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作品选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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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影像化教学方法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教学中的优越性

当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图像冲击无处不在。以语言为中心向以影像为中心转变。在视觉文化的影响下，多媒体广泛应用在大学各个学科的教学中。对于文学类课程的教学来说，多媒体技术把文本、图像、视频、动画和声音等信息媒体集成在一起，向学生快速提供丰富的信息。“视听取代思考，声像挑战文字，影视取代小说，已经成为当代审美文化的一个重要趋势”［2］。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传统教学方法，是结合文学史知识，以学生阅读理解作品和教师课堂分析讲解为主，而现代的视觉文化背景中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教学则更多地借助视觉化、图像化手段来实现教学目的。首先，利用视觉、图像的直观性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从而使学生对文学作品有初步的视觉印象1843年费尔巴哈就说过，人们喜爱图像胜于真实事物，喜爱复制胜过原创，喜爱表象胜过现实，喜爱外貌胜过存在。［3］图像影音对于当代学生的吸引力远远胜于文字。传统课堂上教师讲授式或讨论式教学模式既不能满足学生的需求又不能适应形势。于是，教师利用多媒体等手段把作品的背景知识如作家肖像、作品版本或插图、漫画，以及由作品改编的影视、动画片段等图片资料应用在课堂教学之中，极大地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力。图像媒介为学生提供了最直观最迅捷地了解作品的途径，使其更加客观、清晰、生动和及时。例如插图，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小说在其产生初期，往往从两个方面来吸引读者，一是进行白话创作，其次就是利用插图。当时的小说往往附有大量的插图，主要有情节插图和封面插图。把这些插图在课堂上提供给学生观看，势必形成图文并茂的教学效果。

另外，很多小说篇目都被改编成了电影，而电影能在短时间中，通过画面浓缩时间跨度很大、牵涉面多的主题和事件，把原著中历时的故事转变成共时的冲突，把时间上的缓慢转变成紧凑的蒙太奇情节。这样既能强化故事逻辑，又可以节约时间，在相同的单位时间内让学生获得更多的信息量。因为，电影画面“通过光，影，声，画等手段体现了一种视觉审美，同时多重‘能指’的影像展示既满足了影像的可看性，也拓展了画面的想像空间”。［4］可以说电影使接受者有了轻松享受文学作品的光辉烛照和精神滋养的可能，更易获取生命体验，心灵慰籍，感官享受，本能释放，这些人的原始精神需求，使接受者各种欲望和需要得到满足，各种情绪得到宣泄，成为另具魅力的文本形式。这在一些情节紧凑的戏剧作品中表现明显，如曹禺《雷雨》等，学生通过观看根据同名戏剧改编的电影，可以直接感受到剧本的艺术魅力。当然，一些浪漫舒缓的散文化小说通过视觉化的教学也能起到很好的效果。例如，要分析沈从文的小说《边城》，首先利用多媒体把原版封面和插图放映给学生看，使其对小说的时代、社会背景有所了解。然后，放映电影片段，使学生对小说人物和优美的环境有一个大致的印象。与此同时，教师适时地穿插引导，分析作品的整体风格和作家的创作理念，并进一步让学生参与课堂讨论作品的审美价值。

这样，使形象的、感性的认识与深度的理性思考相互结合，既培养了学生的审美意识，又提高教学效果。中国当代很多文学作品被改编成影视作品，特别是上世纪80、90年代出现的一些小说作品之所以能够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很大程度上与影视改编相关。例如，余华《活着》、莫言《红高粱》、阿莱《尘埃落定》、王安忆《长恨歌》等等。那么，我们在分析这些作品时，结合这些影视图像成果，能更好地激发起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丰富的信息，并有助于提高学生对小说原文的阅读兴趣。其次，影像化、图像化的解读方式为学生理解作品提供了多条途径，在一定程度上为培养学生多维的阅读思考习惯奠定了基础，并开阔了视野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影视剧改编中。文学原著的改编就是要把原作中通过文学构造的艺术世界与艺术神韵，以“影视化”的方式转换成具有艺术感染力的、具体的动态时空。当今，“电影改编不再是仅仅发挥其普及经典阐释文学原著的功能，也不再仅仅是选‘兼具电影性和文学性的小说’或‘能够充分电影化的作品’来改编，它的外延与内涵都扩大了。”［5］

