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育改革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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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由私立乡村建设育才院到中国乡村建设学院

晏阳初创建乡村建设学院培养人才的设想，在当时不但是平民教育总会出于改革大学教育、培养人才的迫切需要，同时也是国民政府发动民众抗战、建设后方支援前线与控制农村的迫切需要。校址选在重庆北碚歇马场大磨滩龙凤溪畔，当时距重庆约60公里，离战时新聚成的文化中心青木关也只有20多公里。在政府的支持下，平教总会在北碚歇马场买了约500亩土地，准备建立乡村建设学院。但在申请立案时，国民政府教育部认为“乡村建设学院”的院系设置不符合《大学法》规定，于法无据。后几经周折，当时的教育部长陈立夫与高等教育司司长吴俊升才作特例批准，把校名改为“私立乡村建设育才院”，学制二年，第一届先办乡村教育与农业经济两个专修科。1940年10月28日，私立乡村育才院正式开学，办好育才院成为当时平教总会的中心工作。育才院对晏阳初及其平教同仁来说，是一个过渡性质的学校，只是由于创建不能符合《大学法》的有关要求，因而不能命名为学院。一旦条件成熟，就会改名为乡村建设学院，以加快乡村建设人才的培养。1945年8月，经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私立乡村建设育才院扩大为独立学院，改为“中国乡村建设学院”。设乡村教育、农学、社会学、农田水利四个系，修业年限4年，并获准该院本科毕业并授予学士学位。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的成立，使中国首次有了专门为农村培养从事实际建设人才的高等学府，“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的成立是中国教育史上学术的新纪元”［1］29。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办学11年（1940－1951），后被重庆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共招收学生1180人，修业期满，并经教育部核准毕业的学生共计379名，其中专科毕业生134名，本科毕业生245名。［2］262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的学生，在新中国建立后，分散在祖国各地的不同工作岗位上，成为各个行业的骨干，特别是水利和农学两系的学生，早在20世纪50与60年代，在中央和省市一级有关部门中都已是专家和学术带头人。其中许多人虽然历经种种坎坷，但大都矢志不渝，为国家建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正因为如此，1985年，晏阳初应邀回国考察期间，邓颖超在会见他时，还特意称赞他解放前在国内从事教育工作，培养了不少人才。［3］

二、晏阳初改革大学教育的理论与实践

晏阳初从事平民教育20多年，无时不感到乡村建设实用人才非常难得。因而改革大学教育，为乡村建设培养实用人才，成为晏阳初及平教同仁的首要任务。

（一）根据“平民教育”的理论和乡村建设的实践，改革大学教育科系设置和课程设置

1．按平民教育理论来设立各科系

晏阳初认为中国高等教育最严重的失误，在于模仿东洋和西洋大学，极少考虑中国人自身的文化背景以及中国人的生活需要。因此，他建立的中国乡村建设学院首先就是要改革科系的设置，不但要符合中国的国情，而且符合平民教育的需要。学院四个系的设置，完全贯穿晏阳初四大教育的思想和宗旨：乡村教育系培养治“愚”的文化教育人才，学生毕业后能教农民读书识字，促进农民的文化生活，以此来培养农民的知识力。农学系和农田水利系培养治“穷”的生计教育人才，学生毕业后能指导农民有关农业生产方面的技术，培养农民的生产力，提高其经济生活水平。社会学系聚焦治“私”的公民教育，培养地方行政人才，学生毕业后能培养农民的公共意识与合作精神，增强农民的判断力和正义感，以此来培养农民的团结力，提高其道德生活水平。晏阳初为了适应战后建设的需要，决心将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扩大为平民大学，设置四个学院：平民教育学院、平民生计学院、平民卫生学院、平民政府学院。卫生学院培养治“弱”的卫生教育人才，学生毕业后能在农村普及卫生知识，训练卫生习惯，用公共的力量谋求公共的卫生，使农民了解健康的重要性，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以此来培养农民的强健力，提高其生活质量。晏阳初对乡村建设学院四个系的设置，都是为了解决中国农民“愚、穷、弱、私”的问题，四大教育是连环进行的，当然四个系也必须相互配合，来培养综合性的实用人才，用平民教育来实现“民族再造”的伟大使命。

2．按乡村建设需要来设置各系的课程

由于乡村建设学院在国内是首创，所以课程也无先例可供参考，在这种情况下，乡村建设学院的教师必须根据自己在农村工作的经验，不得不重建学院的全部课程，使之适应于乡村社会的需要。在课程的设置上，教育部给予了晏阳初相当大的自主权，除教育部统一规定的公共课程以外，他可以根据平民教育、乡村改造的需要，根据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科系的设置来开设专业课程。如从1940年至1944年，列为四科共同必修的课程有：乡村建设概论、农业概论、乡村教育概论、农村经济、社会工作方法、公共卫生等。［2］2

