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和台湾地区喜剧电影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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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香港和台湾的喜剧电影因其各自的特色对整个华语喜剧电影的发展有着重要而深刻的影响。但从创作团队的喜剧观念、喜剧风格的表现、喜剧元素的运用等方面研判，两地的喜剧电影具有颇多的不同之处。因此，笔者尝试对香港和台湾喜剧电影之异同进行分析，以期为华语喜剧电影未来的发展做理论铺垫。

一、港台喜剧电影起步的历史背景不同

香港的喜剧电影历史比较悠久。早在1909年由美国人布拉斯基在香港投资拍摄第一部影片《偷烧鸭》时，喜剧就以其独特的魅力展现在银幕上。台湾的喜剧电影起步较晚，长期以来在较为严峻的政治环境下寻找着属于自己的喜剧电影模式。1957年，张深切执导的台语喜剧片《邱罔舍》正式开启1960年代台语喜剧片的繁荣期。

1.香港喜剧电影的萌发—商业属性

在世界电影迅猛发展的1930年代，正是香港电影从默片过渡到有声片的转型时期。港英当局更关心的是经济发展。时值电影各种技术的发展和成熟，“联华”港厂和从上海迁来的“天一”公司（后改为“南洋”）先后成立。此外还有“大观”、“全球”等50多家中、小粤语制片公司纷纷投入到香港电影制作的大潮中，各种类型的影片先后“粉墨登场”。香港电影的商业模式、技术水准以及观众的培养等各方面都紧跟好莱坞的发展潮流，使得香港电影在两岸三地电影产业发展进程中表现出商业经验丰富、类型意识最强的属性。其中“滑稽谐趣”作为最吸引观众的元素之一，在早期香港电影的商业化和类型化倾向中逐步显现出来，并最终发展整合成为喜剧电影的元素之一。以《庄子试妻》（1913）为契机，《金钱孽》（1924）《两医生》（1925）《乱世鸳鸯》（1925）和《香港大酒店火灾》（1925）等为代表的滑稽短片通过演员夸张的表情动作等制造新奇笑料，在娱乐观众的同时获得商业利益。

2.台湾喜剧电影的滥觞—政治工具

同样是1930年代，由于日本在中国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台湾进入备战状态，日本殖民当局对台湾的管制越发严厉。1931年至1937年间，以台日合作方式，由日本人当导演只拍摄了五部剧情片，并在台湾推行“皇民化”的电影原则，台语和国语影片禁止公映。囿于政治和经济等诸多因素的限制，台湾电影的命运饱受政局动荡的影响，电影制作发展缓慢，喜剧电影的创作更无从谈起。1950年3月，文艺工作被列于国民党政纲之中。同年，“中国电影制片厂”改隶于“国防部”，业务由“总政治部”督导，台湾省电影戏剧商业同业公会成立。台湾当局将电影作为最重要的宣传工具之一，从上至下严加管制，推行“战斗文艺”运动、执行“反共反俄”的制片路线。因此，在早期相当荒芜的电影制作环境中，居于主导地位的三家公营制片厂（中影、中制、台制），大都拍摄那些具有心理建设作用的“反共电影”和“亲情电影”。尽管当时台湾当局对电影创作的扶持基于对电影宣传和教化功能的利用，但与此同时，台湾的电影工业也终于渐趋发展。由此，根据民间传奇、坊间传说、戏曲故事改编，融合土语、俚语等语言幽默特点而诞生的台语喜剧片也才有机会登场，正式开启台湾喜剧片的创作之路。《邱罔舍》（1957）、《王哥柳哥游台湾》（1958）等片将“乡土气息”、“语言幽默”等民间智慧充分发挥，成为严肃的政治宣教中难得的轻松时刻。

二、港台喜剧电影形成的发展观念不同

以电影与民族文化根脉的传承而言，香港更多地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偏属于“漂萍”状态。而台湾则根基深厚，传统扎实。与依靠外部动作造成喜剧效果而在世界影坛独领风骚数十年的香港“功夫-动作喜剧”相比，台湾的喜剧电影多从语言的诙谐、喜剧情境的巧妙设置等角度出发，充满着浓浓的文人气息和“笑中带泪”的忧患意识。

1.香港—商业气质与娱乐观念

从电影工业的发展来看，香港电影的辉煌是建立在“娱乐电影”的基础上的。作为一个文化转口港，正是香港的娱乐电影打开了内地和台湾地区以及东南亚的广大市场。而这种娱乐精神的最终建立、市民阶层狂欢气质的培育，均与香港浓厚的商业氛围脉脉相通。自始至终被商业重重包裹的香港喜剧电影，以娱乐为目的，以票房为核心。电影创作者们更多地从个体出发来勾勒故事，通过多样的视听语言、花哨的情节设置、偶像巨星的包装等手段，努力营造出强烈的娱乐性和观赏性。所以，香港喜剧电影的定位从一开始就站在平民化的基础上去调侃和解构生活中那些无关紧要的，却是生活“重中之重”的那些内容。此外，香港电影创作者们的“危机意识”相当强。他们普遍意识到观众正是电影和电影人安身立命的资本。他们习惯了资本世界优胜劣汰的“游戏规则”，所以，时刻将观众的需求放在首位，他们强调为那些处于激烈竞争的现代社会中，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人们提供娱乐消遣，如朱石麟注重伦理人情的社会生活喜剧、许冠文关心小市民阶层的温情喜剧、成龙强调伸张正义的功夫-动作喜剧、周星驰解构与颠覆生活的“无厘头”喜剧等，这些喜剧观念迄今仍然深深影响着整个华语喜剧电影的创作。

