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新闻话语叙事语境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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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电视新闻叙事“文本”的特质

现阶段，我国电视新闻“文本”的叙事话语呈现出倾向性、多元化、平民化的态势，其中以叙事视角的倾向性特点最能体现新闻的意义承载功能。“视角”一词本身就带有倾向性和意义感，是叙事主体看待客体的角度、方式，反映了主体的观念与价值取向，最能呈现叙事话语意识形态属性。电视新闻的叙事视角也可以具体分为两个维面，即立场视角和叙事视角。从一般意义上来说，立场视角是指电视新闻特别是事件类的新闻专题作品中，采访对象的选取，事件素材的取舍、详略，作品主题的界定与切入视点等，反映了记者、编导的观点，甚至代表了播出平台的价值取向，最终体现的是新闻媒体所代表阶级的意识形态倾向，也划归为“叙事”视角；对于具体的叙事理论而言，叙事视角则更为微观，包括全知视角、限知视角；内视角、外视角；第一人称叙事和第三人称叙事等叙事人称和语态。电视新闻叙事视角的选取直接影响到新闻事实的传达效果、媒体意见的说服效果，进而影响作品中价值观念的传播和意义建构的最终效果。

（一）电视新闻叙事视角的倾向性

尽管新闻本身包含“客观、真实、公正”等应有之义，但仍然不可避免在叙事过程中带有一定的倾向性。新闻媒体尽可能成为“隐蔽”的叙述者，为受众提供“看上去”客观公正的事实和意见。电视新闻的叙事视角为受众提供观察问题的角度，这种角度本身包含着事实判断、情感倾向，同一事件特别是争议性事件，在不同的立场视角观照下呈现出不同的面相。“9•11”十周年之际，中外媒体的纪念性专题新闻作品体现出全然不同的立场视角。西方媒体倾向于以英雄主义基调进行煽情和歌颂，如Discovery制作的《回首“9•11”：第88层的平民英雄》新闻专题片就以“9•11”中自我营救的平民英雄为切入点，通过采访事件亲历者，用第一人称叙事还原现场，主要目的是纪念重大事件、抚慰灾难伤痛、歌颂英雄主义，以增强民族团结和自信心，与此相似，美国国家地理频道的《“9•11”：消防员的故事》也采取了类似的手法，并且在叙事风格上更为煽情。我国新闻媒体回顾“9•11”的新闻作品呈现出迥异于西方媒体的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在事实建构的基础上更强调意义的建构，更突出对美国制造灾难等“阴谋论”观点的证实或证伪，如上海纪实频道《档案》栏目《“9•11”废墟之上》就以“调查解析”的叙事风格对世贸大厦结构与倒塌速度、空管滞后营救不力等疑点进行剖析，在还原事件、查找疑点的过程中进行质问，并通过专家学者对美国发动反恐战争及其后续负面影响的解读，来延展和梳理“9•11”、“阴谋论”的深远影响和意义。在“9•11”事件的报道中，美国与其他国家媒体的切入点与侧重点具有一定的差异性，这是由于媒体本身所代表阶级、民族、国家不同的意识形态属性所决定的。

（二）电视新闻叙事视角的多元化

从叙事学层面来说，即便是在同一新闻传媒生态环境和意识形态之下，不同新闻作品选取的叙事视角、反映的价值观也不尽相同，主要受到叙述者的个性化特征、受访者的选取、节目定位等因素的影响。在《新闻调查》、《看见》、《面对面》、《杨澜访谈录》等纪实类电视新闻节目中，通常会综合运用多种叙事视角，采取“旁白+调查记者+受访者”的叙述主体组合形式，形成“外显式叙事视角、内焦点叙事视角、第一人称见证人叙事视角”并存的叙事场域。首先，通过受访者的第一人称叙事以及画面语言的场景还原功能，拉近受众与事实之间的距离，并且通过调查记者与受访者之间的交流互动增强“场信息”；其次，调查记者的出镜采访通过对受访者言行、心理作再现式的提问，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和倾向性，而记者本身的风格往往能够成为电视新闻节目的符号，其个人魅力与叙事风格直接影响了新闻作品的传播效果，个性化的采访风格，极具感染力的内焦点叙事不仅能够提高电视新闻作品的可看性，更可以塑造电视新闻作品的必看性；此外，旁白与画外主持人的述说和评论则以“外显式”叙述者身份赋予事实本身以意义，做出价值判断，起到引导受众舆论的作用，影响他们看待新闻事实的观点和方式，说服受众接受新闻媒体本身的意识形态。2012年兰考大火烧死7名弃婴的新闻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于袁厉害收养弃婴事件的关注，对袁厉害的同情、肯定甚至是谴责、质疑充斥着社会舆论场，《新闻调查》、《面对面》、《看见》分别对该事件进行了深度报道。作为央视播出平台的三档新闻深度节目，其叙事视角的选择都运用了多元视角“组合式”，但具体作品主题侧重有所不同。《面对面》侧重于新闻事实的还原，见证人的讲述，总体来讲叙事视角较为客观中立；《新闻调查》侧重于对新闻事件原因背景的调查，争议的反馈与破除，更注重官方声音的表达和舆论引导；而《看见》则突出对袁厉害、孩子们等当事人的情感表达，主观性的特写镜头较多，并用背景音乐这一声音语言渲染情绪和气氛，在探寻事实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叙事的故事化、煽情化，柴静本人的采访主持风格也为节目本身增添了温度与人文关怀，这也与《看见》关注“人的冷暖、感知、思想与渴望”的节目定位有极大相关。三者选取的叙事主体、叙事视角组合不尽相同，因此在最终意义的落脚点和主题的归纳上各有侧重，呈现出多元化的意义阐释模式。