可以说，改编后的影视作品不仅是对作家的文学原著的再现，而且更渗透着改编者本人的个性化解读，是改编者与作品作者的共同创作。这样，就为观众打开了解读原作的不同途径和视角。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观看影视作品，并进行思考，然后在课堂上以讨论的方式加深对作品的理解和领悟，并进一步引发学生对原作的阅读兴趣。很多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都是由于影视改编的成功而吸引观者在观影后找到原著进行阅读的。例如，《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很多学生都是看了电视剧后才找来张恨水的原著进行细致阅读，在课堂讨论时也能有个人见解。刘恒的小说《伏羲伏羲》被著名导演张艺谋改编成电影《菊豆》，可以说，无论是原著还是电影都非常精湛，二者的阐释互为补充，相得益彰，为解读打开了视野。学生通过观影和阅读的双重体会，更加深入地理解了作品所要探寻的人性问题、作家的个性色彩，以及作品在整个时代文学思潮中的历史价值，从而掌握新历史主义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第三，文学作品图像化、影像化的教学方法适应了当代大学生的成长特点和阅读心理当代的大学生是在20世纪80、90年代以后出生的。

他们是在视觉文化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观看影视、图画、网络视频是他们重要的精神文化生活。大学教学能够融入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影像文化，是他们普遍欢迎并感兴趣的。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教学中，文学的图像化、影像化要求引进视觉思维的教学理念，教师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在教学中展示各种与作品相关的图像和视频，进行比较和分析讨论。教师不再做脱离作品的空谈和玄谈，师生在视觉平台上，面对共同的视觉对象，积极互动，教学相长。图像化、影像化手段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教学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能够很好地辅助教师进行课堂教学和讨论，从而使作品选课程教学更加有深度和广度、独创性和个性化。同时也相应地引发了学生的阅读兴趣和欣赏水平，丰富了学生阅读作品的数量，提高了阅读质量。但是，视觉文化时代也为中国现当代作品选教学带来了很多尴尬的处境，甚至困境。

二、视觉文化时代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视觉化的直观、体验性特征在某些情况下消解了文学原著的思想深度，易于使学生对作品的理解浅层化图像、影像的大量运用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学生丧失对文学文本的独特思考。尤其是一些世俗化的影像叙事因其形象、表层而缺乏深刻性，使现代消费社会符号化、简单化，限制了受众的想象力发挥，同时也禁锢了他们的思维活跃性和创造性。尤其是很多依据小说文本改编的侧重故事情节性的影视剧，把间接的，抽象的，多义的文学形象变成直接的，具体的，单一的荧幕形象。文学作品理解的空间缩小，图像替代了想象，弱化了语言文字媒介的魅力，文学作品无穷的想象力大大缩水。影视剧的改编将文学描写中复杂的心理过程展示拉直了，画面化了，单一化了，人物微妙的心理变化、内心激烈的搏斗撞击无法实现，学生参与的主动性、创造性就会丧失。这一点在中国现代作家的小说作品中表现很明显。例如一些以语言书写见长的作家如钱钟书、莫言等，以心理描写见长的作家如郁达夫、巴金、老舍等，还有一些以思想深度见长的作家如鲁迅、余华、苏童等，他们的小说影视化后势必弱化原作某一方面的魅力。以《骆驼祥子》为例，原著在对祥子买车卖车三起三落的人生转折的叙述过程中，总是伴随着作者对祥子内心的详细剖白，学生通过这些人物心理方面的描写能够准确体会祥子性格由进取走向堕落的内在原因。

而电影中人物往往不可能直陈心迹，需要通过场面、特写、人物神态等镜头来曲折表达。这样，学生如果不读原著，那么对人物以及作家的社会反思就不能深入地理解，达不到预期的教学效果。其次，文学作品经过影视改编后，往往带有改编者和导演浓厚的个人色彩，其所传达出的精神主旨有时会与原作形成很大的出入与文学创作的个体性特征不同，电影的蒙太奇主要是通过导演、摄影师和剪辑师的再创造来实现的。在影视剧的制作过程中，导演按照文学原著改编后的剧本主题，分别拍成许多镜头，然后再按原定的创作构思，把这些不同的镜头有机地、艺术地组接、剪辑在一起，使之产生连贯、对比、联想、衬托悬念等效果以及快慢不同的节奏，从而有选择地组成一部反映一定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感情的影片。这种蒙太奇手法“把无论两个什么镜头对列在一起，它们就必然会联结成一种从这个对列中作为新的质而产生的新的表象。”［6］

由此可见，文学作品改编电影实际上是一种二度创作，带有很强烈的个人色彩。所以从这一方面讲，影像化叙事主观性很强，往往导致影视剧偏离了原作精神，这样就会导致学生对小说原文的理解产生偏差。例如，这两年改编成电视剧热播的张爱玲的小说《倾城之恋》，原作更多地表达出张爱玲小说惯有的“冷眼看人生世态炎凉”的基调，是作家对人生的独特解读;而改编后的电视剧则明显带有导演、剧本改编者的观念，因而电视剧版《倾城之恋》着力表达的是范柳原与白流苏之间的爱情，是对爱情的颂扬。这样，二者就有很大的出入。学生在同时观看和阅读之后，在内心中产生理解的矛盾就可想而知了。第三，视觉的形象、感性化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作品选课程的理论性作品选课程虽然属于鉴赏性的课程，但其教学目标不能仅仅停留在感性的鉴赏层面，依然需要以文学鉴赏和批评为基础来实现对基本文学理论的思考和认识。