（二）改革大学教育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弊端，力行两者的有机统一

1．通过“社会实验室”来解决理论脱离实际的问题

针对当时大学教育脱离实际的通病，晏阳初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实验室”的概念。他认为研究化学的要有化学实验室，研究生物的要有生物实验室，研究社会科学的同样也要有社会实验室，定县就是平民教育的社会实验室。只有通过社会实验室，才能从这个社会实验室的整体上考虑教育问题，才能把教育打进真实的生活中去。教授要接受所教科目实际生活的洗礼，一定要先到社会里用过实际功夫，才能把现实中的材料当做教材，然后去教学生，才会说得出中国现实的问题，讲教育的才会知道现实的教育问题是什么。因此，晏阳初在距离学院约15公里的璧山县，建立起“平教总会”的“社会实验场”，不仅是实验和表证场，也是学院学生接受实地训练所在。建设学院各年级各专业都必须实习，实习的方法和内容包括参观见习、调查研究、乡建工作实习、专业实习、综合实习等，时间有一天的短暂实习，也有长达半年、甚至一年的长期实习，形成一个“学习———实习———再学习———再实习”的循环过程。“1947年3月，这样的‘社会实验室’在璧山县有4个乡，北碚有8个乡，同年9月，又在巴县增加5个乡，到1948年8月，璧山的实验区已遍及全县35个乡镇。”［2］256

2．通过“社会实验室”来改变学生的价值观

晏阳初强调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统一，更为重要的是解决一个人价值观的问题，即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发现平民的伟大，才会发现平民中蕴藏的巨大力量。当时乡村建设学院的青年学生，绝大多数是非常自负骄矜的，把自己视为中国的精英，而把农民视为中国的负担。但当学生深入乡村，开始明白愚昧无知的乃是自己而不是农民，开始发现苦力的不易，才开始尊重农民，热爱农民。晏阳初认为：发现农民，热爱农民，才是今日中国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你想拯救中国，就得走向民间。“我们开始高等教育革命，将这些有为的青年投入到乡村，而不是置于大教授的足下，将他们置于地位低下而伟大的中国农民足下。这时，他们开始学习，开始明白生命的价值。这时，他们才能抓住生命的真谛并去做些造福民族的有价值的事业。”［4］328

（三）改变人才观与改革大学人才培养的目标

晏阳初认为中国的问题是：一方面是人找不着事，另一方面是事找不到人。乡村建设学院就是要造就符合社会需要的乡村建设人才。

1．改变人才观：晏阳初确定人才的六大特征一是劳动者的体力。晏阳初要求大学生要有农民的身手，千万不要以为劳动有损于人格，要养成劳动、运动的习惯。二是专家的知能。即一技之长，有了知识还不够，还要能运用知识的能力。三是教育者的态度。做人师的要有“诲人不倦”的精神。四是科学家的头脑。晏阳初要求学生要有追求真理的精神，用科学的态度来解决问题。五是创造者的气魄。他要求学生不苟安，求进步；不享受，不畏难；敢作敢为，任劳任怨。六是宗教家的精神，认为这是事业成功的原动力。他提出四点与学生共勉：（1）有信仰，坚定不渝。（2）临大难，处之泰然。（3）重博爱，爱人如己。（4）能牺牲，舍己为人。［4］166－169晏阳初的人才观，可以说是他自身的生动写照。

2．大学教育培养目标：通识人才晏阳初认为：中国需要的是通识人才。他针对当时中国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知识面太窄，因而确立乡村建设学院培养的学生必须注重知识之间的相互关系，能够成为一个通才。他说医学院的学生不懂教育，教育系学生也毫不知农业，农学院的学生对地方政府的知识也非常有限，他认为中国需要的不是呆板的机械化专家，而是思想开通的专家，他们不是片面知识的专家，而是对国家全盘问题有一般了解的人才。因此，医学院的学生不但需要以医学与公共卫生学作主修，如果要在农村有效地实现他的医疗计划，那么，医学院的学生就必须以教育、农业、地方政府为辅修科目，才能真正达到消除农民“弱”的问题，达到提高农民强健力的目的。乡村教育系不仅教授农民识字读书，还要教授他们如何谋生计，如何熟悉公民的职责，以参加中国的建设。教育系的学生不但要学习如何教育的技能，也要辅修农业生产技能及如何进行公民训练。

