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话语规范创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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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43年5月赵树理写出成名作《小二黑结婚》。《小二黑结婚》完成之后，受到了太行山区根据地共产党高层领导的欣赏，还亲笔题词:“像这样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并刊载在1943年9月由华北新华书店初版的《小二黑结婚》单行本扉页上。初版两万册，与当时“新华书店的文艺书籍以两千册为极限”的状况形成鲜明对照。次年3月重排再版2万册，群众还“自动地将这个故事改编成剧本，搬上舞台”。［1］但读者接受上的热烈反馈并未在文学评论上表现出来，有评论文章称:“当前的中心任务是抗日，写男女恋爱没有什么意义”，并且“从此以后，太行区众多的报刊杂志一律保持古怪的沉默”。［2］1943年10月，赵树理又写出《李有才板话》，两个月后由华北新华书店出版。小说出版同月，在《华北文化》(革新版第2卷第6期)上发表了当时中共中央北方局宣传部长李大章的推荐文章《介绍＜李有才板话＞》。这是最早提出评价赵树理的核心观点的文章之一。它提到小说表现了“新社会的某些乡村，或某些角落”，提出“立场”问题、阶级分析的方法和“接近群众”的要求，这些都成为此后的评论文章衡量赵树理小说的基本原则。联系到评论界对《小二黑结婚》的冷淡反应，李大章在文章中批评那种“把写给农民看的东西当作‘庸俗的工作’，或者是‘第二流的工作’，有意无意地抱着‘第二等’的写作态度来从事它”的心态，并非无的放矢。这是对“当时根据地文化界大多数人看不起赵树理的那种通俗化”［3］的侧面反映。李大章进而提出，是否愿意为农民写作“通俗浅近”的文艺作品，不仅仅是“态度”问题，其本质是“为谁服务”的问题，“也就是立场问题”。从这篇文章的写作实践看，这种观点应该来自《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是1942年针对延安文艺界状况做出的，传播至各根据地则是次年10月。1943年10月19日即鲁迅的忌日，《解放日报》正式发表《讲话》。第二天，中共中央总学委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党委收到这一文件后，必须当作整风必读文件，找出适当的时间，在干部和党员中进行深刻地学习和研究”。11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又做出“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指示“各根据地党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把同志所提出的问题，看成是有普遍原则性的，而非仅适用于某一特殊地区或若干特殊个人的问题”。［4］身为北方局宣传部长的李大章，当然是在最早的时间接到类似的通知，并从赵树理的小说中辨识出了在《讲话》中提出的要求，因此才可能在《李有才板话》出版的同时做出这样的评价。当然，在做出肯定的同时，这篇文章也依据阶级分析的方法对《李有才板话》提出了批评:“作者的眼界还有一定的限度，特别是对于新的制度，新的生活，新的人物，还不够熟悉”，“特别是对马列主义学习的不够，马列主义观点的生疏，因此表现在作品中的观点还不够敏锐、锋利、深刻，这就不能不削弱了它的政治价值”。———这种批评也恰好成了50年代批评赵树理小说“缺陷”时的主要观点。

