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主旋律电影发展与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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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9年10月，主旋律电影市场迎来最强国庆档。回首近几年来主旋律电影市场，越来越多具有时代气息的中国特色故事开始走上荧幕，主旋律电影的内涵面临着新一轮解构和建构。国内电影市场的年轻化和观影需求的多样化，驱使电影表现方法和制作手段不断创新，在引发观众强烈共鸣的同时，也实现了自身的发展与突破。

[关键词]主旋律电影；电影内涵；表现手法；发展与突破

不同于前几年国庆档，2019年适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同时上映的三部主旋律献礼电影格外引人关注。据中国票房网数据显示，截至10月7日晚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突破50亿元。其中尤以《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攀登者》的表现最为抢眼，票房分别突破22.17亿元、19.72亿元和8.2亿元。从这些取得良好市场效益的电影所表达的主题不难发现，主旋律电影价值观越来越贴近人们的生活，越来越符合时代价值取向。

主旋律电影：一个被概念“耽误”了的故事宝库

1987年的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主旋律电影”第一次以概念的形式被正式提出。当时对主旋律电影的内容界定为：表现党和军队光辉业绩的革命历史题材和体现时代精神的现实题材。前一类作品规模宏大气势壮阔,属于大投资大制作的“大片”，早期的代表有《开国大典》《开天辟地》；后一类电影大多讲述人物故事，代表作品有《外交风云》《孙中山》。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下，主旋律电影一度扮演着弘扬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角色，加之早期很多主旋律电影过分强调影片的宣教功能，轻视影片的艺术和娱乐属性，常常会陷入一种空洞乏味、苍白无力的叙事误区。当主旋律电影成为教条式政治宣传的代名词，自然很难激发观众的观影热情。观众长期的刻板印象使得取材于真实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主旋律电影的魅力被遮蔽。从故事题材的角度来看，无论是革命历史还是时代英雄，都有值得挖掘、表现的故事点。一度受制于“概念”的主旋律电影，其实是一座丰富的故事宝库，有着取之不尽的红色经典。早期的主旋律电影中，不乏将叙事模式和价值阐释结合得很好的系列佳作。其中《离开雷锋的日子》《外交风云》《生死抉择》分别夺得1996年、1998年、2000年的国产电影票房冠军。上世纪90年代初拍摄的《大决战》堪称史诗级大片，这部由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巨作，几乎重现了对于解放战争的胜利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三大战役”。影片中的许多大场面镜头都是实景拍摄，参与拍摄人员超过10万，动用物资包括TNT炸药160吨、血浆100公斤、空炮弹170多万发、真炮弹1万多发……《大决战》带给观众的震撼来自其对历史真实的反映。无论规模空前的战争场面的描写，还是人物形象的塑造，都忠实于历史事实。《大决战》对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宣扬，并不是口号式的呈现，而是通过镜头让观众在“润物细无声”中去体会。最让观众动容的是其对战争残酷不加任何粉饰的正面呈现，如《辽沈战役》中锦州外围阵地上，一个老炊事员挑着饭菜面对遍地阵亡战士喊“开饭”的情景；《淮海战役》中盖着白布的战士遗体一眼望不到头等场面，让观众真实感悟到在这场决定民族命运的空前的大决战中，这些平凡血肉之躯的伟大。在观影需求愈加多元化和个性化的当代电影市场，越来越有趣的主旋律故事开始登上银幕。小人物成长为拯救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孤胆英雄《战狼》；体现国际视野的《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用江湖世界重新呈现红色经典的《智取威虎山》；以女性化视角展现个体小人物在抗战历史中迷茫与选择的《明月几时有》；讲述新中国成立70年普通人故事的《我和我的祖国》；展现介乎于“平凡与伟大”两者之间的新时代英雄《烈火英雄》《中国机长》……都表现出新时代主旋律电影叙事模式的转变，它不再用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输出宏大的叙事套路，而是开始亲近观众，将一个个能够触动观众心弦、引起观众共鸣和深思的中国故事娓娓道来。