（四）改革大学教育的教风教法与学风学法

1．以“做、教、导”三结合及“研习法”来改进教风教法

一是要做。晏阳初认为：“改造大学教育必须从自命为大学教授的改革起，请他们跑出教室，走进社会，如果自己不去求真理，怎么教人求真理？自己没有生命，拿什么去教人？”［5］538教师不仅要到图书馆去，更要钻到农民生活里面去研究、认识、解决农民本身的问题，做学生的活教材。二是要教。要把平教会及自己多年辛苦经营所得的办法、方案传授给学生。三是要导。教师不要在学生面前指手画脚，而要用自己的行动去引导学生，应该“做”、“教”、“导”并进，才能收获。在“做”、“教”、“导”三结合的基础上，乡村建设学院创造出“即讲即学即习即教”的教学方法。1947年秋，乡村建设学院院长梁仲华认为组织学生到较远的地方去实习，常常影响了课程的安排，更不利于在全学程中贯彻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原则，因而提出建立“即讲即学即习即教”的教学方法，简称“研习”。“研”包括即讲即学。“习”包括即习即能。“讲”是以教师为主导的活动阶段。“学”是以学生为主导的活动阶段，要求手脑并用。“习”是教师领导学生共同活动阶段。虽然在“学”中已有做的活动，而“习”则是进一步的实践。“能”是整个学术研究最重要最高境界的阶段，学生要在这一阶段中，将讲、学、习的研习过程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并在实践中表现出推进、领导、改进和创造的“能”力。所以，最后的阶段，是在能的基础上完成的。［2］256

2．以“四自”教育和教学实习来改进学风学法

晏阳初在育才院建校开学典礼上说：“育才院不是一个普通的学校，我们要造就新的学风，有特别的风度、精神和能力。”［2］257因此，他力行“四自”教育和学生实习，以改变大学生唯师唯书，死记硬背，独立工作能力差的情况。育才院的“四自”教育是指：以自习来培养知识力，以自给来培养生产力，以自强培养强健的体力，以自主培养纪律和战斗力，要求学生四力兼备。晏阳初多次强调：“将来你们离开了育才院，其它差一点不要紧，可是人格不能打折扣，这句话你们要好好牢记。”在“四自”教育的过程中，始终贯穿民主的精神，以培养学生的人格，从根本上改变学风问题。晏阳初要求学生在学习方法上，要超过一半的时间在现场实习，暑假也用来在农村实习，在乡村改造的实际过程中去研习自己在课堂上所学的科目。“在大学方面，注意于基本训练，由我们提供实习场，把大学中所要研究的问题，叫学生下乡去找材料，去认识问题，实验问题，解决问题。技术不妨用西洋的，但材料必须在国内找；这种学问才是切合实际的学问。”［1］190

（五）改革管理大学生的方式，建立学生会，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

1941年，教育部专门派人来育才院担任训导处主任，并想建立国民党、三青团组织，以加强对学生的管理。晏阳初多次强调：“育才院是无偏见，超党派的学术机关，不建立任何党派组织。”［2］259在晏阳初的坚持下，教育部允许乡村建设育才院废除训导处，而代之以有更多自主权的学生会。1940－1945年，各系学生会组织中队长由学院指定，每系为一个中队，每年级为一个分队，每分队（年级）学生分成自习、自主、自强、自给4个组，分队长和各组正副组长由学生推选，任期2个月，不得连任，确保更多的学生得到锻炼。1946年起，晏阳初为了充分发扬民主，使学生在大学期间学习何为民主，体验民主，决定让学生通过民主选举成立全院学生“四自会”，“四自会”所有成员，一学期改选一次，形成制度，学生辅导员也是通过学生选举产生。这种选举方法，晏阳初不仅把自“五四”运动以来倡导的民主与科学介绍给学生，更是让学生亲自感受、实践科学与民主，“社会实验室”就是科学的方法，而学生会领袖的选举和学生会的运作就是民主的方法。晏阳初让学生自由地选举自己的领袖，给学生民主实践的机会，学生在真正自主管理的过程中，表现出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他在谈到学生民主与国家民主的关系时说：“在我们学院实行了学生‘四自’以后，有力地教育学生认识到什么是真正的民主。当然，我们中国人谈论民主太多，但我强烈地感到，如果这些受高等教育的青年，在学院里不给予民主的实习机会，那么，我们国家能够实现真正而生动的民主的希望是很小的。如果这样，这些青年焉能适当地引导文盲大众走向民主的道路？”［4］325

