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音乐学视野下音乐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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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族音乐文化不仅可以反映民族社会风貌，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民族风情以及民族文化发展。白族历史悠久，音乐文化比较丰富，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白族民间歌曲、民间乐器等均有长足发展。本文针对白族民族音乐发展状况，简要探讨了民族音乐学视野下的白族音乐发展。

关键词：民族音乐学；白族音乐发展

一、白族音乐形态研究

在民族音乐学视野下研究音乐发展，研究的基本模式就是音乐形态研究。在白族音乐还没有取得学科地位之前，研究其音乐形态，主要是由作曲家“采风”来完成。其表现形式就是简单介绍性文章或者分析一下音乐技术形态，属于民族音乐理论研究阶段，我们辨析不同类型的民族音乐，研究其音乐形态是有很大帮助的。特别是在民族音乐的初期起步研究阶段，研究其音乐形态，显得更为重要。白族音乐形态早期研究阶段，主要是立足于音乐形态，介绍一些音乐现象，以形态分析带动介绍现象。在建国初期，民族音乐形态研究主要体现在1950年创刊的“人民音乐”学术刊物上。到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民族应用形态研究进入一个繁盛阶段，对某个音乐类型研究分析的论文越来越多，比如，赵宽仁1961年发表的《白族的音乐》便是一例，可以说，《白族的音乐》是研究白族音乐较早的文献，赵宽仁不仅介绍了白族的说唱大本曲，还介绍了白族的民歌以及戏曲吹吹腔等音乐形态，赵宽仁认为“白族民歌”基本流行区有两个，一个是剑川，一个是大理，相对抒情的“白族调”，当属剑川“白族调”，一般用三弦伴奏；大理“白族调”作为一种民歌形式，主要表现山间田畔青年男女互诉衷情，因此，“白族调”多用宫、角、徵三个音，奏自由，高亢嘹亮，形态上多三、四、五、八度跳进。流行于大理市的“白族说唱大本曲”主要有两个流派，一个是南腔，一个是北腔，由于白语中混用大量汉语，所以，“白族说唱大本曲”比较注重声调与曲调的结合。“白族戏曲吹吹腔”主要流行于大理、云龙、鹤庆地区，“白族戏曲吹吹腔”虽然在音乐表现形式上和汉族戏曲有所不同，具有不同的民族色彩，但是，唱词道白均用汉语，音乐伴奏乐器以唢呐和锣鼓为主。白族音乐形态分析的文章还有许多，如《白族吹吹腔唱腔初探》（寇邦平发表），《白族“本子曲”的音乐特点》（张文发表），《箭杆场地区“打歌”调查》（王群发表），《白剧音乐的回顾与思考》（李晴海发表）等。《白族吹吹腔唱腔初探》主要从音乐形态角度进行研究，寇邦平认为，唱腔发展需要经历原始基础唱调、道光之后发展以及小调兴起三个阶段，从音乐特性角度分析，唱调主要分为高腔类、平腔类、二黄类、小调类四类，高腔高亢激越，平腔舒缓叙事，白族基础的原始唱调当属于高腔和平腔，在原始基础唱调的基础上，二黄腔得以发展，小调的兴起不仅有从基础唱调发展而来，而且还借鉴引入白族民歌，吹吹腔民族化、地方化变革。从民族音乐学方法论上讲，《白族吹吹腔唱腔初探》研究路数具有深度与合理性。《白族“本子曲”的音乐特点》主要论述白曲调式，作者认为，白曲基本结构为带再现的二段体，属五声音阶la调式，着重表现故事情节的曲折，人物思想感情的复杂。本子曲的腔调可以加以缀联、配套，也可以单独使用。《箭杆场地区“打歌”调查》介绍了流行于大理白族境内“打歌”的背景，在现实生活中，“打歌”作为一种叙述体民歌，可以适用于不同场合，既可以用于建盖新房时，也可以用于结婚时等等，《箭杆场地区“打歌”调查》还较为详尽的阐述了“打歌”的艺术特征。这个时期的白族音乐形态分析主要特点就是力求“真实”，客观、科学的介绍对象。虽然过去了很多年，这些研究成果依然具有较高价值。

