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耳创作电影音乐的美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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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耳（1912-1935）出生于云南昆明，祖籍是云南玉溪人。聂耳从小就喜欢音乐，在儿童时代他就会演奏许多民族乐器。1927年秋入云南省立师范学校外语组学习，并在此时学习了小提琴。在1932年7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生命的最后三年中他为左翼音乐做出巨大的贡献。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创作出的作品有37首之多。这些歌曲都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表现了当时中国劳苦人民的艰辛与悲难。聂耳站在革命的最前线，他用音符穿起中国人民的斗志！用旋律激起中国革命的步伐！

一、时代性

聂耳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岌岌可危的时期，他早在明月歌舞团的时候就已经有了革命的目标。随着侵华事件的连续发生，聂耳更加坚定了革命的决心。1933年，聂耳经田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而后加入到左翼音乐工作当中，这段时间他大量的创作音乐，电影音乐占据着重要的部分。此时的电影通常反映着人民的苦难生活，表现人民在黑暗的统治中受着不公平的待遇。聂耳创作的电影音乐紧扣着电影内容的主题，为电影主题的升华做了推动作用。聂耳为电影《桃李劫》创作的主题曲《毕业歌》是十分具有时代特征的电影音乐。影片讲述的是一对青梅竹马的恋人，毕业之后结为夫妻，本来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由于工作的不顺利双方辞职在家。为了照顾妻子，男主人公陶建平不得不到工厂里去当苦工，此时妻子黎丽琳因刚刚生产无人照顾意外受伤。陶建平迫不得已从工厂偷出工钱给妻子看病，黎丽琳还没等到陶建平交出医药费就离开人世。陶建平把刚出生的儿子送到育婴院，在回家的途中遇到工头与警察的缉捕，逮捕后的他最终被判处死刑。主题歌《毕业歌》在影片出现了两次，第一次是在学校毕业典礼的时候，此时的《毕业歌》作为画外音乐响起引出了整个故事的开端“: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我们今天是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歌词和旋律都表现出青年时期陶建平和黎丽琳的美好理想和崇高的向往。歌词具有强烈的号召性，旋律也体现出昂扬的斗志。而这首主题曲在影片中第二次出现的时候却是在陶建平逮捕即将被枪毙的时候，老校长来看他时已经泪流满面，随着一声枪响，《毕业歌》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不禁让观众想起刚刚毕业时的男女主人公，他们在毕业之时面对人生和革命都充满着活力与激情，而此时面临着社会的压迫男女主人公的命运早已物是人非。同一首歌曲出现在影片两个截然不同的故事情节当中，悲剧的情绪提升到了高潮。强烈的审美对比效果会让观众感到无奈与无助，也使这个影片达到了它所期待的具有批判性的目的。

二、群众性和实用性

聂耳音乐创作的选材大都是社会的底层阶级，聂耳在为这些歌曲创作时，通常都是以亲身经历来进行艺术体验。据说他在北平的时候十分穷困，用自己仅有的一些钱来购买民间音乐素材。在各种工人劳作的艰苦环境中聆听他们的“工作号子”、“叫卖”，用这些群众的心声谱成歌曲。为了使音乐更加真实，他与卖报的小报童交了朋友，创作出著名的《卖报歌》。他第一首电影音乐《开矿歌》是为电影《母性之光》创作的主题歌。在创作这首歌之前他亲自去修路的工地上和工人们一起干活，体验工人的劳苦，收集工人劳动时使用的劳动号子。把人民的生活现象真实的反映了出来。“现实主义审美原则，就在于强调电影应当按照生活自身的逻辑真实地逼真地反应世界，应符合生活和个人的本来面目去加以描述。”①1934年聂耳为电影《大路》创作了主题歌《大路歌》。聂耳在创作之初认为《大路歌》不应像之前创作的《开矿歌》一样，除了要体现出工人被欺诈剥削之外，还要体现出工人乐观的心态和昂扬的斗志。聂耳在创作这首歌曲之前去了筑地的公路上与工人们一起体验劳动生活，去感受劳动者最真实的情感。这首歌曲的前奏实际上是劳动号子的延长，使用大量的符点使歌曲表现更具有凝聚力。歌曲的开头是由工人齐唱的四个小节的劳动调子，表现出工人团结一致勇往直前。正段歌词是由男生独唱的，但歌曲里面偶尔出现的劳动号子还是由工人齐唱的。在《大路歌》中受压迫的劳工不再是阴沉苦难的人物形象，而是一群打到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者。这首《大路歌》在影片里是运用音画对位这一作用来展现给观众的。所谓“音画对位”就是：“影片中的音乐从对画面的幼稚的表面的描绘，逐渐发展到同人物角色的复杂微妙的心理状态协调一致”。②观众在观看电影《大路》的同时听到《大路歌》工人唱着团结坚定的歌曲会自动在心里产生革命的决心。这是因为聂耳创作的《大路歌》是从现实的生活中进行艺术创作的，现实主义电影最大的特点就是注重细节的真实，聂耳从歌曲中展现出人物真实的内心思想，把工人最真实的一面展现在观众的面前，在体现工人受到压迫的同时又表现出他们修筑反帝公路的大热情。在聂耳创作的歌曲中还体现在他的群众性。他笔下的歌曲，通常是朗朗上口，音域最大没有超过十度，旋律清晰，歌词含义明确。因此，他的歌曲在群众中传唱十分流行。这为电影的顺利发展铺垫了道路，也为革命增加了群众基础。

