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律精神对道德教育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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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律精神主要是指他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信仰基础上的，用共产主义崇高的道德理想来指导和规范自己思想和行为的精神活动。的自律精神体现在其工作和生活的点滴中，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他始终能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规范和约束自身的行为，从而让我们能真实地感受到他严谨自律的精神风范和人格力量。生活中的在衣、食、住、行等细节上，处处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的要求自己、公私分明，从不借手中的权利为自己谋取私利；在工作中他更是毫无私心杂念，为党为人民无私奉献了自己的一生。他不仅严格地要求自己，还严格地要求自己的亲属以及身边的工作人员，率先垂范、以身作则。“为党为人民，任劳任怨，勤勤恳恳，无私奉献”，是和邓小平对的准确评价。大体而言，的自律精神有以下特点：从表现形态上来看，的自律精神是一以贯之的，即他能够时时自律，事事自律，一生如此。由于出生于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受过资产阶级的教育，又由于自身工作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他深刻地认识到加强自身自律的重要性。正如建国初期他所说的那样：“就我个人来说，参加以来，已经有三十多年了，也是不断地进步不断地改造。也许有的同志会说：你现在担任了政府的领导，还要学习和改造吗？是的，我要学习和改造，因为我不知道的事情还很多，没有明白的道理也很多，所以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认识，这样才能够进步。”［2］他也曾说：“我今年65岁了，是不是已经修养很好不必要改造了？我不敢这样说。”［3］有一句名言：“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这都很好地说明了他强调自律的一贯性。从形成过程来看，严于解剖自己，坚持自我批评、自我设关是其自律精神得以形成的另一个重要的特点。早在40年代初期，他在《我的修养要则》中就规定：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的坚决斗争。而且他的这种严格自律往往更强调无情地解剖自己。每次讲到思想改造问题时，同志总会现身说法，从剖析自己的思想启迪他人。他的这种自律精神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无情地解剖自己。”在道德自律的过程中，不但严于解剖自己，而且还坚持严肃、认真的自我批评，并努力通过自我批评来更正自己的错误，弥补自己的不足。然而，社会生活是不断变化的，人的道德自律要不断地面临新环境的考验。还认为，人的自律要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地进行调整，并尽可能在新的环境下向自己提出新的挑战，即进行自我设关，只有这样，人的自律精神才能得以很好地保持。从其产生的影响来看，的自律精神堪称是中国共产党人严于律己的模范。同志一生严于自律，他一向勇于自我改造、自我批评、自我约束、自我调控，在党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李先念同志所说：“同志是一个严于律己的人，他对别人要求比较宽，对自己要求则比较严，一言一行都考虑到对党的影响，对国家的影响，力求不使党和国家受到丝毫的损害和玷污。他严于律己，特别是表现在对错误的态度上。大一点的错误，他真心诚意，再三再四地检讨，一遇到机会就作检讨。对小的错误，他也认真地检查。”“他的这种时时刻刻注意自我批评的好作风，在我们党内是很知名的，受到许多同志的称赞，认为是值得学习的榜样。”［4］由此可见，的自律精神是一以贯之的，是严谨的，更是极具感召力的。正是在这样的自律精神的作用之下，的伟大道德人格才能够得以形成。