2.台湾—政治纠葛与教化观念

政治宣传工具的身份始终是台湾电影无法摆脱的枷锁。1963年，是台湾电影发展史上的转折点，一方面是大导演李翰祥脱离香港的邵氏，赴台成立“国联电影公司”，把台湾的民营制片带进全新的领域；另一方面，在台湾影坛居于领导地位的“中影公司”，也在新任总经理龚弘锐意革新下，提出“健康写实主义”（后改为“健康综艺路线”）的制片路线，使“国语片”开始勃兴。尽管依然有教化、政策宣传之嫌，但台湾电影突破了以往僵硬、刻板的政治宣传方式，借助中国传统美学中强调的“美与善的统一”、“文以载道”等观念彰显了电影的艺术感染作用。台湾喜剧电影的创作者们定义了属于自己的创作思路—“笑中带泪”。以白景瑞的《老爷酒店》（1972）《晴时多云偶阵雨》（1974）、陈耀圻的《无价之宝》（1972）《乡下毕业生》（1974）、王童《假如我是真的》（1981）《稻草人》（1987）《香蕉天堂》（1989）、朱延平《报告班长》系列（1987）等为代表，不仅收到了较高的票房回报，在一个个或荒诞、或诙谐的故事背后，将个体命运与时代变革的错位、底层小人物“笑对人生”的处境等进行着看似啼笑皆非，实则自我嘲讽式的幽默表达。

三、喜剧电影本质相同—超越精神的体现

喜剧电影的外在表现是“笑”，内在精神是“超越”。人类在面对强大的自然规律、无法抗拒的邪恶和异化的同时，选择用笑声来超越现实社会的矛盾，展示人类的自由与自信，这无疑正是人类最洒脱也是最难做到的生活方式。

1.喜剧电影的无模式

一般来说，喜剧电影是没有固定模式的。除了在形式上统一于“笑”之外，喜剧电影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时而异。不同的方言、迥异的生活习惯、丰富的民族个性……都会产生各有千秋的喜剧效果。在港台电影史上，喜剧电影的风格往往与演员有莫大的关系。许不了、许冠文、成龙、周星驰等，既是优秀的喜剧演员又是优秀的喜剧导演。他们的出身、文化背景、现实生活、价值观念甚至性格差异等都给其创作的影片贴上了明显的“个性化标签”。这种偏向“作者电影”的喜剧电影并没有像其他类型电影一样，形成公式化的人物、情节等，各种可能引起“笑”的电影手段都可能在其电影中出现。

2.喜剧电影的禁忌表达

由于喜剧电影的精神是建立在“超越”之上的。它以蔑视和嘲弄各种禁律为擅长，它的任务和天然走向就是去处理社会和个人内心的许多无法言说的恐惧、不安、痛苦、矛盾和挣扎。所以，喜剧电影常常作用于各种禁忌的表达。不管是台湾曾长期处于政治至上的压抑，还是香港一直以来的商业捆绑，人们面对的精神困境是相同的。像等级、权威、两性关系、死亡……都可能是喜剧的表现对象。而通过喜剧手段处理禁忌，更易于超越和化解人们的抵触情绪，也更易于和观众建立某种隐秘的潜在联系。可以说，喜剧电影对禁忌的处理其实满足了观众内心种种压抑的渴望，使之得到了宣泄和释放。

3.无可替代的娱乐性

毫无疑问，电影最初是以“杂耍”身份出现在世人面前的。喜剧电影则是“杂耍”、“愉悦身心”的最佳代表。现代社会生活压力巨大、各种矛盾尖锐又复杂，喜剧电影能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讲述身边的故事，观众的思维可以在无压力、甚至不需要思考的状态下欣赏一部影片的叙事。因此，人们不但接受而且很快喜欢上了各种喜剧甚至闹剧,如早期台语片的嬉闹噱头、王晶的“恶搞”以及周星驰的无厘头……以求忘掉自已所处的现实世界的不如意，在闹与笑中寻求着心灵的慰藉，同时也安慰着自己其实很普通的灵魂。观众需要“笑”来宣泄，但是观众更通过“笑”来超越，从而更从容去面对生活中的一切艰辛。

四、结语

马克思曾经说过“历史不断前进，经过许多阶段才把陈旧的生活形式送进坟墓里。世界历史形式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喜剧。”两岸三地在纷繁复杂却又血脉相连的共同文化生活圈里，或许喜剧能比悲剧在反映现实并使人接受层面更具渗透性也更具深刻性，为华语电影在世界电影中占有一席之地作出贡献。

作者：于丽金 易旭丹 单位：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