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与当代文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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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意识形态

在一些常见的文艺理论或文学批评的作品中经常会出现“意识形态”这个词，大家对这个词已经很习以为常了，但作为一个严格的理论命题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的：“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树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应的现实基础。”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意识形式”就是“意识形式”，在结合马克思其他文献对意识形态的表述，意识形态的概念包括以下几种主要含义：

（1）意识形态是观念的上层建筑，他最终被经济基础所决定。

（2）意识形态是一个总体性的概念，他包括许多具体的意识形态，如政治、法律、哲学、宗教等。

（3）意识形态具有二元对立性，具有阶级分野，每一时代的意识形态可分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和被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20世纪50~70年代当代文学是在一种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发生发展的，因此影响文学发展的意识形态也具有特殊性，由于新中国刚刚建立，政权还不是非常牢固，所以建国后的整个社会生活都打上了高度的政治色彩并纳入整齐划一的步调，也就是说意识形态中的政治意识形态被高度强化，其他意识形态极度萎缩。从意识形态应有的内涵来说，政治意识形态只是其中之一，哲学意识、宗教意识、审美意识都是构成文学话语的意识形态内容，但在中国当代文学文本中，除了被领导层验证并肯定的政治意识之外，哲学意识、宗教意识显然是渴望而不可及的。另外构成特定时代的意识形态应该是多层的，有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有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形态，还应该有民间的意识形态，三者应该是并存的，可是在20世纪50~70年代的当代文学历史话语中，我们几乎听不到来自知识份子和民间的声音。由此可见，在那个特殊年代影响当代文学发展的意识形态只是来自官方的政治意识形态，他是狭隘的但又是无法抗拒的，他是文艺创作的通行证。

2意识形态对当代文学的规约

2.1“榜样”的力量

一提到榜样，人们很自然的就会想起雷锋同志，想起“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曲，可以说雷锋同志是所有中国人的道德楷模，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这一点是不容质疑的。而在20世纪50~70年代的文学创作中，同样也有“雷锋式”的好榜样，榜样是如何产生并树立起来的呢？让我们先踅回当代文学的原点，可以说中国的当代文学始于20世纪40年代初的延安革命文艺，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奠定了中国新文艺的发展方向，从文学的政治性，文学服务的对象等方面规范了文学的时代使命，在《讲话》精神的指导下，解放区文学无论是小说还是诗歌都出现了崭新的容貌。特别是赵树理的小说创作因其鲜明的时代政治性以及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而成为文学创作上的“榜样”，文艺界权威人士对“榜样”如是评价：“是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进而，向榜样学习的活动马上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了，号召所有的边区文艺工作者向他“学习”、“看齐”，可以说是政治的需要造成了文学创作上“榜样”的产生，在那个年代政治压倒了一切，也掩盖了一切，文学的规律性和多样性自然不算什么，只要文学作品能很好的服务于政治就有可能成为“榜样式”的作品。而所谓的向“榜样”看齐其本质上就是向“政治”看齐。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正式的将的《讲话》精神确立为和平时期文艺运动的共同纲领，进而将解放区的文艺路线推广至全国，榜样仍在不断树立中，《红旗谱》、《创业史》等小说及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等等，这些作品都因其突出地表现了“时代风气”及“民族气派”而成为同时期文学创作中的“榜样”，在“榜样”的感召下，大批的文艺工作者们都积极的投身于向“榜样”学习的文学创作中，这样一来大量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趋同的文艺作品诞生了，比如说红色文学、政治抒情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然而，并非所有的文艺工作者都能创作“榜样式”的作品，对于政治主流之外的“另类”作品，批评界及时并很有力度的对其进行批判和清算，比如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等等，在第一次文代会的一年以后，文艺整风及各种批判运动不断上演并且一切都进行的顺理成章，因为在第一次文代会将具有政治色彩的《讲话》精神推为文艺权威的同时就将这种批判政治化、合法化、规范化了。在当代文学的发生发展过程中，政治意识形态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控制、规范着文学的发展，对于那些符合意识形态要求的作品马上树立为“榜样”，并号召向之看齐，反之对于那些偏离意识形态要求的作品则加以严厉的批判和否定，这样一来，文学创作的个性被完全扼杀，文艺工作者们带着“镣铐”进行创作，文学的多样性成为梦幻，从而使50~70年代的当代文学走上了一体化的道路。面对当代文学那些近似于整齐划一的文学文本，我们不得不感慨：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2.2行业的垄断

在当代，作家协会是唯一的作家组织机构，作家协会从产生之日起就已然异化为准官僚机构，可以说，这是一种潜在的“行业垄断”。作家进入到作协，通常有两种情况，大部分的作家进行专业写作，一小部分人担任文学刊物的编辑，而几乎所有作家都把自己的“户口”也迁到了作协，这就意味着作协不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作单位，还是作家们在社会上得以安身立命的根本。可以说所有的作家都在组织的掌握安排之中。在建国之初，就有几位“另类”作家（胡风、沈从文等人）惶惶不可终日，他们没能进入官方的法眼，没有被政府认可、安排，于是连起码的写作安全感都无法确立。这么看来，作家等于是被政府“养”起来了，被“养起来”的作家马上就会失去自由说话的能力，作协作为知识者专业组织应具有的独立性已经明显丧失，对于这种意识形态对作协的控制、垄断，一些有识之士也曾提出大胆的质疑，吴祖光曾指出“就文学艺术的角度看来，以为组织力量的空前庞大使个人的力量相对地减少了。假如是这样，对于文艺工作者的领导又有什么必要呢？谁能告诉我，过去是谁领导屈原的？谁领导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鲁迅？谁领导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贝多芬、莫里哀？”这种声音是积极而又可贵的，然而面对意识形态所构建的牢不可破的体制，又能如何呢？美国总统杰斐逊曾说“：出版自由比言论自由更重要，通往真理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出版自由。”伟大的导师马克思也曾强调：“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出版自由是人民精神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然而当时的中国，意识形态把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作为一切工作的首要目标，一切都要为政治服务，出版自由作为其中一部分也被无情的牺牲了，早在1942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就发出《关于统一延安出版工作的通知》，统一出版的体制从战时一直沿袭下来，1954年“出版自由”作为公民的权利被庄严地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但近半个世纪之后并无一部出版法将出版自由作出具体规定，更甚的是到了后来所有的出版物都被简单地划分为“香花”和“毒草”两大类了。可以说写作和出版是文学这一行业最为重要的两个环节了，然而这两种自由完全被意识形态所控制、管理，文学这一行业被意识形态粗暴地垄断，陷入了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失去了多元化发展的可能性。

