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育机构与新教育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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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教育中国化思潮下对创设现代大学教育研究机构的呼唤

由于对中国开展新式教育缺乏必要和深入的研究，故而20世纪初引进的西方教育理论和方法，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开阔了人们眼界，但其实际成效不大。众多教育家认识到抄袭和模仿的教育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民性，主张进行中国化改造。如1924年，舒新城在反思道尔顿制时指出:“此时我们所当急于预备者，不在专读外国书籍，多取外国材料，而在用科学的方法，切实研究中国的情形，以求出适当之教育方法……使中国的教育中国化。”［1］1927年，庄泽宣在《如何使新教育中国化》一文中明确提出了“新教育中国化”问题，他指出:“现在中国的新教育不是中国固有的，是从西洋日本贩来的，所以不免有不合于中国的国情与需要的地方。如何能使‘新教育中国化’，这是一件很大的问题，很复杂的问题，而且非经专家长期的研究与实验不可。”［2］23面对这些问题，近代教育家们开始认识到开展教育实验和教育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于是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成立了诸如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中华教育改进社等教育社团，各地区也成立了诸如广东教育总会、上海教育会、中国教育扩张研究会等组织。虽然这些教育社团和组织在教育改革与实验中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它们缺乏政府的直接参与或支持，组织结构比较松散，人力与经费也难以集中，且时办时废，难以组织起系统深入的教育研究。即便是当时大学中的教育系和教育科，庄泽宣也批评说:“中国现在有少数的大学也设有教育科或教育系，还有几处高等师范和若干中等师范，但多半是训练师资而非教育研究与实验性质的，人才与经费又不集中，效果很小”，因此，他认为要系统深入地研究教育科学，就“应当选一个全国适中的地方设一个教育研究所专做这件事”［2］35～36。

1928年8月，陶行知在全国教育会议上也提出设立教育研究所方案。他在提案中指出，中小学教育为国家根本大计，必须运用科学方法，分析研究，实地试验，才能免入歧路。“吾国办教育的人，多半是为外国教育制度拉东洋车，一国拉厌了，又换一国……我们应当觉悟，惟独用科学的方法，才能建设适合国情的教育”。他认为应该由大学院设立教育研究所，聘请专门人才，分工研究。所中大部分的工作要研究实验中小学教育［3］。事实上，关于筹设教育研究所一事，蔡元培早有提议。如1918年在天津中华书局“直隶全省小学会议欢迎会”上，蔡元培针对我国旧教育中的种种不良现象作了一番批评后指出:“吾国教育界，乃尚牢守几本教科书，以强迫全班之学生，其实与往日之《三字经》、四书、五经等，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之相差。欲救其弊，第一，须设实验教育之研究所……如此，则始足语于新教育矣。”［4］1922年蔡元培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次年会上建议:“省立或区立大学所设之高等学术机关，先设地质学、生物学研究所，以考求本地原料。设物理学、化学研究所，以促进本地工艺。设心理学、社会学研究所，以考察本地之人情、风俗、历史，而促其进步。设教育学研究所，以指导本地教育家。”［5］在蔡元培看来，新教育应始于教育研究所之创设，而教育研究所之设立又应进行实验教育和指导教育，为新教育服务。可见，当时的教育界已意识到生长在外国土壤里的东西未必适合中国国情，也已认识到教育的“中国化”问题。他们在探索新教育中国化的过程中，也日渐认识到创设专门教育研究机构进行教育研究与实验的必要性。