三、民族性

聂耳是云南人，从小他就接受了许多云南当地的民族音乐，据说“聂耳最初的启蒙老师是他的母亲……聂耳的母亲经常给孩子们唱起娓娓动听的花灯调、洋琴调，把许多民间传统故事唱给孩子们听，使孩子们自幼在心灵深处种下了喜爱传统音乐艺术的种子”。③也许就是受到家乡民族音乐的影响，他创作的许多音乐都选材于民间音乐素材。他于1934年创作的民族器乐合奏曲《金蛇狂舞》就是在江南丝竹乐《倒八板》的基础上改编整理的。此外他也运用故乡民间的音乐进行创作，他采用云南昆明洞经调《宏仁卦》改编成民族管弦乐曲《翠湖春晓》，这首曲子是聂耳回顾自己的生活经历创作的，歌曲表现了充满生机的大地，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电影音乐中也有采用民族音乐为素材的，电影《逃亡》的插曲《塞外村女》就是聂耳借鉴了民歌的结构方式创作的。这首歌曲有着明显的民族小调的风格，旋律为中国六声调式。婉转的旋律配上苦楚的歌词，表现出主人公悲惨的命运。四、创新性聂耳创作的背景是中国内忧外患，国民受苦受难的时代。所以他创作的音乐除了要表现这一时代人民的痛苦生活之外，更要挑起反帝的革命热情。郭沫若在《悼聂耳》中写道：“大众都爱你的新声，大众正赖你去唤醒，问海神你为何不淑？为我辈夺去了新人……”。④郭沫若的这一番话可以看出他对聂耳英年早逝的痛惜和对聂耳作品的肯定，他用“新声”这个词代表聂耳的作品，是对聂耳音乐作品极大的赞扬以及高度的肯定。音乐评论家李业道在《聂耳的创造》中指出：“聂耳作品的重大意义不仅在于他很好的吸收了民间音乐，而且在于他吸收民间音乐之后的新的创造。为了表现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他创造了符合群众前进步伐的明快有利的节奏；创造了像炮弹一样向敌人猛轰的冲击性旋律进行；创造了坚决勇敢的示威呼喊；创造了刚毅有力的团结号召。”⑤分析聂耳的作品我们会发现他的作品中都是单一的旋律线条，丰富多变的句式结构；民族调式偏多，但加入了西洋元素（进行曲节奏，四音音列），音程跨度较小等。例如我们耳熟能详的《义勇军进行曲》是他为电影《风云儿女》创作的主题歌。《风云儿女》是宣传抗日救国为主题的电影。这部影片描写了以诗人辛白华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抗日救国奔赴前线的故事。《义勇军进行曲》的开始是由小号吹奏的如军号般的前奏：三连音的使用表现出作者迫不及待的要使中华民族振兴的心愿。歌词第三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是全部歌词中最重要的警句。“到了”之后休止了半拍强调其后“最危险的时候”。在歌曲的最后又在三次“起来”之后，歌曲开始时号角式的音调再次出现了，这个旋律首尾呼应，就像《义勇军进行曲》在影片中的开头和末尾出现相互呼应，重申了影片“拯救祖国、奔赴前线”的中心思想。这首歌曲在当时给观众留下了极大的印象，在社会中广为流传，从而也引起了国民的爱国主义热潮。聂耳的电影音乐作品之所以能深入人心，是和他的创作特点分不开的，他紧扣时代的主题、倾听群众的心声、表现民族精神奋发昂扬的斗志。他的电影音乐都是把音乐与电影的情境相结合，使电影和电影音乐相辅相成、合二为一，观众才更加被电影所吸引。聂耳创作的时代是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时代。这个时期的电影采用了西方的拍摄技术，影片创作的内容与中国人的审美标准相结合，电影注重反映现实，在现实的基础上具有批判的色彩，引起大众的民族认同感。这个时期的电影音乐创作与这个时期的电影创作一样，表现着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聂耳正是看到了30年代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和现实生活中劳动人们的苦痛，他用音乐真实的反映着人们的社会生活同时也表现出电影背后隐藏着的巨大的民族精神！他的音乐在电影的放映中的起到了帮助电影升华主题的作用，并带领无数的学生、工人、群众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革命道路。“革命”是聂耳一生都在努力的事业。在进入左翼电影音乐和百代唱片公司之后，革命信仰在他的心里越来越坚实，也正是这个原因使得他最后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如今，他的音乐依旧响彻中国大地，印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

作者：马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