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海行动对国产主旋律电影创作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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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战狼2》为代表的一批主旋律电影成为近年来中国电影票房赢家，这些影片呈现出与传统主旋律影片不同的新面貌。《红海行动》既有鲜明的传统主旋律片特色，又溢出了原有的范式，本文从题材挖掘、主题表达、人物塑造方面进行研究，旨在解读该片在主旋律影片创作上的新探索。

关键词：剧作分析题材主流价值观类型人物电影聚焦

一、真实事件的再书写

主旋律电影作为中国电影特有概念，题材主要集中在“弘扬民族精神的、体现时代精神的现实题材”及“表现党和军队光荣业绩的革命历史题材”两方面。随着30多年的发展，主旋律电影在界定、主题、题材、拍摄等方面不断演变，现已发生巨大变化。2015年由沙特阿拉伯牵头的阿盟联军开始对也门胡塞武装展开轰炸，当时约有590名中国公民滞留在也门境内，需要紧急撤离躲避战火。中国海军军舰获权直接靠泊也门港口，用军舰运送中国公民到吉布提搭乘民航班机回国。这是中国第一次动用军舰直接撤侨，展示了中国的大国形象。《红海行动》将中国紧急撤侨设置为整个故事的戏剧性前提，创作上并没有延续主旋律影片的常规方式—直接呈现，而是虚构了一个位于阿拉伯半岛正处于政变中的伊维亚共和国，在此基础上以真实的蛟龙突击队为原型演绎了拯救人质的传奇故事。《红海行动》的故事起始于伊维亚共和国发生军事政变，扎卡极端组织多次发动恐怖袭击，中央军委命令海军军舰撤离该地中国侨民，正是这个问题推动了故事向前发展直到最后的结局。撤侨作为戏剧性前提在影片前20分钟就被完全建置起来，并且以直线方向的运动直至结尾。叛军设计绑架、恐怖组织寻找黄饼机密、蛟龙突击队孤军深入成为故事的戏剧性情境，进一步复杂化撤侨的环境和状况，助推影片往前发展直到捣毁恐怖组织老巢救回被绑的中国人质。同时，创作者将中国军舰及军舰代表的国家设置为影片的“帮助”角色，军舰一直与蛟龙突击队保持联系给予支援，最后沙尘暴里蛟龙突击队和恐怖分子坦克大战，恐怖分子即将开炮而队长杨锐尚未装上炮弹眼看要被击中时，海军无人机及时赶到给予敌方坦克致命一击，让突击队成员死里逃生。“帮助”角色看似戏份不多，却往往出现在戏剧张力最强的时刻，是成败的关键性因素，极易获得观众认同并引发情感共鸣。沙漠突围这一段剧情观众本已处于高度紧张的精神状态，期待影片中人物能够采取行动，此时国家力量化身“帮助”角色对突击110队进行救场，其所获得的期望反应较之平时更为强烈。这既让观众不执拗于考量故事与原型的真实性，又能极大解放创作者的“手脚”，赋予创作者更为自由的创作空间，增强了影片的故事性。

二、主流价值观表达的新与变

《红海行动》依然延续了传统主旋律电影的主流价值观：爱国主义与集体主义。如同克拉考尔所说，电影比其他艺术更能反映一个民族的精神。①该片作为新时期主旋律电影，主动透过影像表达当前意识形态与文化诉求，在主题展现的深度与维度上更加多元化，体现出新形势下价值表达的新与变。该片的主题呈现可分为三个维度：第一层次是营救中国商船船员及被绑人质邓梅；第二层次是拯救伊维亚共和国公民；第三层次是截获黄饼和脏弹制造技术阻止大规模恐怖袭击。借由这三个层次，主题内涵逐步深化、拓展。第一层次着力刻画中国维护本国公民的生命安全，这是人权的最基本部分。影片以中国海军激战索马里海盗开场，小篇幅展现蛟龙突击队成功解救被劫商船并抓获杀死中国船员的海盗。这是以物为载体展现对人和物的双重解救，没有脱离物质层面，与其他同类题材的表现基本一致。而解救邓梅则超脱了物的层面，仅仅是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公民的基本人权而战斗。邓梅何人？影片只简单勾勒了其家庭关系及工作地点，在威廉公司工作，其余成长背景、性格、职业均完全没有介绍。实际上，邓梅只是一个象征，她可以是任何一个在伊维亚共和国的中国公民，她不是一个需要立体、丰满并被观众记住的角色，只是一个功能性角色，引导故事向前推进，她对于蛟龙突击队意味着任务胜利完成，对中国国家形象意味着人性化、人权化的践行。正因为邓梅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公民，方能表达中国不惜一切捍卫每一个公民人权的主题。第二层次突破国别界限，展现无差别对待每一个人，体现对个体生命的尊重。这一层是保护战乱中的伊维亚人民性命，这与第一层主题交织呈现。恐怖分子强迫伊维亚无辜平民充当自杀式汽车炸弹，徐宏在战火中义无反顾冲到汽车里为平民拆解炸弹，这是中国传统价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表现。通讯兵庄羽在两次与叛军、恐怖分子交火后，伊维亚平民死伤惨状更让他对自己产生了质疑。在恐怖分子老巢的激战中，特种兵“石头”和伊维亚小女孩同时中枪，医疗兵陆琛在抵抗恐怖分子进攻时仍然将为小女孩处理伤口列为首位，折射出中国军人对他国生命的珍视。而蛟龙突击队从解救一个中国公民转变为解救人质营里所有人，已经彻底打破了国与国的界限，无论国籍、肤色、种族，个体生命绝无差别，此即思想家王阳明所主张的“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天下之人，皆相视如一家之亲”。②由此，影片的第二层主题在维护人权基础上延续了对中华文明、哲学思想的传承，实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与影像化呈现。同时从结局反观开端，邓梅被绑架、蛟龙突击队被恐怖分子围追、临沂号被恐怖分子炮击皆源于中国对伊维亚总理莫哈迪家人的庇护，加之军舰撤侨，让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当代国际形象得到鲜明呈现。第三层次截获黄饼和脏弹制造技术是对前两个层次的再度升级，是对贫富分化严重、恐怖主义问题等当今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的回应。黄饼一旦落入不法分子手中，出现大规模杀伤性恐怖袭击在所难免，势必会造成全球性灾难。由此可见，《红海行动》在主题表现上已经突破了以往主旋律片弘扬为党和人民的利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藩篱，将中国行动、中国形象放置到国际社会大背景下，以拯救中国公民乃至全世界人民共同利益贯穿始终，反映了新的时代背景下大众新的精神倾向与新的情感需求。加之影片凸显的视觉奇观和类型化叙事，更加明确了市场效益与新时期主流价值观融合的趋势。