2.3评价的权威性

文学批评从本质上讲，本应是一种艺术审美活动，别林斯基认为“批评家应当解决的首要问题是———这篇作品是优美的吗？这个作者是诗人吗？”普希金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认为文艺批评“是揭示文学艺术作品的和缺点的学科，它是以充分理解艺术家或作家在自己作品中所遵循的规则，深刻研究典范的作用和积极观察当代突出的现象为基础的。”普希金要求批评家保持“对艺术纯洁的爱”，“哪里没有对艺术的爱，哪里就没有批评……努力爱艺术家，发现他创作中的美吧！”然而别林斯基和普希金对文艺批评的论述我们也许只能从鲁迅、李健吾等人的文字中去印证了，当文学从属于政治时这种要求就显得尤为奢侈了，在20世纪50~70年代的文学批评中，专业性的批评和非专业性的、政治的干预相互交错，很难加以区分，一些文学批评家本身又担任政治职务，这样暧昧的身份也使文学批评变得更加复杂，更重要的是对文学批评起决定性作用的往往不是这些文艺专家，特别是在涉及到一些重大问题时或是出现某些问题争议时，最终决定权掌握在政治权力拥有者手中，而这种评价（政治权力拥有者的评价）是绝对权威的，只要他们发表一下看法，问题就定性了，根本没有再讨论或商量的余地，剩下的问题就是在文艺界如何具体的贯彻了。这种权威的评价对许多文学作品的高低正误进行了一种近似于暴力的批判，比如对电影《武训传》、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戏剧《海瑞罢官》等等，这些都能反映当时文艺批评界的真实情况，这种批判发展下去差不多已经变成一种政治行为了，诗意的感觉和对文艺作品中美的强大感受力在这时也显得毫无意义，当然更谈不上爱艺术和爱艺术家了。可以说意识形态控制下的文学评价机制以其最有效也是最粗暴的方式引导当代文学走上了“一体化”的道路。

3“一体化”的深层原因

对当代文学的发生发展，意识形态为何控制的如此严厉，而面对意识形态近似于粗暴的干涉，文艺界主流为何又坦然的接受甚至于有些人很是愉快的去迎合呢？关于这其中的原因应当是很复杂的：首先，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共产党人在经历了无数艰辛与磨难之后，好不容易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在建国初期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代里，意识形态需要利用一切力量帮助自己巩固政权，而文学本身就具有的宣传、教育、感染大众的特殊作用，所以被意识形态格外的关注，或者可以说是为了更好的巩固政权、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形态要求文学艺术帮他实现民族的全民动员，这一目标的确立使得意识形态把文学的发展始终规约在一定的范围内，当艺术发展超出这个范围时，意识形态就会及时的对文学施加影响使文学重新回到允许的范围内。这种情况下的意识形态对文学的作用就像亚当斯密形容资本主义市场调节作用一样，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其次，苏维埃政府的确立标志着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这也就意味着后来者对他的模仿和学习，显而易见新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也就难免要从各个方面向苏联进行学习和借鉴。文学尽管不是一种社会制度，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信仰和对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经济基础的共同看法，再加上苏联社会主义社会走在中国前30年，使中国文学在很多方面都自觉不自觉地步苏联的后尘，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在最深层面受到苏联的影响，尤其是文学创作、阅读、批评被认为是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文学和政治性、党性相结合这些方面，使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发展和政治联系的尤为密切，没能保持文学的相对独立性。

第三，中国传统知识份子自由主义的缺失。中国知识份子历来就有一种深沉的忧患意识，中国传统士大夫素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优良传统，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警句一直被知识份子奉为立身行事之准则，士大夫强烈的入世精神和参政意识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古训一直延续至今，这种忧患意识从某种角度上可以说体现了中国传统文人的爱国、忧民的高尚情怀，但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自由主义的缺失，中国的知识份子读书学多是为了参与政事，报效国家，在中国几乎很少有真正的自由主义学者，从屈原到李白、杜甫还有关汉卿，他们致学的目的是为了受到统治者的赏识，从而可以参政治国，只要统治者向他们伸出友谊之手，他们便会不假思索的为之效劳。中国的知识份子强烈的渴望承担一些社会责任，在20世纪50年代，当振兴国家、民族的机会摆在他们面前时，他们中的大多数热情高昂并怀着感激的心态接受了，他们几乎没有拒绝的能力和理由。正是这些复杂的原因造成了意识形态对当代文学的控制规约，从而使当代文学走向了“一体化”。

作者：张丹 单位：辽宁现代服务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