三、晏阳初改革大学教育的当代价值

在新的历史背景下，重温晏阳初对大学教育的改革更具现实意义。

（一）晏阳初笃行创办中国特色的大学，对当代大学教育改革的启示1898年京师大学堂，一开始就打上了公办的、国立的烙印，没有独立办学的传统，只有西方大学之表，没有西方大学之灵，西方理想的大学是“求真的生存共同体”［6］。我国大学解放前是英美体制，解放后是苏联体制，没有中国特色。晏阳初认为：“中国的大学教育，都是从东洋西洋抄袭而来的，什么系开了一大套。结果，毕业的学生，东洋的西洋的诚然知道了不少。中国的呢？却一点也不知道。以后到社会上去做事，与未进大学的，无所分别，只多了一张文凭。改革大学教育，就是使大学教育就本国环境找材料，不再去沾人家的便宜，而要自己来创造，这才是中国的大学教育。”［5］538“中国大学改革并没有现成的制度可以照搬，在大学改革问题上，最重要的还是‘大学理念’问题。”［7］理念是前进的动力，没有正确的大学理念，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改革。晏阳初根据“平民教育”理论，设置大学的科系与课程；确立新的人才观，面向乡村，深入乡村，形成乡村建设学院独特的教风与学风；改革大学管理，倡导学生自主，培养有责任感的一代新民。现在大学千校一面，缺乏办学特色，就是因为大学缺乏晏阳初先生独特的教育理论，缺乏符合中国国情的办学理念，总理多次强调应该由教育家办学，就是强调要办出有特色的适合我国发展实际的教育。因此，晏阳初先生的“改革大学教育，就是使大学教育就本国环境找材料，不再去占人家的便宜，而要自己来创造，这才是中国的大学教育”的思想，对当代中国大学教育改革仍然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二）技能与修养：晏阳初人才培养目标对改革大学教育培养模式的启示现在中国大学的最大问题是：实用学科扩展太快，评价标准因而发生严重倾斜，本科教育的目标不清晰，大学变成了“职业”与“技能”的培训场，忽视学生作为完整人的发展，忽略个人德性和创新品格的养成，这种功利主义的人才培养模式有碍社会的和谐发展。晏阳初先生确立人才的六大特征，简言之，就是技能加修养的人才培养目标。他要求学生要有专家的智能，要有宗教家的精神，学生要成为有信仰、勇于创新的新民。他通过在大学建立学生“四自”会，建立“社会实验室”，让师生深入乡村，和农民亦师亦友，在实践中创造性地解决问题。晏阳初先生的教育理念就是培养学生的使命感，培养有社会理想和责任感的学生和教职员工，他们心中充满博爱，不仅装着农民，而且装着民族的复兴；与此同时，师生又能实实在在地解决农民在生产和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晏阳初“这种教育不是中国式的古董教育，也不是西方舶来教育，而是一种全新的‘实验的改造民族生活的教育’。这种教育要求教育者走出书斋深入到农村实际中去，共同改造生活，创造生活”。［8］晏阳初对当代大学人才培养模式的启示是：“一定要使学生和公众理解大学不是提供获利的计谋和就业单位的场所，而现代大学最终和最基本的使命应该是要激发他们理性的光辉和力量，培养他们坚持长远地、全面地看待个人，社会与历史的发展所需要的能力”。［9］

（三）晏阳初实践“学生自主，培养公民”对大学教育改革的启示晏阳初违背国民政府教育的规定，不同意在学院建立训导处、国民党和三青团，坚持成立有更大自主权的学生会。为了充分发扬民主，使大学生在校期间学习何为民主，体验民主，学生通过民主选举成立“四自会”，实现真正的学生自主管理。反观现在的大学，学生会更像学校的附属机构，学生的权益很难得到真正的保障，大学民主不容易得到真正的实行。刘道玉已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学校长的传奇，奇就奇在他始终与学生一个立场，赞成学生自主管理、实践唯才是举。他说：“学生是学校的主体，是学校的名片，学校的一切工作都必须以学生成才为出发点。”［10］总理在刚刚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推进学校民主管理，并在各种场合多次强调：大学要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大学必须有办学自主权。因此，如同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在学院的引导下，给予学生更多的自主权，在大学推行真正的学生自主管理，应该成为大学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要建立世界一流大学必须克服的体制障碍。可以说，没有学生真正的自主管理，就没有学生自由的思想，没有自由的思想，学生的精神从哪里来？大学生精神虚脱也就不足为怪。晏阳初先生实践的“学生自主”，就是他一贯坚持的建立中国特色的公民教育，用公民教育来攻“私”，改掉几千年传统文化所浸染的“臣民”的奴性。当代的公民教育，不但要改“奴性”，更要改30年来市场经济所异化的“市民”的“私性”，使中国社会从臣民到市民再到公民的转变。大学生的自主管理实践和公民教育能使大学生学会如何化解矛盾与冲突，学会彼此尊重，求同寻异。大学生素质的提高有助于在社会形成信任、合作、妥协、参与、互助的社会氛围，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生的自主管理是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