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育目的存在之问题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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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学作为培养人才的主要阵地，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基地，是民族国家的文化、精神的象征。当今，大学教育以就业为指挥棒，功利性和工具性逐渐取代其价值性和理想性追求。大学教育应以学生的兴趣为起点，以对学问的渴欲为最高目标，平衡通识教育和专才教育的关系，加强文化教育，为社会培养“不惑、不忧、不惧”的“整全的人”。

［关键词］大学教育目的;整全的人;通识教育;专业化

当今世界，由教育所支撑的科学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核心。众所周知，美国崛起并称霸于世界得益于二战后的“人才战争”以及随后的“人才引进战略”，美国这种不问种族、不分国籍的“唯才是用”的人才计划，成功地吸引了全世界最多的顶尖人才。英国BBC援引OECD报告甚至声称，全世界62%的“顶尖科学家”都居住在美国［1］。由此可见，唯有人才才是国家真正强大的必须，唯有教育才是国家发展与民族兴盛之关键。美国教育家科尔在其著作《大学的功用》中指出，大学是知识产业，是一个社会的核心，是实现国家目标的重要工具［2］。大学作为培养人才的主要阵地，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基地，是文化、精神的堡垒。那么，何种大学教育能够顺应时代变迁培养出优秀人才?我们的大学应该秉持怎样的教育目的，这是值得我们深思和探究的重要问题。大学教育目的，从广义上讲，是指在一定地区、一定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下，社会对大学教育的要求，是教育工作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也是确定教育内容和评价教育效果的根据。从狭义上讲，是指大学基于自己的性质和宗旨所设定的目的，体现了该大学的精神和特点，具有独特性和差异性。狭义的大学教育目的，是大学教育实践中追求的目标，故而被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教育目的。目前，我国大学教育似乎正在走向“歧途”，现实中的大学教育目的与《大学》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朱熹的“格物穷理”，梁启超的“学做人”，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收”相去甚远;与英国纽曼的“大学是一切知识和科学、事实和原理、探索和发现、实验和思索的高级保护力量”［3］，与德国洪堡的“大学是进行科学探索和学生个性与道德修养的地方”［4］，与怀特海的“大学的任务在于把一个孩子的知识转变为一个成人的力量”［5］，相去甚远。大学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不妨从以下三方面一观。

一、“教育为考试，学习为就业”

林语堂先生几十年前就发现教育制度存在的问题，他在《论学问与知趣》一文中指出，现行的教育制度，其目标、方法、制度，可以一言以蔽之:“教育为考试，考试为升学。”［6］107时至今日，我们不幸地看到，“以考试为中心，以就业为指挥棒”的大学教育制度不仅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愈演愈烈，使得教育目标始终与启发心智、培养人才之旨趣相去甚远。“心爱，学问及人生———这是教育的正当行业……学就是喜爱。学生应该对这喜爱某种学问之发现，发出狂喜。”［6］107但是，现在的教育往往扼杀学生求知的欲望和自觉性，使学习变得枯燥，变得功利，变得被动，毫无乐趣而言。美国教育学家杜威犀利地指出:现代教育，如农夫养鸭到市去卖。强喂粟，粟愈多，称愈重而愈好赚钱。丘吉尔说过，教育最重要的事是对知识的渴欲。教育非始于大学，也不应该终于大学。“学问为求知，求知在养趣”［6］107，教育的目的应在培育运用头脑的能力，和以学为乐、为趣的境界。大学教育应该帮助学生养出“自我的生活”“自我的感觉”“叫人对于任何所行所作的事，养出可以终身行之的一种‘风度’”［6］108。显而易见，好的教育应该将激发学生对学问的兴趣及求知欲设为最高目标，一切教育手段以此为出发点和终点。然而，可悲的是，目前的大学教育是急功近利的，无论教师还是学生在以追求经济利益为一切目标的驱使下，将知识的传授和学习过程视为机械化生产，老师是熟练的技术工，将知识打包送上生产线，经过一模一样的流程，最终制造出几乎一模一样的产品———学生。在整个过程中，学生是被动的，是无为的，是毫无个性和创造性而言的。更为可怕的是，学生在入大学选择专业时，便是功利性极强的，什么专业薪资待遇高，什么专业社会地位高，什么专业学得轻松，什么专业就业前景好，这些成为高考生报考专业的决定性因素，而完全将个人的喜好、兴趣置之一边。据调查，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因素选择大学专业的不足四成，而有六成学生对所选专业并不了解。“以择业为目的”的选择专业和学习成了大学极为普遍的现象。杜威早就指出这样做的弊端:“预先设定一个将来的职业教育，损害现在发展的可能性。”我们当前的大学教育不仅不能使学生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得到延伸扩散，反而使其缩小和变窄。“学问起于好尚，而终于惊奇”［6］108，让兴趣和心爱成为大学教育的起点，才是大学教育应该变革的第一步。