从形式到内在的商业化进程

主旋律电影自诞生伊始，走的就是一条非市场化道路。上世纪80年代，在高度强调凸显政治意识的电影市场，主旋律电影扮演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和导向作用，其投资制作和发行宣传由国家严格把控。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主旋律电影的艺术价值让位于宣传教化作用。上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对电影市场的发展带来巨大冲击，加之好莱坞商业电影的引进，中国电影市场产业化成为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面对电影产业的结构性改革，生产空间急剧萎缩的主旋律电影也开启了市场化的变革进程。一方面，电影产业化政策推动了主旋律电影在制作和发行上的结构性创新，具体表现为国有和民营企业同台竞技的制作格局形成和泛娱乐市场战略的打造，如起用全明星阵容的《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另一方面，跨文化、跨区域与跨国别的电影生产交流，尤其是香港导演“北上”，为主旋律电影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如《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等。起用具有票房号召力的偶像明星参演，是主旋律电影“商业化”的一种操作手法。一方面，粉丝经济时代一些观众可能对主旋律题材不感兴趣，但有可能基于对某位明星的关注而为电影买单；另一方面，对于明星而言，出演主旋律电影对于其自身形象价值的提升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主旋律电影所蕴含的精神内核会放大人物角色的人格魅力，让观众在情感上对其产生强烈的认同感，这种情感伴随着影片的结束，会由人物角色过渡到人物本身，并具有很强的持续性。除了演员阵容方面的明星化策略，主旋律电影在商业化道路上的另一项探索是视听方面的奇观。对于观众而言，电影制造的视觉奇观不仅有着直接的视觉冲击力，还是观众理解电影符号内涵的重要载体。改编自2015年“也门撤侨”事件的《红海行动》，是一部不折不扣的主旋律爆款之作，它的“爆”不仅体现在电影票房和口碑上，也体现在堪比“R级”尺度的画面上。延续《湄公河行动》的“真实”，导演林超贤在《红海行动》中将他“暴力美学”的镜头叙事风格发挥到了极致。爆破、枪战、追击，山崩地裂、浓烟滚滚、尘土飞扬的战场，护卫舰、潜艇、直升机、坦克、火箭弹、防空导弹、步枪……这些最先进的硬核武器真实上阵，震撼着观众的视听神经。《红海行动》将战争的创口不加任何掩饰地搬上大银幕，让观众真实地感受战争的残酷，感知和平生活来之不易，感知为保卫祖国和人民的军人的伟大。

消失的主旋律标签

无论是主旋律电影的商业化，还是商业电影的主旋律化，在某种程度上都暗示着主旋律电影和商业电影之间的界限并不像从前那样泾渭分明。目前电影市场上对于主旋律电影的内涵界定主要有以下几种。1.核心理念传播：涉及领导人等重大题材，或由省部级政府机构（或类似级别官方机构）参与，或具有较强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特征，着重于国家战略或形象宣传。如《十八洞村》和《建党伟业》等。2.一般性主旋律：带有较强的核心价值观宣传色彩和军旅、公安等色彩（商业悬疑片除外）。如《战狼》系列。3.共同价值传播：并不特别突出强调主流意识形态和宣传色彩，但宣扬正向价值观，如真善美等；提倡不同文化背景所共同认可的人类美德，如乐观、奋斗、友爱、亲情等。如《我不是药神》。虽然这种划分标准在针对具体的影片时，可能会表现出一定的模糊性，但恰巧也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新时代主旋律电影概念化的消解，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新时代观影需求的多元化。和传统观众相比，互联网时代的电影观众所接触到的电影题材和媒介传播技术更加成熟，他们的审美需求更加复杂多变。尽管如此，主旋律电影所蕴含的“国家民族”意识对于观影个体的感召力是其他电影很难取代的，这一优势的实现有赖于意识形态、艺术手法和商业技巧的结合。从2019年的最强国庆档，到兼具良好口碑和票房效应的《流浪地球》《战狼》《红海行动》等，这些新主旋律大片在传承家国民族情怀的同时，也对故事主题和电影艺术表现手法进行了创新，最终取得了良好的市场效益。时代在发展、市场在变化，但讲好中国故事的主旋律电影永远不会缺少观众。

参考文献

[1]秦琼.主旋律电影的变与不变——近十年来的主旋律电影叙事研究[J].长江文艺评论,2019(01).

[2]马潇.主旋律电影的“今世前生”——简论改革开放以来主旋律电影的流变[J].当代文坛,2011(01).

[3]刘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影制片公司发展经验与启示[J].当代电影,2018(06).

[4]王卓.浅议主旋律电影的创新与突破——以电影《建国大业》和《风声》为例[J].小说评论,2009(S2).

[5]路春艳,王占利.主旋律电影的商业化与商业电影的主旋律化[J].当代电影,2013(08).

作者：李倩 单位：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