自律精神形成的原因分析

在古希腊语中自律是自己和规则两个词的结合，意思是自己为自己制定规则。但这些规则或行为准则不是从外部移植而来的，而是自我遵从心灵的内在选择，是个体自我的内在关怀，即苏格拉底所谓的“对心灵的关怀”。因此，自律是以个体的内在价值选择为前提条件的。自幼便立下报国之志，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直到生命垂危之际仍在吟唱“英特纳雄奈尔就一定要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是他一生自律得以实现的内在精神动力，这也是自律精神得以形成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成为“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在日本留学期间。十月革命后，他努力探索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并尽可能查询有关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报道与资料，认真研究这一震撼世界的事件，并探究其理论基础。“五四”期间，积极参加并领导天津的学生运动，从他在被捕期间所写的《检厅日录》中可以发现关于这一方面的详细资料，它多处记载有关全面、系统宣传讲解马克思学说的情况。从这时起，的信仰已经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然而，其信仰彻底地皈依马克思主义则是在欧洲留学期间完成的。1920年，到法国后，钻研、比较了各种学说，并对法、德、英等国做了实地考察。旅欧期间，除了学习和从事革命活动外，还积极地关注世界大事，并就此为当时的国际国内报刊撰写了一系列反映国际时事的通讯，内容涉及一战以后欧洲各主要国家面临的社会经济问题及政治动向。这也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开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与运用提高了他洞察事务、研究分析问题的能力，并在此基础上更加坚定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从其给国内亲友的信中可以清楚地了解这一点。他在1922年3月给谌小岑和李毅夫妇的信中写道：“总之，主义问题，我们差不多已归一致。现在再郑重声明一句，便是‘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5］46在致李锡锦、郑季清的信中，写道：“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快地要为它宣传奔走。”［5］4142他在1923年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信中说：“我们已经立于共产主义的统一旗帜之下，我们是何其荣幸！”［5］52由此可见，留法之初就已由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总之，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是在大量的实践经验基础上的一种理性选择。正是在这样的坚定信念的支撑之下，一生严谨自律，总是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态度来为同志们、战友们分忧解难。尤其是在十年中，在面对“”，面对某些同志、战友的不解疑惑，他始终严于律己，忍辱负重，无怨无悔，在危难中独撑危局，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党。他所展现出来的精神品格正如同志赞扬的那样“心底无私天地宽”。作为特殊时代的产物，的自律精神不可避免的要打上时代的烙印，也形成了自己所独有的特征，但就道德品格的养成而言，它又有体现了道德养成的一些共性特征。首先，道德自律是以道德主体对道德规则的接纳为前提条件的。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的自律精神是根源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而这种坚定信仰是经过理性思考后而做出的自觉自愿的行为选择。正是在这样的坚定信念的支撑之下，从内心深处接受和认可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而应该具有的道德标准，从而在工作和生活中加以坚定地贯彻和落实，进而成就其高尚的道德人格。这体现了道德教育的内在规律即道德自律的发生是以道德主体对道德规则的接纳为前提条件的。其次，道德自律的发生离不开人的理性的参与。理性是人类认知世界的重要工具，它是人基于对事实的清楚认识，而对事实的关联和相对意义作出较为正确估价的思维方式，因此它强调尽可能地摆脱个人情感、偏好和利益等个人心智的纠缠而偏向于对原则和共有价值的坚持。关于理性在人的道德品格形成中的作用，一直以来就受到极大的推崇。苏格拉底强调“知识就是美德”。罗尔斯说，“自律的行为是根据我们作为自由平等的理性存在物将会同意的，我们现在应当这样去理解的原则而做出的行为。”［6］也就是说，真正意义上的道德自律总是个体出于明确的理性意识而自觉自愿选择的行为。理性在道德自律中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它可以对固有道德原则进行批判和反思，从而形成和坚守自己的道德准则。正如斯坦利•本在他的《自律的条件》一文中所认为的，道德自律的发生必定是与评价和批判相联系的。通常人把规则当成是可以改变的惯例，这种惯例建构了他的社会生活。个体根据原则对它们进行反思和批判，并逐渐形成了他自己的行为准则。又正如康德所言，自律是个体的主观准则必须经受根据公正不偏、尊重他人的原则做出的批判性检验。从自律精神的养成来看，理性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青年刻苦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并积极地投身社会实践，在实践中慢慢养成了分析和处理问题的理性思维能力。早在学生时代他就学会用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来分析和处理各种复杂的现实社会问题并积极地在各类报刊上发表文章以阐明自己的观点，这就是他理性能力得以良好发展的证明。正是在这种强大的理性能力的支撑之下，在革命生涯中，能始终不被盲目和冲动所左右，面对各种复杂的形势，他始终都能坚定自己的信念，并坚守自己的信仰，充分展现了其良好的道德自律精神。