二、白族音乐志研究

民族音乐学研究重要内容就是研究民族音乐史或民族音乐志，白族音乐研究里程碑式的文章当属1992年出版的《白族音乐志》，也可以说这本书是中国民族音乐志书写开端。从民族音乐学方法角度讲，音乐志的写作将业余状态介绍少数民族音乐，提升到学科应有的品格，使得研究者简单分析纯音乐形态逐步走向社会生活方面分析上来，由于民族音乐对社会生活的依附性以及文化实用性，使得研究民族音乐从一种抽象的漫谈，逐步走向对于乡间的关注，这并不是一种猎奇式的打量，对于乡间民间音乐的关注，更是一种全景式历史书写。从关注对象上讲，民族音乐学就是音乐研究者在乡间田野去寻找“真诚”。“一部富有开拓性的音乐志书”《白族音乐志》1992年出版，是多位音乐专家耗时数年的杰作，该书全面记录了民族传统音乐文化音乐专志，对于少数民族音乐志发展来讲，《白族音乐志》的发表具有开创性的意义。《白族音乐志》较为全面详尽的梳理了白族音乐的历史，全景式的实地调查现存民间音乐类型，并附有分布图，有民歌、歌舞、曲艺、戏曲、乐器图标，使得白族民间音乐样态更加鲜活。《白族音乐志》分为两大类，一类为全书主要构成部分的“志略”，一类为“传记”。“志略”论述的内容比较多，既有“民歌”、“戏曲音乐”、“乐器及乐种”等方面内容，也有“音乐风俗”、“音乐社团”、“音乐著作”等方面内容，同时，还有“音乐文物、术语、谚语、口诀、楹联”等内容。文章主要从自然环境、历史源流、宗教信仰等方面引入进行论述。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也是中国民族音乐学呈多元化样态发展的重要阶段，对于民族民间音乐的研究，论与流派纷至沓来，研究白族音乐的历史，不仅有利于传承民族的音乐文化，也有利于从中管窥民族音乐学理论，并积极探索在中国的实践与运用。从学科背景上讲，民族音乐学音乐志写作，民族志写作影响比较大。有学者将民族志的发展总结为三个时代，起初是源于对异文化的“新奇”，发性的、随意性的探索写作，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强调“科学的客观性”，步走向专业化探索写作，第三个时代开始萌发知识生产过程，力于对民族志写作的反思，对于民族音乐学音乐志书具来说，民族志的发展历程有启发意义。《白族音乐志》强调“科学性”，代表的是“客观性”，如今，对于“真实”的追求，音乐志加倾向于一种人文的反思。

三、白族多元化音乐文化研究

近年来，随着民族音乐学理念的引入，对于音乐文化的研究，研究方法与视野越来越多样性，这里所强调的多样性研究方法，不仅表现在用现代思潮解读民族音乐文化，以传统文化方式阐释传统音乐，还表现在学科的拓展及应用等方面。由于民族音乐自身的特性，用西方音乐分析模式套用于其上很难奏效，就算是用汉族音乐形态分析，也不一定适用于所有民族音乐文化研究。所以，对于文化属性的强调，就必须更多的触及社会结构，触及社会文化背景，其研究重点应不囹圄形态。对白族音乐进行研究，部分学者结合仪式学阐释少数民族种种音乐现象，从信仰、民俗文化的建构等阐释少数民族音乐文化成因，音乐及音乐活动在社会活动中扮演了相当重大的角色。学者汤因比曾强调：“原始艺术家的创作既不是为他的艺术同仁，也不是为了自娱，而是为他所身处其中的社会。”因此，对于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来说，多元化音乐文化是第一位的。例如：《简论白族霸王鞭舞》从民间传说入手，先梳理了霸王鞭的历史，关于霸王鞭来历的说法，主要列举了广为流传的那三种，然后，作者又积极钩沉相关史料，从历史典籍中找寻相关描述，同时，还探讨了霸王鞭舞的动律特征，霸王鞭舞产生的民族心理，地理、社会历史等对于霸王鞭舞的影响。白族多元化音乐文化尚遗存的巫舞有22种，根据调查显示，有十种巫舞完全由巫觋操持表演，信众效法先人或巫觋入舞，或者巫觋主持祭祀、领舞的十二种，白族巫教在观念上对巫舞影响较大，在南诏时期，白族巫教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对整个南诏辖区有巨大影响，作为地方宗教。其在洱海地区占统治地位。清代以来，白族巫舞发展迅猛，不仅在在节庆庙会上出现，在农村城镇演戏、歌舞时也一同出现，在民间的巫教与民间生活中，白族巫舞都发挥着很大的影响。白族多元化音乐文化形成，自然地理环境因素也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白族那马支系音乐及其文化构成透视》（伍国栋发表）一书根据实地调查资料，以那马人为考察对象，对“白族民歌类型和乐器”以及音乐民俗进行了描述，并深刻分析了音乐文化的构成因素，伍国栋强调，那马人民歌所唱“歌嬷”的内容与民族口碑历史吻合，归宿于洱海地区的祭祀调，可以作为考察该支系源流之佐证。虽然白族“姑娘房”歌会（“观三南”）与那马人“绕三灵”（“观南毫”）习俗表现形式不同，但是，其表现民族婚姻形态音乐事象性质却是相同的，相关联的，从白族“姑娘房”歌会与那马人“绕三灵”习俗表现形式可以看出，洱海地区白族与那马人某些历史线索是相联系的。《剑川白族民间音乐传承调查》比较详细的分类说明“传统的民间音乐传承方式”，并指出戏靠人传，“吹吹腔音乐”、“本子曲音乐”、“民歌”传承规律为有徒则戏兴，无徒则戏亡。并强调对于传承民族音乐文化来说，民间风俗活动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说，白族多元化音乐文化在音乐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

四、结语

总之从学科发展来看，发展民族音乐学理论与方法，对于研究少数民族音乐至关重要。在白族音乐发展研究中，只有站在民族音乐学视野下，关注更广阔的文化现象，结合中国之实际，将与人文思潮相融会，探讨音乐与人的内在关联，才更有利于白族音乐研究，促进民族音乐文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参考文献]

[1]杨沐.澄清对当代国际学术理念的某些误解—由《对我国音乐文化学研究现状的初步思考》谈起[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6,01.

[2]杨琛.20世纪80年代以来云南少数民族乐器研究综述[J].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7,04.

作者：张承林 单位：滇西科技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