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电影音乐文化分期与形态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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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音乐不仅是影片文本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具备独立发声能力的艺术作品，因此经典作品中的电影音乐在音乐史中占据着重要席位。电影音乐本身具备极佳的艺术魅力，能够与影像空间的符号系统碰撞出惊人的火花。同时，它从社会文化背景中脱胎而出，也是大众文化心理的表征与写照。对电影音乐文化功能、传播价值的探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电影的意义系统，更有助于充分探究电影音乐文化与社会文化语境之间关系的诸多可能性。由王泺泉所著的《新时期中国电影音乐文化研究》一书，立足于新时期中国电影音乐文化发展历程，对中国电影音乐进行文化性的观照和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书的导论提出了研究背景及问题，介绍了国内外研究现状、方法、框架、内容。第一章对电影音乐文化的内涵、特征、相关维度进行了辨析。第二章介绍了新时期电影音乐文化的历史分期和类型。第三章介绍了政治主体的询唤与讴歌。第四章介绍了反思性的人性咏叹。第五章介绍了现代化进程的忧思。第六章介绍了商业浪潮中的人文追求。就整体而言，本书的核心内容是对新时期中国电影音乐文化进行的历时性和共时性分析。

一、历时性视角下电影音乐文化的分期

对新时期中国电影音乐文化进行历史分期是一种建立在文化线索之上的梳理，是从电影音乐的角度探索中国电影对于中国社会文化语境的表达和映射。在对电影音乐文化类型进行划分的前提下，分类观照其在中国社会文化语境的表达和映射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可以得出新时期以来中国电影音乐的整体文化面貌。新时期中国电影音乐文化可划分为以下三个历史时期。多元发展期，即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末。我国电影音乐意识自觉、真正独立以及体制建立应当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初。50年代到70年代之间，中国电影界生产了大量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完成了向好莱坞式电影音乐与剧作模式发展融合的雏形。20世纪70年代后期是中国新时期的开端，国家整体思想意识趋于开放，与西方国家的文化交流得以再次接续。中国电影慢慢转向强调对人的关怀，开始萌发悲剧意识，探索纪实美学、使用长镜头，最终迎来了创新浪潮。这也使得中国电影终于具备了完整的审美空间，不再受限制于多方面的苛责与严厉的制度要求。在这一阶段，中国电影完整有序的音乐实践已经成熟，电影音乐生产不再停留在仅仅为了实现政治意图上，而开始了不同以往的文化消费样式。电影的关注点也从阶级对阶级转变至人与人的焦虑与痛苦。与此同时，娱乐意识兴起，但并未被精英话语接纳，反而走到了其反面，并成为市场的宠儿。在这一时期，中国电影音乐文化形成了完整且多元有序的模式，从激进的探索到形成范本，从模仿到找到独立的话语逻辑，满足了普罗大众的基本心理诉求。电影音乐通过对大众文化的反射与融合，对电影主体建构的强有力辅助，克服了中国电影曾经单一化的表达危机，最终呈现出一种多元文化融合的实践结果。反思期，即20世纪90年代初至20世纪末。中国电影进入无主题多重变奏阶段。伴随着社会审美观念的进步以及现代化语境下的嘈杂环境，数量繁多的电影作品从小处着笔，用平民化的视角关心人的基本生存状态。《背靠背，脸对脸》、《有话好好说》、《甲方乙方》等具有谐谑感的电影渐渐成为主流，它们通过平实琐碎的叙事手法，展现出民间智趣与背后隐藏的忧虑。此时的音乐作品传播已经具备相当完善的平台，唱片工业高速发展。尤其是冯小刚导演电影作品的主题曲往往比电影本身走得更远更深入，这也为电影工业化后的中国电影传播提供了一种成熟的操作模式。在全球化语境下，人人渴望平等说话的权利，宏大叙事逐渐失去了对市场的控制，取而代之的是市场的文化民主，青年人作为电影市场的主体受到了应有的重视。摇滚乐和崔健无疑是最好的电影素材，提倡感性、排斥精英话语也成为一种青年亚文化的共识。但这一时期，除了几次异军突起的惊人表现外，大部分电影音乐的使用都不温不火，虽然借鉴了好莱坞电影的音乐表现手法，迎合了大众对音乐的心理要求，在现实主义道路上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但是对于中国电影音乐文化的存续而言，电影配乐仅仅提供了最基本的听觉功能，在深层次上缺乏民族性与文化认同感，作为时代文化承载的电影艺术、电影音乐，失去了曾经拥有的坚定理念与自信。徘徊转折期，即21世纪初至今。青春题材成为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中国电影类型，生产了大量的现代化都市形象，琳琅满目的高级成衣、奢华住宅、名牌跑车都一定程度上成为电影镜头的主要表现内容。而与这类电影相对应的音乐作品无不是高度机械复制的工业化产品，它们用重复的流行曲风与和弦走向，用明快的现代流行音乐节奏敲打出一个又一个不甚丰满的荧屏形象。很多电影音乐作品都缺乏真实的情感与带给观众真实情感体验的能力。在一次又一次的商业化尝试中，电影音乐使用经常显得轻佻而不自然，幼稚而简单，可谓是这一历史时期音乐配置中常见的问题。而在那些商业化程度较弱的现实题材影片中，音乐应用则显得自然许多。如张猛导演的喜剧《耳朵大有福》中，下岗职工王抗美在影片结尾高唱革命歌曲《过雪山草地》，成为电影音乐实践的经典案例。歌唱的行为在压抑的影像空间中让情感的抒发具有了超脱的意味，被调动起的观众的集体意识则是对艰苦困难的无畏反击，那个为了温饱与尊严四处妥协又不肯就范的王抗美在此时成为高度抽象的英雄。