最后，道德自律的实现更离不开意志力的培养。自律对于个人而言，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个体可以制定自己的行为准则，而且面临相反的倾向时也能坚持自己的准则。自律的实现更离不开诸如勇敢、正直和坚定那样的执行性美德。对于个体而言，这不仅表现为拒绝采纳间接的信条或规则，而且体现为坚持反对相反的倾向，而这种相反的倾向常常使个体不能自主地坚持自己的观点。因此，自律与意志力之间有一种紧密的联系。罗伊斯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意志力通常是指我们全部的精神生活，而正是这种精神生活在引导着我们行为的方方面面。”［7］从身上，我们可以充分地看到，坚强的意志力对高尚道德人格养成而言的重要作用。这不仅表现为他在革命战争年代中能经受残酷战争的考验而始终屹立不倒，也表现在中经受政治风暴的冲击而力挽狂澜，无怨无悔。正是这无比坚强的意志力成就了他伟大的道德人格。

自律精神对当下道德教育的启示

的自律精神对于当下道德教育的启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道德自律的发生是以道德主体对道德规则的接纳为前提条件的，而人对道德规则的接纳则是以其人生观和价值观作为基础的。人的良好的道德自律精神的形成离不开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作为指导。同志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他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作为一位有坚定信仰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在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指导之下，来认知和理解这个世界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强调世界的物质性，更强调物质世界的联系、运动、变化和发展。由于万物都是变动不拘的，因此，时代也总是在不断地变化和发展。这对于生活在不断变化着的环境中的人而言，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由于环境的不断变化，而人的认知是有局限性的，故人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所以，始终认为人无完人。早在青年时代，他在《诚论动物论》中就提到过这样的观点即那些被称之为圣人的人，也不是完善无缺的，更何况是普通人呢？后来在建国前夕为青年人所作的《学习》的演说中也提到：“我们看到在旧社会中有这样的人，乃至在人民统治的社会里也有这样的人，一旦自己进步了就觉得自己过去什么都了不起，是‘天生的圣人’，把自己说的简直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什么缺点都没有。人家这样说，他也喜欢听。那就危险之至。”［8］正是因为对人自身局限性和缺点有了更清醒而准确的认识，所以，积极地强调人的自律。因此，道德自律的形成离不开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指导，也只有在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指导之下，道德自律的自觉性才能得以真正地体现。这对于我们今天的道德教育而言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第二，良好的道德品格的养成是离不开其得以产生的社会土壤条件的，优良的道德自律品格的养成更需要良好社会环境。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的价值观念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道德规则都是社会存在的产物，即它们都是由现有社会的物质基础所决定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志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9］也就是说，人们的道德观念、道德状况和道德的发展空间是由他们存在于其中的社会历史条件尤其是社会物质生产方式所决定的。的伟大道德品格是中华民族在民主革命时代的杰出代表，它集中体现了中国社会特殊时代的精神追求，有强烈的时代印记。作为特殊时代的产物，的自律精神有着明显的时代特征，但作为一名重要的共产党人，的自律精神又彰显了这一政党自身所独有的崇高精神，如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红岩精神，等等。从本质上来讲，正是共产党人所具有的崇高精神品格铸就了卓越的自律精神。由此可见，良好的自律精神的形成是离不开优良的土壤环境的。当前的中国社会处于市场经济关系的形成过程中，人们的道德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个体意识、独立意识、法制意识正在增强，民主、自由、平等的观念已有不同程度的加深，道德主体的平等地位和自由权利正在逐步得以确立。因此，自由、平等、民主既是我们时代的价值选择，也是我们时代主流道德规则的题中应有之意。

作者：顾建红 单位：淮阴师范学院 政治与公共管理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