二、“课堂有教育，学校无教育”

当前大学教育存在的另一大问题是“课堂有教育，学校无教育”。在大学中，学生一心为自己将来的出路做打算，因此，教师教的是知识和技能，学生也只学知识和技能，师生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日见生疏。师与道，显然地划开，成为有师而无道。换言之，是只剩了教育方法，而没有教育精神［7］287。于是便出现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课堂上是师生，课下便成了陌生人的冷漠、尴尬的师生关系;出现了大学教师的“言传”多于“身教”，且言传也仅限于一些专业知识的传授，并不涉及对于人生更为重要的人格、德性、理想等的教育和中国思想精髓的传播与普及的现象。此等教育将教育的目标缩至一个狭小的阈限，使教育偏离了其最基本最重要的目的，完全受制于这些死板的、生硬的、不合理的课本和大纲。首先，大学教育之可贵者在于“大学环境内部实际生活之陶冶，而课业之研修与讲堂之传习为之次。”［7］194因此，大学教育者应该是一个“通才”，除专业知识技能外，还应在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方面有所涉猎，更重要的是，始终保持学习和探究的热情。“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教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培植出博学敦行的学者。”［8］其次，教师应在课堂教学上下功夫，应力求闳通，使学生拥有自由思考的空间和条件，使学生的思维犹如雏鹰翱翔，犹如池鱼游弋，自在而无拘束。不仅思维可以如此，沟通亦然。就目前大学课堂现状来看，学生充当着聆听者，课中罕有主动与教师、同学的沟通交流，或辩驳观点。学生们课上保持缄默的原因，一则并未主动思考，故无观点可言;二则不敢、不愿直抒己见，唯恐遭人取笑，成为话柄;三则，缺失思维的批判性，人云亦云，对问题没有独特深刻见解。这样一来，不仅会直接影响到他们接受知识的效果，更会磨灭了他们表达意愿和思维创新的能力，成为一个知识的“容器”，而非知识的使用者和创造者。教师应积极鼓励学生在课堂上敢于、乐于大胆表达，提出观点，哪怕是幼稚的，是不切实际的，甚至是错误的，我们应为学生创造这种不受限、无障碍沟通的氛围。最后，学生在大学期间所遇到的困扰绝不仅限于知识方面的，在对人生开始思考的年龄，大学生更多的关注人际关系、自我坐标的确立以及择业、交友等方面，他们的茫然和困惑体现在实际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大学教育目的如若仅局限于专业知识的传授远远不能满足学生作为一个人的成长的需要。有效的教育应放眼于学生之全面成长，思想之成熟，见识之广博，心智之健全，人格之陶冶，个性之自由，使学生开拓情趣，畅悦胸襟，只有这样，学生未来的生活才不会漫无目的，学业才不会偏狭机械，不会丧失群居之德和生活之乐。大学教育要实现如上教育目的最重要的要素是教授人才的充实，教育贵在“行不言之教”，为师者，需“能学究天人，通天人之际，守先待后，把此道来永远传递给后代人”［7］283。为师者，旨在教人如何好好地做一人。只须朴实地，以身作则。梁启超先生在《为学与做人》一文中也指出，进学校“为的是学做人”，为的是做一个“不惑、不忧、不惧”的人［9］。他建议我们教育者首先就应以这三件事教育自己。教师注重自身的修养心性，德性塑造，用自我的言行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用自己的人格魅力教化学生，这才是“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同时，教师还应以自身的经验和学识高瞻远瞩地为学生的未来发展提供有针对性的指导和帮助。如果想从根本上改变大学里“课堂有教育，学校无教育”令人忧虑的现状，让大学教育丰富立体鲜活起来，首先就需要我们的教师从以上三个方面入手，做一个“完整的人”，进而才能从各个方面给学生以引领和指导，为学生指出迷途，问发心灵，训练思想，导向趣味丰富、人生价值充盈的通衢大道。

三、学术专门化，大学无“文化”