二、共时性视角下电影音乐文化的形态

按照功能指向，可将新时期以来的电影音乐文化分为政治型、审美型、商业型三大类。政治型电影音乐文化主要基于意识形态与音乐不可分割的关联，借助受众对电影及电影音乐文化的学习与浸润，主流使意识形态得到了稳固，文化得到了强化。音乐提供着一种影像不具备的节奏感与和谐感，电影音乐审美既有音乐审美的共性，又有与电影中元素的关联性，它们的叠加重合和延展构成了审美型电影音乐文化。商业型电影音乐文化是践行电影音乐商品化的结果，电影音乐是目前电影构成中唯一可以拿来单独贩卖的元素，电影制作本身需要相对高昂的成本，自然有追求商业回报的必要。按照电影音乐在新时期社会中的文化呈现模式与功能表达可分为四种情况。一是政治主体的询唤与讴歌。这主要涉及改革开放之初的伤痕电影、改革电影等“前主旋律”电影中的音乐。在这些电影中，电影音乐致力于服务此类电影的政治和文化功能，帮助实现主导意识形态的主体询唤，政治性直接而强烈。二是反思性的人性咏叹。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第四、五、六代导演群体的作品，以及21世纪以后处于产业边缘的部分艺术电影，都是致力于在电影中进行文化和人性反思的主力军。在这些电影中，电影音乐的文化功能，表现为对“人”这一命题持续的、反思性的关注。三是现代进程的创伤之歌。改革开放的进程也是中国新一轮快速现代化的进程。在几十年的快速现代化发展中，社会虽然实现了高度繁荣，但在此过程中却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特殊群体和个人的困境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也反映在一些城市电影和当代题材的艺术性电影中。在这些电影中，音乐则突出地体现为对现代性创伤的隐喻和咏叹。四是音乐的商业运用。自20世纪80年代娱乐化大潮开始涌来，中间虽然有挫折和反复，但总的来看，新时期以来中国电影发展的前进方向之中，商业化是重中之重。在此过程中，自发的商业化尝试以及海外特别是好莱坞横向经验的移植，都促成了电影商业化趋向的日益加速。而在商业化的电影之中，电影音乐的商业性文化功能也得到了开发，并日益显现出极致化的运用。在具体的电影音乐实践中往往并不存在如此清晰的类别界限，而是呈现出一种融合趋势。这是因为各类型的电影音乐文化在历史上就有互相渗透的情况存在。另外，随着中国电影文化的整合趋势加速，中国电影音乐文化也趋向于整合。如今，我们已经越来越难以区分电影音乐在政治主体的询唤与讴歌、反思性的人性咏叹、现代进程的创伤以及商业运用之间的明确差异。如《流浪地球》主题曲《带着地球去流浪》，由童声演唱的“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耸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出自曹操的《观沧海》。而男声独唱的“记得，我们一起坐在海边看天，还以为那就是最最遥远，却不知道你就要去向哪里，更不知道你一去不还”，则是今人话语。二者分别出自于不同的时空，古人与今人穿越千年，遥相呼应。面对浩瀚的沧海洪波、飘渺的宇宙星空，人类不约而同地发出了语重心长的咏叹，不仅体现了一脉相承的人文情怀，也体现了共同的忧患意识和思想文化的融合。简言之，在新的主流电影趋势中，电影音乐的文化功能也越来越趋向于一种整合性的文化表达，烘托一个全新的、崛起中的大国主体，而且这个大国主体还在致力于构建全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国早期电影史论研究不同，本书的研究范围是新时期以来的中国电影音乐文化，从文化角度切入新时期以来的中国电影音乐，对新时期以来中国电影文化变迁的整体观照提供坚实根基，得出文化结果与电影艺术发展的互文式解答。在研究过程中，本书还借助了音乐人类学、音乐社会学、电影社会学及电影文化学等理论资源，涉及诸如主体性理论、文化记忆和集体记忆理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萨义德等人的后殖民理论等，以理论建构为起点，深入浅出地展开对新时期中国电影音乐文化发展的思考和观照。

作者:赵雪琳 单位:山东艺术学院音乐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