换句话说，这门课是通过对文学作品的鉴赏解读来达到培养学生的文学基本理论素养的目的。而影像化的教学方法由于其立体、直观性特点，学生通过大屏幕所接收的更多是形象、感性的信息和知识。而且，过多地使用图像化、影像化的教学法，会使学生产生图像依赖，不愿稍费力气进行思考总结，时间久了就形成思考的惰性。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就会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回避较为艰深的理性思考，而只进行表层的、肤浅的感性认知，这样就达不到作品选课程的最根本的教学目的。例如，在观看电影《林海雪原》后，学生基本上都被电影中的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和战斗场面、异域风光所吸引，很少有人去思考小说原著的民间化叙事特点以及这种叙事风格在建国初期如何形成一股创作潮流的社会背景因素。等等。总之，视觉文化时代，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教学变得多姿多彩，但同时也带来了很多难以避免的缺陷。那么，教学中如何更好地利用视觉化手段和成果，在尽量克服上述问题的同时又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呢?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而且，视觉文化时代的作品选课乃至所有文学类课程的教学理论体系建构问题，以及与之相应的实践运用问题，是当前学术界和教育界急需关注的。

三、视觉文化时代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教学的途径探索

尽管视觉手段在教学中存在很多缺陷和问题，但毋庸讳言，当前，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课程教学中，使用图像化、影像化手段已经是必不可少了。在目前实际教学中，我们应该充分挖掘与利用图像、影像资料所蕴含的文学性与文化性，做到课程内容与文化资源的有机整合，提高教学质量，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使学生具有跨文化的广阔视野。首先，充分利用视觉文化的直观性和综合型特点来实现文学作品的想象性、思想性，从而使图像文化与文本文化相互结合，尝试建构新的教学理论体系。小说是叙事艺术(artoftelling)，而影视则是表演艺术(artofenacting)，虽然它们在读者与观众心目中产生的效果和美感是不同的，但二者并不矛盾，可以相互协调。影视作品无法展示人物内心激烈的冲突，但画面结构，色彩，音响，这些画面具有的“言说”特点，带给人的现场强烈的感受是小说不具备的，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文字试图在文本中构建的想象图景。

另外，小说改编成影视作品的过程受到当下诸多文化因素的影响，而文学作品所思考和阐释的文化内涵通过与影像文化的对照，可以使学生领略文化的内在变迁，开阔学生视野。例如，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被改编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学生通过文本与电影的对照阅读欣赏，不仅更直接地领会到原作中人物的精神状态，使学生感到震撼，实现了文本阅读想象与影像观看的落实;而且，在讲析这部作品时，学生课堂讨论中认为，这样对照使他们更清晰地看到了不同时代的文化差异，理解了社会制度等文化因素是如何间接地扼杀人性的，并由此探讨作家在作品中的文化思考。这种影像与文本对照评析的教学方法有待于进一步的理论阐发，构建相应的、有别于传统模式的新型教学理论体系。其次，基于对视觉文化时代学生的阅读欣赏心理，在教学中应突破专业限制，突出知识的综合性、选择性、灵活性和基础性，突出其跨学科特点，实现文学与图像、影像艺术在现当代文学作品选教学中的完美结合。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指出:“……影视造成的巨大冲击力、晕眩力已经成为审美的主导潮流”［7］。

当今时代，单纯的、孤立的教学手段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当代大学生的心理特点，学生学习知识也不再是一个被动的接收过程，而是主动参与。兴趣是非智力因素，但它是学习的原动力，只有对要掌握的知识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学生的心理、头脑才会因适宜的刺激而产生灵感，才能获得事半功倍的学习效果。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课程应该突破专业限制，结合当今数字化时代的特点，充分利用网络、媒体、影像等多种手段，实现阅读理解的横向与纵向交叉，古今中外融会贯通，而不再是象牙塔中的学问和理论，不是孤立地、死板地作品解析。这种突破专业限制的教学方法，首先要求我们把文学与图像艺术以及其他艺术门类相互结合，让学生既能有兴趣阅读大量的作品，同时又能在知识储备与能力培养两方面开阔学生的思路，提升其文化品味、审美情趣、人文素养和对世界的认知能力。总之，视觉文化时代要求我们每一位高校教师都投身到各个专业的教学改革和实践中去，通过建构新型的、突破专业限制的教学理论体系，实现学术精神和教学实践两个方面的自由发挥，最大限度地挖掘学生的思维潜力，并使教师在教学中更加轻松自如而又事半功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