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史背景下的地域文化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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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长篇小说《驴长老》描绘了从清末民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将近半个世纪动荡历史中怀川故地的政治风云、社会风貌和人际悲欢，小说具有厚重的历史感，也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文章从三个方面对小说中的地域文化书写进行了详细梳理，进而肯定了其在丰富河南地域文化书写与弘扬中原文化精神上的重要意义。与此同时，也较为中肯地指出了《驴长老》在地域文化书写中的局限性，并由此出发对地域文化书写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河南文学；地域文化；驴长老

樵声的长篇小说《驴长老》［1］以中原名刹月山寺的兴衰为叙事主线，描绘了从清末民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将近半个世纪怀川平原的政治风云、社会风貌和人际悲欢。小说遵循着严谨的现实主义写作传统，具有厚重的历史感，与此同时，这部小说更带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反映出作者自觉的本土意识。对河南本土文化的书写可以说是新时期以来文学豫军的重要创作主题之一，本文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对《驴长老》进行解读，并对地域文化书写中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小说《驴长老》所聚焦的怀川平原，北依太行，南临黄河，这里山清水秀，物产丰富，作者对其地域文化的书写，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一、地域历史的钩沉与演绎

焦作煤炭资源发达，近代以来，其经济文化的发展与煤炭开采业的兴起紧密相关，其历史的演进也与“煤”紧紧联系在一起。在小说《驴长老》中，作者也正是从“煤”出发，为我们揭开了焦作近代史的一角。作者从怀川当地流传甚广的一个关于神鏊的故事入手，展现了清末跨国集团公司福公司对焦作煤矿的掠夺性开采。“英商福公司成立于19世纪末叶，在中国活动终结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是一个重点对焦作煤矿投资、在英国伦敦注册的股份有限公司。”［2］为了打开煤炭的外销通道，福公司还专门修建了横贯豫北东西的道清铁路，将焦作优质煤炭源源不断地输入大洋彼岸。在这段历史书写中，作者一方面试图通过细节描写为我们还原历史场景，例如他对于马市街日常生活的描写，就勾勒了一个中西混合的“国际化”产业区和生活区的独特景象。马市街是英商福公司所在地，由于不少英国人生活在这里，造成了它商业的繁荣，“街中段的路两旁，商铺一家挨着一家”，“有一半的建筑风格已经欧化，高耸着或尖或圆的顶子”，熙攘的街道上处处可见大鼻子、蓝眼睛、戴着矿工帽的外国人，“还有为英人服务的非洲黑人和印度灰人”。在这其中，作者着力描写了福公司门前的一场升旗仪式，侵略者在中国的土地上野蛮地炫耀着他们对自己国家的忠诚，这无疑成为近代中国人无法洗刷的耻辱印记。另一方面，作者又非常准确地抓住了围绕煤矿开采所产生的殖民资本、民族资本和逐步壮大的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并将其作为小说叙事的主要矛盾加以展开。例如小说一开始就将身为怀庆同知的章九酬置于福公司与地方煤业不断激化的矛盾之中，福公司不断扩大开采领域，再加上技术先进，产量高，使得地方煤业举步维艰。地方群众积蓄已久的爱国热情，工人对待遇的不满，最终合力酿化成“抗夷保域”的狂潮。清廷为安抚民心，斥责地方政府御夷不力，章九酬身处夹缝之中，只有小心斡旋，巧妙应对，却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局面，这正是辛亥革命之前的中国处于内忧外患、危机重重的真实写照。在对地域历史的钩沉中，《驴长老》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作者对月山寺历史的聚焦。月山寺位于河南焦作博爱县境内，是历史上著名的佛教圣地，与少林寺、白马寺、大相国寺并称为“中原四大名刹”。月山寺的鼎盛时期是明、清两代，当时寺院规模宏大，经书收藏甚丰。在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动荡中，月山寺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使得社会动荡频频，原本清幽雅致的月山寺屡遭强抢，日渐萧条。国共合作期间，为除旧布新，国民革命军下令改寺建园并由政府接管。但由于疏于管理，寺庙进一步遭到破坏，最后干脆被废弃，愈发荒凉萧索。日军侵占焦作期间，月山寺一度成为灾民的暂时避难之所，后又遭到日军的轰炸，在枪炮声中被夷为平地。作为小说中一个独特的文化空间，月山寺无疑带有强烈的象征色彩，它钟灵毓秀，人文荟萃，是怀川大地自然与人文的完美结合。在小说中追踪、梳理月山寺的历史，无疑是作者从本土出发、对近现代民族苦难史的真实呈现，更为战争中人类历史文明的蒙难发出了强烈的控诉。在以上两例之外，1943年河南的旱蝗之灾造成的、1925年焦作大罢工、道清游击队等历史事件都在小说中得到部分反映。作为一部有意述史的小说，作者在宏大的历史框架内对地域历史的钩沉，用更多的史实和细节丰富着我们对历史的想象，召唤着我们对怀川大地多舛命运的思考，折射出近代中国历史的波澜壮阔。

