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府工官工艺美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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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工业生产中体现的管理体系的层级化

随着少府中央工官系统的建立与发展，汉代的工艺美术种类具有明显的规范化和系统化的特征。正是具备了这样完整严谨的工官管理制度，在工艺美术上必然造就了辉煌的工艺美术。其层级化管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中央和地方；官营与私营。汉代铜镜的制作时继战国之后又一次大的发展，是青铜器的主要品种。官方的制铜机构有中央少府属官的尚方令、考工令。至武帝时又进一步细分，分为左、中、右三官属。在这种官方管理下产生了螭形镜、规矩镜、画象镜等众多精美的铜镜。随着镜子的普及，民间的私人制镜也开始大规模出现。从出土的铜镜铭文上有“刘氏”、“李氏”、“王氏”、“翟氏”等均可以证明。在发展官方的手工业之下，相对而言的民间手工业并没有因此停滞，两者相互借鉴、并行不悖。在铜镜的制作上，两汉时期的工匠已经熟练掌握各种合金间的比例分配、金属特性，在铜镜中加入一定的铅，利用铅溶液的流动状态良好的特点，从而有助于镜面的干整，减少气泡，增加了文字和花纹的清晰程度。这种以少府为中心的工官体制加强了匠师们之间的技艺交流，彼此之间相互切磋，在反复实践中总结出这些在今天看来仍然不可思议的技术参数，这又是它的优势体现。总之无论是中央与地方的层级化管理，还是官营与私营的规范化程式运作，一方面保证了工艺品顺利流通，广大劳动人民也能够从中受益；另一方面这种双轨体制有效的保证了艺术设计的高品质，两者之间相互补充，资源共享，共同促进了工艺美术的繁荣，艺术设计门类的齐全，使手工业的发展潮气蓬勃。

二、工艺督造的严格化

在谈到工艺督造的严格化方面就不得不提及汉代的计量工具。的制作要求也是异常严格。据《陶斋吉金录》记载西汉建始二年造鐎斗“中尚方造铜鐎斗，重三斤九两，容一斗”。《善斋吉金录.任器》有莲西宫铜鸟奁铭文：“莲西宫铜鸟链，容一斗八升，并重十一斤二两”。这表明在用料选材上精确到了“两”的程度。汉代陶器等日常用品也都注有具体的容量体积。小山富士《中国青瓷史稿》有中平六年陶匝，记载：“中平六年五月十二日，尚方作，容一升八两”。这些表明当时官府对这些器物制造设计的控制是非常严格的，很多主要有少府属官专门统一管理监造，从而避免了民间粗制滥造现象的发生。在西汉时期铜钱的制造也值得一提。主要流行五铢钱，在汉武帝时期统一将货币的铸造收归官造，技术相对以前也有所提高。在出土的王莽时期的陶器范中刻有工人姓名，例如陶范中出现的“工乘山”、“申工长寿”等人名，其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工人在制造过程中偷工减料，通过刻名的方法能够在出现问题时加以追究考证。这虽然是古代统治阶级压迫劳动人民的证据，但是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铸铜工艺督造的严格化。

三、工官管理体系对器物生产专业化、标准化趋向的影响

器物设计的标准化专业化与计量工具的发展密切相关，由于汉代在先秦统一度量衡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规范，使得其他艺术设计的种类具有统一的标准化程式成为可能。为了符合设计的标准要求，这种特征在设计材料中也明显的表现出来。从发掘的东汉砖室墓葬用砖的情况看，虽然墓葬的大小规模不同，但大部分主要是长方形砖、字母砖为主。有时候也会根据实际情况加以改变，增加或者减少尺寸。这些都说明不管是砖的形制还是其他的器物形态，基本上都有一个通用的标准，对器物设计的专业化、生产的标准化具有重要影响。正是因为具有了一定的标准化规格才使得无论是在民间运用还是皇家采纳都能有一定的认可的标准，大大提高了手工业的效率与质量。总之由于汉代的器物的尺寸有了精确的计算，材料的长短有了具体的说明，布帛的长度有了明确的确定，漆器制作中的用漆分量等等，都慢慢的具有了统一的标准，这些标准化、程式化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设计制造变的相对规范和统一。

四、结论

汉代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上承秦代的以少府为中心的工官管理体制，下启魏晋隋唐手工管理的先河，经过在设计实践过程中的不断调整完善，中国手工业管理系统日臻成熟。它所提倡的关注人性、遵循自然规律、实用与审美的完美结合、提倡科技在设计实践中的运用、组合设计等制度法则，在当时不仅是一种系统的理论总结，而且在现在看来对设计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指导借鉴意义。

作者：刘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