二、现代大学教育研究机构的创设以服务于新教育中国化为主旨

抗战结束前，我国实有国立中山大学、北平师范大学、中央大学和西北师范学院等4所高校创设了教育研究机构。国立中山大学教育学研究所1928年2月正式创办，它开辟了我国设立专门教育研究机构之先河。该研究所的创设意图很明确，诚如创办人庄泽宣所阐述的那样，一是因为本校“乃中山先生手创之唯一大学，为谋中国教育问题之研究与解决，应有教育研究所之创设”;二是鉴于当前“国内的教育太外国化而不合于国情”［6］，再如后之所长崔载阳认为的，研究所的创办乃是“国民政府成立以后，教育改造成了迫切的要求”［7］。因此，他们认为中山大学应该创办一教育研究机构为新教育之中国化作出贡献。1932年，《北平师范大学研究所章程》明确规定，研究所的任务就是研究教育实际问题、培养教育学术专家和搜集整理并编纂各科教材。研究所会同附校，从事有系统的教育实验工作，由本校划款补助之;研究所注意教育调查，分别调查本国及外国教育实况，并发现教育问题［8］。1933年主任导师李建勋在研究所开学典礼上，阐述了创设研究所之目的，他说:“试观我国教育之一切制度方法等，皆为抄袭得来，自己独出心裁，另创方式实难见到……但我国内大学尚无研究院之设立，试问专门人才从何而出……我国大学毕业生对于学术研究上没有贡献，这便是主因之一。即有一些贡献也多是在国外研究的结果，所以我国急应设立研究所，以训练教育专门人才……近代的教育已走向科学的道路，一切理论均需要实验的证明方可为信。”而且认为，“有的问题材料广泛，范围复杂，以至研究工作过于重大，该种工作绝非个人之能力、时间和经济所能及，不得不委之于众人通力合作，以求圆满之解决”。

很显然，北平师范大学研究所的创办，亦望对“抄袭得来”的教育给予实验，故而李建勋认为，“研究所之目的可分为两项，即训练教育之专门人才及研究教育问题是也”［9］。后来，在北平师范大学研究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北师范学院师范研究所，仍然“以研究高深教育学术，训练教育学术专材及协助师范学院所划区内教育研究机关研究教育问题，并改进其教育设施为目的”［10］17。1934年中央大学创办了教育实验所，创办人艾伟认为:“教育问题非专恃仿效的方法所能解决，必须从事心理的实验与统计的归纳，始能发现事实之真理。”因此，该所本此主张，逐步作了大规模的实验。他的创办主旨更为鲜明，即利用教育、心理两系人才设备，“在从心理的和统计的实验，解决教育问题，建立中国化的科学教育”［11］。他认为:“今日教育实验所成立之所以有必需者，盖希望将固有之研究范围，扩而充之，以适应社会之需要也。”艾伟在《教育实验所之使命》中，还就其名称为教育实验所而不为教育研究所也作了原因解释，他认为“研究”二字其所含之意义甚为笼统，不如“实验”二字之较为具体。且所谓“研究”未必经过实验之历程，而可靠的及客观的研究则必为经过实验之研究［12］。可见，大学教育研究机构的创设者们十分关注中国教育实际问题、注重经验研究和偏于实用的特点，表现出明显的中国化意愿，故而由他们创办的教育研究机构也旨在通过教育研究和教育实验等方式，来研究中国教育的实际问题，谋求适合中国国情民性的现代教育。

三、现代大学教育研究机构的工作以推进新教育中国化为首务

新教育中国化一直和国家发展、民族存亡交织在一起，建立中国现代教育的目的即欲通过教育改革来改造中国社会，救亡图存。为谋求新教育中国化，现代大学教育研究机构创办后，开展了许多探索性的教育研究和实践，出版发行了各种教育期刊和教育丛书，为推进新教育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广泛开展教育研究与实践活动

国立中山大学教育学研究所的庄泽宣、邰爽秋、古楳、周葆儒、林励儒等均有一大批相关研究成果，如庄泽宣的《如何使新教育中国化》、邰爽秋的《民生教育刍议》、古楳的《现代中国及其教育》等书以及他们的《新人与新教育》、《欧美师范教育的检讨》、《新教育的路线》、《中国教育背景与中国教育改造问题》等论文，主要是通过比较分析来研究各国的教育问题，给新教育中国化提供参考。此外，研究所更注重教育实践的开展，举办过民众教育实验学校以推广民众教育;在附属中学开展过试行新教法的实验;1934年创办了民族中心小学实验班;还创办过龙眼洞实验区、石牌乡村服务实验区、花县乡村教育实验区等10多个乡村教育实验区。还先后与美国、瑞士、比利时、英国的教育研究机构开展国际研究合作，与欧美、亚洲约20个国家的150个学术团体交换过出版物。研究人员曾到欧美各国考察教育，庄泽宣曾应邀参加第六次国际新教育会议，讲演《中国新教育趋势》［13］。北平师大研究所和西北师范学院研究所人员撰写了大量探讨教育改造的论文，如李建勋的《中国教育之出路》、《吾国督学制度之缺点及其改革》，金澍荣的《欧美师范教育探源》、《现行高中英语教本课文难度之比较》，许椿生的《师范学校课程中的各科小学教学问题》，等等。也曾对河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绥远等六省辅导区培养师资、指导现任教师进修、辅导各省中等教育之改进。还与地方教育当局合办暑期中等学校各科教员讲习讨论会。此外，在城固举办过社会教育实验区，从事城镇社教实验或乡村社教实验;与兰州市政府合办国民教育实验区;1942年在城固成立了家庭教育实验区，举办各种家庭教育讲习会、讲习班、讨论会、演讲会等［10］15。中央大学教育实验所也有相关研究，如常道直的《中心学校制度与地方教育改进》、《师范教育之趋势》，许恪士的《欧洲之新教育运动》、《施行民族教育的几个先决问题》，等等。在教育实验方面，1939年9月研究所附设“学习心理实验中学”，实验初中学生国语、英语、算术三科的学习心理及心理机制问题。为实验课程标准所定各科教材分量是否适合学生之能力起见，该所特设置实验班作控制之研究［14］。