二

1946年1月，《李家庄的变迁》由华北新华书店初版，随后被多个出版社或书店再版。也就是在1946年，赵树理在他不屑于挤进去而要“拆下来铺成小摊子”［5］的“文坛”赢得了巨大的声誉。这一年有十余篇关于他的评论文章发表在《解放日报》(延安)、《人民日报》(晋冀鲁豫边区文联主办)等重要刊物上，写作者也绝非等闲之辈，而是周扬、冯牧、陈荒煤等在解放区(尤其延安)举足轻重的人物以及郭沫若、茅盾等国统区的左翼文艺界领袖。1946年7月20日，周扬在中华全国文艺协会张家口分会的机关刊物《长城》上发表《论赵树理的创作》，以作家论的形式对赵树理的创作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评述。郭沫若在读到周扬从解放区带到上海的赵树理的两本小说集后，立即写了热情洋溢的赞美文章《＜板话＞及其他》，发表在8月16日的《文汇报》上。如同事后赵树理的朋友史纪言回忆的:尽管《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经过了和李大章的介绍，“然而几年以后，并未引起解放区应有的重视”，“经过周扬同志的推荐，后又经过郭沫若先生的评价，大家的观感才似乎为之一变。”［6］赵树理评价的这种“滞后”现象，似乎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当时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文艺界和共产党领导政权之间的微妙矛盾。尽管的《讲话》已经作为整风的“必读文件”遍布解放区乃至全国的左翼文化界，并且对发动群众文艺运动做出了三令五申的指示，但对于赵树理这样一个文坛之外的农民作家所创作的销行量广泛的文学作品，文艺界仍然不能做出有效的回应。这主要是因为，如何评价赵树理的文艺作品，涉及“五四”新文学传统与抗战以来进行民族和民众动员时期的文学，在文学观念、创作的文化资源和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作家文化实践方式等基本问题上的歧义和矛盾。对赵树理作品评价上的分歧尽管没有在具体的批评文字中显现出来，但由笔者在它文中曾具体分析的“民族形式”的论争，［7］由《讲话》所倡导的“工农兵文艺”的实践过程所遭遇的矛盾和冲突，已可窥见其中端倪。在文艺界如何评价赵树理的问题上，事实上最终是由周扬的《论赵树理的创作》做出了最权威的论证。周扬这篇倾向性明显的文章的发表，郭沫若、茅盾等无论在创作地位上还是政治地位上都属于“资深”的领袖作家们的称颂文章，显然为赵树理在文学界地位的上升并迅速提升到核心位置，起到了决定性作用。1946年8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召开文艺界座谈会，提出“今后要向一些模范作品如《李有才板话》学习”;10月，太岳文联筹委会召开座谈会，提出“应学习赵树理的创作”;1947年5月4日，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和文协分会也提出:“我们的农民作家赵树理同志如此辉煌的成就，为解放区文艺界大放光彩，提供了值得我们很好学习的方面。”［8］1947年7月25日－8月10日，在中央局宣传部指示下，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召开会议专门讨论赵树理，这次会议的结论，由主持边区文联日常工作的副理事长陈荒煤执笔写成《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一文，发表在边区机关报纸《人民日报》上。陈荒煤以“我们”的全称口吻，总结出向赵树理学习的三点方向:他的作品的政治性;他所创造的“生动活泼、为广大群众所欢迎的民族新形式”;以及他“高度的革命功利主义，和长期埋首苦干，实事求是的精神”。对于这样的殊荣，赵树理本人的反应是:“我不过是为农民说几句真话，也像我多次讲的，只希望摆个地摊，去夺取农村封建文化阵地，没有做出多大成绩，提‘方向’实在太高了，无论如何不提为好。”［2］但此时赵树理个人的意见已经不重要了。一经被选定为实践《讲话》的“杰出代表”，对他肯定与否也就与文艺思想本身的有效性联系在一起。尽管赵树理的文艺观点与《讲话》有许多内在的契合之处，但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其成名作《小二黑结婚》的写作，并非是参照《讲话》完成的;而就作品本身而言，也与《讲话》并非全然一致。与其说赵树理的小说是“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1］或“最朴素，最具体的实践了的文艺方针”，［5］不如说是左翼文化界选择了赵树理作为印证《讲话》有效性的经典。

