支出分权（FDex）来衡量。其中财政收入分权（FDin）用一般预算收入占全国一般预算收入的比重来表示，财政支出分权（FDex）用一般预算支出占全国一般预算支出的比重来表示。3.控制变量（1）产业结构（STRUC）：用工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2）实际人均地区生产总值（GDP_cp）：用实际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来衡量。（3）交通便捷度（ROAD）：用铁路与公路的里程数之和来衡量。（4）人口数（POP）：用地区生产总值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衡量。（5）外贸依存度（OPEN）：用进出口总额占该地区GDP的比重来表示，对进出口总额以相应年份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折算成人民币计价。

三、实证分析

（一）全样本回归分析本文运用stata15软件对方程进行回归，以考察财政分权对地方工业发展的影响。根据Hausman检验，模型适合固定效应模型，表1是对全样本回归分析得到的结果。模型1～模型3将财政支出分权作为财政分权的衡量指标进行回归，模型4～模型6将财政收入分权作为财政分权的衡量指标进行回归，其回归结果表明，财政分权与工业发展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将财政收入分权作为财政分权的衡量指标是较为稳健的。其中模型6的拟合程度最好，表明地方政府财政分权程度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本地国有及规模以上单位数会增加2518个。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分权程度越高，财政自主性也越高，为赢得“政治锦标赛”就会将更多的资金应用于给企业的资金补贴以发展地方工业，还可能会挪用公共服务支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等生产性投资领域（范子英，2016）[6]，对工业规模的扩张产生促进作用，进而提高地方工业的发展水平。最后，就其他控制变量而言，实际人均GDP（GDP_cp）在模型3和模型6中，控制了省份效应和年份效应后，其系数仅在10%的水平下显著且为负，意即实际GDP对工业发展有抑制作用。人口数（POP）在模型1～6中，其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且为正。表明人口数的增加会促进工业的发展，因为人力资本是发展工业的重要因素。外贸依存度（OPEN）的回归系数在模型中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多数为正，表明当外贸依存度增加时，会显著的促进工业增长，其内在原因是进出口同样是拉动工业增长的马车。产业结构（STRUC）的回归系数在10%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优化产业结构有利于工业的发展。而交通便捷度（ROAD）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故交通越方便的地区，其工业发展水平越高（见表1）。

（二）分样本回归分析从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得知，在全国范围内，财政分权显著促进了工业的发展，因此，为观察这种促进作用是否具有区域异质性，在同时控制省份效应和年份效应的情况下，我们将样本分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并分别进行回归，得表2的回归结果。模型1和模型3是将财政支出分权作为财政分权的衡量指标，财政分权显著提高了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工业发展水平，但当将财政收入分权作为财政分权的衡量指标（模型2和模型4）时，财政分权显著提高了东部地区的工业发展水平，而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财政分权对工业发展水平的促进的确具有区域异质性。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1998-2018年我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对地方工业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均会显著的促进地方工业发展，且财政收入分权的促进作用更强。此外，这种促进作用还具有区域异质性，表现为：将财政收入分权作为财政分权的衡量指标时，财政分权显著提高了东部地区的工业发展水平，而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并不显著。根据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两点政策建议：第一，进一步完善财政收支管理体制，主要是省以下的财政收支管理体制。加快推进部门细化预算和财政集中支付制度，进一步规范财政收支的核算管理，增加预算的透明度和约束力。第二，完善地方官员的晋升制度，注重完善地方官员的政绩考评体系，进而优化地方的产业结构，提高居民幸福度，满足居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社会进步与发展的需要。

参考文献：

[1]张军,范子英.再论中国经济改革[J].经济学动态,2018(8)．

[2]田艳平,徐玮,顾贾能.影响工业高质量增长的制度性因素——基于中国式分权的研究[J].学习与实践,2018(5).

[3]范剑勇,莫家伟.地方债务,土地市场与地区工业增长[J].经济研究,2014,49(01).

[4]陶然,汪晖.中国尚未完成之转型中的土地制度改革:挑战与出路[J].国际经济评论,2010(02).

[5]严思齐,彭建超.财政分权对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影响的门槛效应——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9(01).

[6]范子英.土地财政的根源:财政压力还是投资冲动[J].党政视野,2016,440(02).

作者：李雪瑜 单位：郑州大学国际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