(二)积极出版各类教育刊物和丛书

国立中山大学教育学研究所出版了为数众多的文章和丛书、专号，介绍各国最新的教育动态。1928年研究所开始编印《教育研究》月刊，每月出版1期，至1948年共出版110期。月刊内容丰富、开辟了10个栏目，其中比较教育栏目大量刊载了介绍国外教育的论文，其中有欧美新教育运动专号、日本教育研究专号、国外专号和苏联专号等4期专号介绍国外教育情况。到1937年刊发有关比较教育的论文就达58篇。在介绍西方教育的同时，《教育研究》也大量刊载了寻求改造中国教育的论文，如《建设中国新教育行政制度讨论》、《中国的经济状况与今后新教育的扩充》、《中国教育改造之路》、《改造中国教育的几个先决问题》、《中国新教育趋势》等。此外，研究所还编印一些教育丛书，截至1937年，有《乡村教育新论》、《苏俄小学课程》、《近代日本教育史》、《各国政治教育比较观》等丛书34种、专刊6种［15］。北平师范大学研究所印行《天津市小学教育之研究》教育专刊，主要刊印天津市之教育调查报告。西北师范学院师范研究所还出版其他专刊，如李建勋、许椿生合著的《战时与战后教育》，李建勋、韩遂愚合著的《师范学校教育行政教材教法研究》，金澍荣、李庭芗的《初级中学英语课本之分析》、《高级中学英语课本之分析》，金澍荣、杨少松合著的《西北中等学校师资之改进》等［16］，均有相当的学术价值。中央大学教育实验所曾创刊《教育心理研究》季刊，该刊内容分为四部分:一是论著，对教育学术作理论之阐发;二是研究，刊载教育实际问题之科学研究报告;三是新著，介绍并搜罗国内外新出之书或专论文提要;四是教育问答，刊载教学实际问题之商讨［14］。

刊物创办时，其内容有少数译著。但后来由于研究报告的增多，译述论文不再刊出。抗战时另外出版了英文简篇一种。这简篇共出了四期，分寄于英、美等国，目的在于换得些英语刊物以作从事研究工作者之参考［17］。可见该刊曾有介绍国外教育的内容，也成为对外教育交流的媒介。该刊自1940年3月创刊至1945年6月停刊，共出版3卷10期，载文92篇，内容主要为教育心理学研究专题和心理学研究方面以及测验编制和统计测量等［18］。另外，该研究所还刊印《心理教育实验专篇》(1934～1936年)，发表心理教育报告为主，如萧孝嵘的《决定知觉单位之条件》、艾伟的《汉字测量》等。总之，这些大学教育研究机构是在新教育中国化运动的呼唤下诞生的，故而它们的创设也旨在为推动新教育中国化服务。它们的创设，第一，有利于教育问题的集中研究，也有助于学者互相交流合作并开展更加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使高校的人力、物力发挥最大效用;第二，它们并不只是着重于空泛高深的教育理论，而是将教育研究与实践结合于中小学的实际和时代的需要，抓住中国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国民教育、生产教育和民族教育问题，实施乡村教育和成人教育等，为社会生产和建设服务;第三，它们自行出版教育刊物和图书，宣传和交流国内外的各种教育理论和教育经验，指导中小学教育实践，更新教育工作者的教育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新教育中国化的进程。因此，在当前学习西方教育日盛之背景下，这些做法仍然值得教育研究工作者重视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