三

但尽管如此，当代文学在建构其文学规范的过程中，规范的标准和内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与解放战争时期更侧重于强调“群众文艺”和群众立场相比，1949年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立，尤其是随着冷战格局的明朗化而与苏联关系的密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更激进也被认为更“高级”的原则得到集中的提倡。以解放战争时期的《讲话》为依据确立的“赵树理方向”，也因此受到质疑，并成为此后赵树理抹不掉的“缺点”。1948年9月，为了“写出当时当地全部过程中的各种经验教训，使中的干部和群众读了知所趋避”，赵树理写了中篇小说《邪不压正》。在结构方式上，小说以中农刘聚财的女儿软英的婚嫁问题作为线索，贯穿起下河村的全过程;而小说主题则被定位在批评不正确的干部和流氓，同时又想说明受了冤枉的中农作何观感。小说发表之后《人民日报》发表了数篇读后感和争鸣文章①，对小说褒贬不一。在“赵树理方向”提出不久，赵树理在文艺界的地位趋于鼎盛的情形下，对他的新作产生如此明显的歧义，一方面是此前文艺界对赵树理创作异议的发露，同时也显现出文坛关于当代文学规范的内涵并未获得统一的认识、而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对《邪不压正》做出更尖锐也更符合当代文学发展趋势的批评文章，是竹可羽的《评＜邪不压正＞和＜传家宝＞》［9］以及《再谈谈＜关于《邪不压正》＞》。［10］竹可羽认为通过对照《邪不压正》和《传家宝》，“能够说明一个创作上极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作者善于表现落后的一面，不善于表现前进的一面，在作者所集中要表现的一个问题上，没有结合整个历史的动向来写出合理的解决过程”。这种说法既与“歌颂/暴露”的问题相关，同时也与左翼文化界一个长期纠缠不清的问题相关，即怎样才算是“真实”地展现了“历史的发展方向”，从“历史”高度表现“新/旧”、“前进/落后”之间的斗争趋势。这实际上正是1934年9月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在《苏联作家协会章程》中作为“基本方法”提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所要解答的基本问题，即“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11］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范畴本身来说，它是“一折中方案，其中包含一系列矛盾”，这些矛盾就是所谓“现实主义成分”和“浪漫主义成分”孰轻孰重的问题，以及作家到底是已然发生的现实生活的“观察者”还是应该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政策的“教育者或宣传家”的问题。但要求作家“必须通过他的作品参与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宣传，却从来没有放弃”。［12］也就是在《讲话》中说的，站在历史发展总趋势的高度，“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从而创造出“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文艺作品，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13］从《讲话》的“群众路线”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宣传和教育原则，实际上是从“现实主义”更偏向“浪漫主义”，也是把文艺思想中那种“以先验理想和政治乌托邦激情来改写现实”［14］的“主导”方面凸显出来。竹可羽的批评显然是异常尖锐的。此后，在继续把赵树理作为一种“方向”来推崇的同时，批评他“善于写落后的旧人物，而不善于写前进的新人物”似乎成了对赵树理的一个定论，而“结合整个的历史动向”来展现农村两条路线斗争过程，也成了一个基本衡量标准。对于《三里湾》和《“锻炼锻炼”》的批评中，就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1955年初，赵树理根据他在山西平顺县底村农业合作社的生活、调查、采访所得的经验，写成长篇小说《三里湾》，在《人民文学》上连载。小说发表后也引起了褒贬不一的评论。最有代表性的是俞林的《＜三里湾＞读后》。［15］文章集中批评了小说虽然“真实地提出了问题”，但对问题的处理却“没有达到应有的深度，而用不够真实的大团圆的尾巴把斗争简单的作了解决”。俞林提出，“当前农村生活中最主要的矛盾，即无比复杂和尖锐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在《三里湾》中没有得到很好的表现。———提出这样的要求，显然是依据激进化的“两条路线斗争”的阶级图景，要求赵树理的小说表现更“高”的阶级立场，做出更符合“无产阶级意识”的阶级斗争描绘。这一批评事实上也是依据“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提出的。如果按照“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的要求，最能表现出“社会主义精神”的无疑是处于激烈的阶级斗争中的无产阶级英雄。《三里湾》对人物之间的矛盾关系的描写，始终没有脱离乡村的伦理秩序，而人物之间的矛盾的处理方式，也是在乡村人际关系许可的范围内展开。王金生对待范登高的态度和对是否扩社的处理，就借助了乡村伦理秩序而把社会主义精神融化其中，因而所谓的阶级斗争始终是在乡村伦理秩序之中进行的。这显然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精神”的纯度和高度。1958年7月，赵树理的短篇小说《“锻炼锻炼”》发表。这篇小说与赵树理1949年后的其他小说相比，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以“批评”和“提出问题”为主，用赵树理自己的理解，是典型的“问题小说”。小说一发表，就引起了相当激烈的批评。批评文章都认为《“锻炼锻炼”》所表现的问题是不“真实”的，没有表现出“应该有”的进步人物、党的农村政策和对资本主义思想的“正确”斗争，因而是在歪曲“现实”。显然，这里“真实”、“现实”的标准并不是经验层面的，而是从“两条路线斗争”这样的“观念”层面出发在提出要求。从“经验”的真实发展到“观念”的真实，其实正是《讲话》、“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两结合”这样的理论本身的折中性和含混性决定的。如同洪子诚指出的:“《讲话》的基本理论构成，是一组对立的矛盾关系的展开。政治与艺术，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现实和理想，主观和客观，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光明和黑暗，歌颂和暴露，普及和提高等等。《讲话》本身留下的‘空隙’，和对对立项的不同侧重，是不同历史语境下，具有不同思想和知识背景的左翼作家关于《讲话》的论辩的主要内容”，［14］同时也是不同时期的不同评论家关于如何评判文学作品而进行论辩的核心依据。对于《“锻炼锻炼”》的争论也是这一争辩的反映。

四

可以说，对赵树理“问题小说”所提出的批评，是当代文学规范内部矛盾和冲突的具体表现。作为批评的依据，则是更突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社会主义精神”的侧重，也是把文艺思想中“以先验思想和政治乌托邦激情来改写现实”的浪漫主义层面凸显出来。造成的后果，则是使左翼文学曾经具有强大的现实批判力，并在经验层面与现实社会构成对话关系的活力完全丧失，蜕化为语词、概念和话语上的循环复制，完全抛弃了“现实主义”的因素。但这种批评观，经过50年代的反复之后，从50年代后期至“”，则成为文艺界占据主流位置的观点。赵树理受批判的命运在所难免，并在1966－1971年达到高潮。曾被树为工农兵文艺方向的赵树理，成了“修正主义文学的‘标兵’”、“反革命复辟的吹鼓手”、“一贯鼓吹资本主义反社会主义的反动作家”。1970年9月，赵树理受到过度摧残，含冤逝世，而对于他的批判却并未停止。这不仅是赵树理这样一个作家的悲剧，事实上是所有或多或少地保持“现实主义”批判力的作家的悲剧，同时，也是已然被体制化的左翼文学本身被异化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