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影视改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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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精神内涵的娱乐性与商品性

影视传媒在高度发展的过程中无可避免地导致了“文学书写的危机”。法兰克福学派就曾经提出：“文化工业的产物不是以后会变成商品的艺术作品，相反一开始它就是为了作为上市销售，满足普通大众的需要，作为供市场销售的可互换物而被生产出来。[1]可以说这一观点已经点明在文化工业和消费时代，艺术品由母体里所携带的商品性。而美国著名理论家丹尼尔•贝尔就曾经在分析美国60年代文化景观时指出美国当时的文化情景与中国九十年代所处的文化情景之间惊人的相似性，他说:“目前，居统治地位的是视觉观念、声音和景像，尤其是后者组织了美学，统率了观众，”“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印刷文化。”[2]的确，在九十年代的中国，影视文学确实已经抢夺了大量纯文学的生存空间和市场，视觉效果、声音影像对大众的影响力也在日益扩大中。但与此同时，影像文学自身所携带的商品性与娱乐性却在另一向度上对文学发展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和潜在的危机。首先，精神内涵的日益萎缩与变形使许多当代作家开始沦为商品化写作的附庸。随着网络文学的勃兴，许多作家已经逐渐放弃了对文学审美性的追求，转而形成了“什么卖座写什么，为了写作而写作”的风气。时至今日，我们发现众多穿越小说和宫廷小说大行其道。从《宫锁心玉》、《步步惊心》、《神话》再到最近在各大电视台热播的《倾世皇妃》等等已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观众的视线。这些网络文学作品将消费媒介所具有的商品性和娱乐性完全地展现在读者和观众面前，拖沓的剧情、纠结的人物情感关系，复仇与陷害的筹码等等，这些几乎成了此类小说所共有的也是必不可少的卖座因素。改编后的许多影视文本也主观上放弃了负担社会道义责任和人文精神的职责，而逐步沦为仅供大众娱乐和消费的为文化商人谋取利益的工具，文学本身理应具有的远大理想、哲理沉思、人性关怀和道德批判等则降低为纯粹的消遣娱乐和感官刺激。

二、审美距离的模糊性与平面性

虽然许多影视作品改编自当代的文学文本，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就简单地把影视文本看做是文学文本在影像领域的直接映像，在这里，影视编剧、导演甚至演员本身都要对原有的文学文本进行再度创作，而在这一过程中，许多文学文本原有的批判意识和精神向度也就因不同程度上的再度创作而显得效果各异。例如曾经一度掀起家庭剧热潮的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这部电视剧在各大电视台热映之后许多观众都主观化地将其看做是一部诙谐幽默的家庭剧，而原作中刘恒想要描绘的在社会底层无奈挣扎的小人物性格、命运的变迁却在某种程度上被阉割了，虽然改编后的作品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观众对人物生存境遇和生活状态的同情和反思，但总的说来由喜剧演员来演绎的这种影视剧集还是将作品原有的理性批判与反思消解了许多。接着我们再来分析一下近年来备受追捧的麦家的谍战小说系列。随着2005年《暗算》的热映和好评，麦家的一系列小说被先后搬上荧屏，《风声》、《风语》、《刀尖上行走》等作品先后被改变成电影、电视剧，麦家也在一时间成为了影视发行方的宠儿，并在2010年获得茅盾文学奖。应该说，麦家的“新智力小说”似的谍战小说在艺术性上还是比较突出的，在情节安排上，麦家小说往往能够做到引人入胜又不让观众觉得是故弄玄虚，作家将对案件的观察、分析和论证紧密结合，使故事的可看性大大增强，与此同时故事中也穿插着作家本人对生活智慧的独特体味与理解，所以应该说麦家小说走红是有理由的。但是，许多熟悉麦家的读者在观看过改编后的电影、电视剧之后仍然对此种改编采取了批评的态度，的确，虽然《风声》和《风语》的改编都由麦家亲自参与，但细读文本之后，我们仍然会发现为了考虑到大众收看的娱乐效果和收视率等现实问题，影视剧在很大程度上对原有情节进行了改造，而且应该说有一些改造是并不成功的。一些影视改编在考虑消费市场和观众需求的同时对原著做了大量失败的修改，不仅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原著情节的紧凑和完整性，任意加入的感情纠葛也大大降低了作品的艺术格调。这样一来，麦家在其小说文本中较为完整地保持着的审美距离被不同程度上的肢解了。改编后的影视文本倾向于只注重营造紧张、恐怖的气氛和曲折跌宕的情节，而在对主要人物自身性格的塑造和情感表达上则十分逊色。小说中麦家刻意营造的审美距离变得归于模糊而平面化了。

三、接受状态的麻木性与空白性

前文中我们谈到当代文学文本在影视改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些突出特点。传播学四大公认的奠基人之一的拉斯韦尔在他的代表作《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将传播的过程分为了以下几个要素：“传播者——讯息——渠道——受传者——效果”。[3]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传播的最终指向是受传者的接受效果。随着文学传播形式、内容和媒介的不断变化，文学接受也随之日益发生变化。文学接受早已从个人欣赏似的私密阅读转向了在大众文化产业和消费文化影响下的快餐似的记忆。可以说在此过程中，公众对于改编后的艺术文本本身是没有明确的价值判断标准的，或者说很多人早已不愿意去思考这背后的种种原因，而只是以一种麻木的状态去接受。我们遗憾地看到作为文学艺术核心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正在逐步瓦解，传统小说写作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文字符号土壤已经无法孕育富有神秘感的精神价值，而与此同时，各种重新编码的艺术传播方式正在肢解着文学文本自身的话语权威和地位。然而，在受众以麻木的状态接受全部新兴媒介所带来的影视文学时也同时失去了进一步细读文本和产生情感共鸣的空间。即导致了接受效果的空白性。这里提到的空白性并不是说接受者没有接受影视文本，而是说这些影响并没有真正在接受者头脑中产生深刻印象，观众只是简单机械地跟随剧情发展或穿越、或陷入谍战似的悬疑和恐怖之中，但当影像传播结束，即此类电影、电视剧结束以后，接受者并不会去深刻思考在这些影像背后到底传达着什么样的情感价值、人文情怀以及深层告诫，接受者在精神接受的层面上始终是空白的。回首近十年来当代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我们不难发现在消费文化大背景的影响下，传统的文学审美定位已经被逐渐打破，影视作品的娱乐性和消费性日益成为大众追捧的关键要素。然而，这种转变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却值得我们深思。一方面，我们并不能一味地否定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在我看来，改编的关键在于改编者能否充分、深刻地理解和剖析原著所传达的精神内涵，同时适当地融入个性化的审美体验，这也正是所谓的忠实型改编和创造型改编。当然，忠实原著也好，选择性创造也罢，关键不仅仅在于能否被大众所接受，同时还必须保持文学文本和影视改编的质量和精神取向，唯有那些思想深刻、关照人生、手法细腻的优秀作品才能真正成为不朽的经典，而不是观众短时间内街谈巷议而后就弃之如履的“口水作品”。文学文本终极价值的实现始终是依赖其文学性和艺术性的，这一毋庸置疑的判断、评价标准，无论是在今天还是在未来都不应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