三、类型化人物

《红海行动》是以动作和战斗场面为主的战争片，人物塑造较为类型化，过于复杂的人物性格将会把观众的注意力从惊险动作或战争场面上分散开来。该片运用复合主人公，即主人公不是单一的人物而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物共同构成一个庞大的集体。复合主人公需满足两个条件：第一，群体中的所有个体必须志同道合，拥有同一个欲望；第二，在为了满足这一欲望而进行的斗争中，他们必须同甘共苦，同舟共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一个复合主人公内，动机、行为和结果都是共通的。③显然，蛟龙突击队是该片着力塑造的复合主人公，突击队每个成员皆有各自的职业专长、分工、性格及缺点，作为军人中的佼佼者，他们身负同一个使命、拥有同一个欲望—即完成任务。在任务执行过程中突击队成员协同作战，共同对抗伏击、狙击、炮击、轰炸，潜入恐怖组织内部营救人质，相互照应，各司其职行走在生死边缘，作为一个团体共同进退。因此，蛟龙突击队的形象被观众认可，人物塑造就算成功。实际操作中，仍然是依靠每个有缺陷个体来建构突击队整体，单个人物看似有些单薄，整体作为复合主人公则较为丰满。人物在压力之下所做出的选择和他们采取的行动更有利于人物的塑造，压力越大，选择越艰难，人物表现就越深刻。杨锐作为队长在执行任务中领导全队，他是压力的主要承受者，他的选择也决定了事件走向。杨锐属于典型的主旋律片人物谱系，开篇突击队抓捕海盗展示出杨锐的人物特征：忠于国家，不惧危险。狙击手罗星不幸受伤，他隐瞒真实情况独自一人抗住压力，由此贯穿全片。杨锐始终要面对的矛盾确立：既要坚决完成任务与又必须确保人员安全，这个矛盾带给人物选择的深层压力。巴塞姆镇既要救出全部人质又反对用夏楠替换邓梅，夏楠被带走后既要确保邓梅脱身又孤身潜入营救，这些矛盾都连贯一致并且随着战斗态势的恶化而逐渐加码，在杨锐身上体现的是外部与内部压力下的两难选择。除杨锐外，观察员李懂也被设置了一组内心矛盾：怯弱与勇敢。他因一时怯弱导致搭档罗星受伤，一直处于自责的状态，但在抢夺黄饼的生死关头终于战胜内心怯弱成为一个合格的狙击手，影片用较为简略的手段勾勒出了一个年轻战士的成长轨迹，也与外表漫不经心却身怀绝技的顾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女性突击队员佟莉的设置一定程度上能打破突击队以男性为主而过于强硬的印象，其与石头点到为止的感情戏也能够增加情感缓冲地带，让全片在节奏上有了柔软的层面。总体上看，该片正面人物形象放弃了高大全的塑造方式，而是着力塑造一群有弱点的人物，赋予他们一些小动作、小特点，让观众更加认可人物的真实性。《红海行动》是香港导演林超贤与内地影视机构共同打造的一部商业类型主旋律电影，在情节设计、场景设置、视听语言上有较强的港式风格与好莱坞味道，但其故事源泉、人物形象又根植于中国，体现了“中国现实为体，类型为用”的策略。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每个民族都有每个民族的价值观念。“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便是当代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④脱胎于撤侨事件的《战狼》《红海行动》均获得了口碑和票房的双赢，当代中国还蕴藏着更为丰富的题材，文化资源亟待挖掘，等待电影人用国际语言讲述中国故事，凝聚人心，汇聚力量，迈向文化强国。

作者：江虹 单位：重庆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