大学教育存在的第三大问题是:学术专门化，大学无“文化”。目前，专业教育日益占据大学教育中的主导地位，大学中出现了过度专业化或职业化的倾向，人文科学受到冷落，导致大学生素质的缺憾和人文精神的滑坡。中国作为文明古国，有着璀璨而傲人的丰富文化遗产，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传承和发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然而，我们遗憾地看到现在的年轻人离我们的文明日趋疏离，大学的人文气息正被所谓的“专业化”所掩埋、所吞噬，宝贵的文化遗产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长此以往，大学这样一个民族文化的摇篮和土壤，将成为无本之木，失去其基本的传播文化的作用，变成生产文凭的加工厂。大学生中没有读过孔子的天人哲学、老庄的经典著作、魏晋的高远玄学、盛唐的豪迈诗文、苏轼的豪放婉约清旷兼具的词集或禅宗的妙悟学说……的人居多数，这不得不令人担忧。如此缺乏中国基础文化、基本常识和生活经验的学生有朝一日将居于各行各业的重要岗位，未来实不堪想象。学生的无知，不是学生的失败，是教育的失败，是高等教育一再强调“专业化”的流弊。这其实就是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平衡问题。在中国率先提出“通识教育”的清华大学梅贻琦老校长提出，“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已，亦所以自通于人也，信如此论，则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10］4中国现代大学的推展者蔡元培先生说:“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日本大学基准协会指出:一般教育不是专业教育的基础阶段，而是本身具有完整性的教育。如果没有充分宽广的视野，则可能使专业的深入发展误入歧途或陷入无用、无意义的境地。一般教育有助于社会上具有各种专业分工的人相互间的沟通理解，并使每个专业的人不至于除了本专业知识，对其他基本社会知识一无所知而陷入生活困境［10］202。专业化教育旨在培养学生将来从事某种职业所需的能力，使学生走向不同的行业和生活，而通识教育意在继承公共的精神遗产，使人成为有文化，见多识广的“整全的人”，“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人和公民”［11］。在社会对专业训练需求强劲的今天，更需要通识教育提供一种协调、平衡的力量。故而，我们的大学教育应务必提倡“通学”，把陶冶做人作为其主要目标，把锻炼体魄，陶冶意志，培养情操，开启智慧作为首要任务，知识技能的传授次之［7］230。除了对学生进行文化常识的普及和教育外，我们还应该根据中国的文化特性进行情智教育。在中国，“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中国教育着意生活本身，生活的本身全在情志方面”［12］31。中国人“无论哪一项生活都不喜欢准居于知识”，遇到问题，“总以个人经验、意见、心思、手腕为对付”［12］29。也正因为此，中国人从来不写进课本的人情礼仪、处世之道、民俗约定、判断能力、感悟能力等等，在学生的生活中往往更为重要，这决定了学生是否能够自如地在社会中生存和与人相处，也决定了他们的幸福指数。作为教师，我们应更多关注学生的情感需要，及时发现学生的困惑，以自身的经历和经验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和看待面临的矛盾和苦恼。同时，我们还应清楚地看到现代大学生在道德礼仪、社会责任感等方面存在的缺失甚至是错误的作为，给予他们正确的反复教育引导。要对学生做好情知两方面的教育，就要求我们教师首先要遵循中国的道德准则，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广博的人，一个有趣的人，一个会生活的人。

四、结论

“一国的大学教育，乃是一个国家文教大业之所寄……是一个国家的立国精神之中心集散点。”［7］199钱穆先生说中国的学问有三大传统:第一，“人统”，“学者所以学做人也”。一切学问，主要用意在学如何做人，如何做一个有理想有价值的人。第二，“事统”，以事业为其学问系统之中心，即“学以致用”。第三，“学统”，以学问本身为系统，“为学问而学问”［13］。这何尝不是我们大学教育之目的所在呢!德国哲人耶士培在《大学理念》一书中强调:大学之使命只在忠诚于真理之探索，大学教育之目的在于模铸整全的人。耶士培主张在教学与研究之外，大学更应措意于创造性之文化强调［14］。英吉尔大学将大学第一年定为“基础年”，旨在探讨西欧文明之背景、遗产、成就及其问题;美国的博雅教育、通识教育;香港大学由书院提供通识教育等等，这些策略都是可借鉴和学习的。“凡属变，定是主动的，定是在其内部自身的。”［7］204大学教育要从根本上改变现状，必先从内部开始，从教育目的的设定出发，让文化多一些，功利少一些;让未来多一些，现实少一些;让理想与兴趣多一些，薪资和社会地位少一些，让学生明白人的最高需求和满足最终来自于人的精神而绝不是物质。“教育应该教我们顶天立地，我行吾素，宁做装痴作聋的奇士，勿做糊涂严肃的蠢材。”［6］108大学教育应成为完善生命的土壤、空气和水分，而不是化肥和催熟剂。我们的大学应该始终遵循“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真理，兼容并蓄，博大丰富，成为优秀民族文化传承发扬的沃土，为国家培育一代又一代思想独立、博学敦行、情志高尚的“完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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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侯乐旻 单位：太原学院教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