（三）电视新闻叙事视角的平民化

在我国电视新闻生态下，电视新闻的叙事“文本”除了具有叙事视角的倾向性、叙事主体多元化特点外，还日渐呈现出叙事话语平民化特质。钱理群在《我的精神自传》一书中阐述了三种话语方式，一种是宣讲式的、布道式的，向听众灌输真理；一种是对话式的，与听众进行聊天谈话；还有一种是内审式的，是内心独语，也是自我对话。引申至电视新闻叙事话语的研究中可以发现，我国的电视新闻语态正在发生着从宣讲式、布道式向对话式、内审式的转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叙事视角的多元化、平民化趋势。电视新闻正在试图摆脱高大全的宏观叙事语态，更为关注社会底层，注重草根意见的传达，这一趋势在《新闻调查》、《看见》等纪实类电视新闻甚至在《新闻联播》等消息类电视新闻的语态转变中可见一斑。平民化的语态有利于舆论的平衡，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平民化并不能削弱电视新闻的意识形态属性，媒体往往借助平民化、多元化的客观性外衣，将倾向性更为隐蔽的传达出来，从本质上说仍然摆脱不了意义的诠释和意识形态的建构。

二.电视新闻话语的叙事语境

后经典叙事学相较于经典叙事学而言，超越了孤立分析文本的狭隘，更为注重文本与语境、文本与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正如亚里士多德将“是否最大限度服务于说服受众这一中心任务”视作判断文体风格是否得当的唯一标准，电视新闻作品的叙事话语也是为说服受众、引导舆论而服务的。进入新世纪以来，为了最大程度上吸引日益稀缺的受众注意力资源，我国电视新闻故事化叙事现象日益显著，事件类、人物类、风貌类，甚至是评论类的电视新闻作品，均受到故事化浪潮的影响，强调情节曲折、情绪极端、情感丰满，悬念叙事、煽情叙事似乎正在破坏着电视新闻生态的平衡。叙事话语分析的语境维度相较于文本维度而言更强调新闻文本与媒体属性、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因此在审视叙事话语的诸多特质时，也应将其置于具体新闻事件或话题本身的舆论环境之中，置于具体新闻传媒生态的整体语境之下，而不应孤立、片面地看待某一个新闻作品。《新闻调查》2011年专访药家鑫父母的一期节目曾受到“煽情叙事”的诟病，这一期节目是在药家鑫被执行枪决之后播出的，在前期媒介审判不断将药家鑫“恶魔化”的状态之下，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对药家鑫的父母和张妙的父母进行采访，塑造了药家的“新弱者”形象，单从这一期节目来说，调查记者作为内焦点叙述者带有较强的主观性，有为杀人罪犯博取社会同情之嫌，但从当时的“一边倒”的新闻舆论环境中来讲，这样的“温度报道”则有存在的必要性，其为受众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考角度和个性化的意义诠释框架，传递了多元的价值观念。又如上文所述，在兰考弃儿火中丧生的新闻事件报道中，《新闻调查》、《面对面》、《看见》的新闻专题叙事视角和叙事风格各有不同，呈现出煽情与冷峻两种不同的态度，虽然某一单一作品并不能完整还原事实、提供全面意见，但在总体上呈现出客观、公正，兼顾人文关怀的特点。三个叙事风格迥异的新闻作品共同提供了多元的事实监测视角和意见表达路径，通过事实与观点的“组合拳”将价值判断的权力抛向受众，引发受众思考、“对话”，呈现出开放式的意义诠释框架。因此，不论是煽情的故事化叙事，还是冷峻的调查式叙事，在电视新闻报道中均有存在的必要，特别是在同一播出语境下，更应该考虑新闻栏目、新闻作品的差异化和个性化。在个体意识不断觉醒，受众价值取向日益多元的新闻生态下，布道式、单一化的新闻语态已经不能契合与满足受众诉求，高大全的宏大叙事也势必引发受众的排斥情绪，造成传播效果降低，进而影响新闻媒体对事实的意义建构，而煽情叙事、悬念叙事等手段的适当运用不仅不会对意义诠释造成冲击，反而可以通过通俗化、平民化语态增强传受双方“对话”过程中的“场信息”。因此，不论是在电视新闻作品的产制过程，还是电视新闻理论研究中，都应注重审视叙事话语的语境信息，选取切实、适时的叙事视角和语态，提供差异化的意义诠释范式。

作者：刘辛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