二、自然风物与风俗民情的渲染

怀川大地北依太行，南临黄河，这里人杰地灵，氤氲着山水的情怀。《驴长老》对地域文化的书写，当然离不开对自然风物与风俗民情的描写。作者并没有荡开笔墨铺排怀川的山水之美，而是将表现的重点放在月山。月山的地理位置重要，它“居怀川正中，背靠太行，俯瞰全川，东临煤业重镇焦作，南傍商贾云集之地清化”，更因中原名刹月山寺的存在显示出其深厚的文化积淀。作者倾其笔力描绘了月山之美：三月的月山万木葱茏，轻柔俏美；五月的月山在峰壑林莽的马唧鸟鸣中抖擞出精气神儿；深秋的月山于万木凋零之际仍显绿意，别有清韵。在四季画卷之外，夜幕下的月山、雨中的月山、雾中的月山，都好似一个神秘而清秀的女子，在作者的笔下显示出她不同的姿态。月山凝聚着怀川自然气韵的华彩，似乎是空灵而纯净的精神家园。而明清两代的怀庆府，更是豫西北地区的经济、文化重心，自然条件优越，物产丰富，伴随着煤矿业的快速兴起，外埠人大量涌入，各路商贾活动频繁，加速了商业的发展。例如当时的清化镇，手工业特别发达，作者借助一首民谣表现其繁荣的景象：“清化街，五里长，曲里拐弯到许良。从百姓，到皇上，吃穿玩用都鲜亮。锦绣衣，黛丝网，金银法郎满头香。文四宝，侯山扇，覃怀清化美名扬。”而七方村则家家养蚕、缫丝、织绸，有“七方丝绸名天下，闺女个个美娇娘”之说。小说还特别描绘了阳春三月的七方村姑娘媳妇忙着串门走院比花型、男人们在广场上支起合绳架“合丝绳”的独特风景。这一幅色彩明亮、带有浓郁生活气息的风俗画描写，将怀川别具一格的地域文化生动呈现出来。在自然风物之外，作者也相当重视歌谣、戏曲等民间声音的传达。尤其是怀庆梆子，作为怀川当地特有的地方剧种，它既有秦腔粗犷蛮野之风又有晋剧嘹亮婉转之韵。作者在小说中多处引用怀梆，既借其呈现民间风物，又生动体现着怀川人粗犷豪爽、质朴奔放的特点。例如小说第一章借助一首怀庆梆子列举当地的丰富物产：“清化鞭炮上庄姜，前桥篓子后桥筐。柿沟梳篦侯山扇，许良竹器柏山缸。麻庄凉粉中里桶，和庄还有芝麻糖”；第四章中则插入一段车夫哼唱的怀梆野调：“胡说话话胡说／胡家有个老糊涂／拿镰刀当板斧／荞麦地里夯一锄／撅翻了老枣树／核桃落得刷呼呼／砸晕了老母猪／看好来了老糊涂／抱母猪哭老姑／噙着奶头叫二叔……。”唱词粗放幽默，富有韵律，传达出浓郁的乡土情趣。其实无论是歌谣还是戏曲，都是一种方言的艺术，怀梆的唱词和对白使用的都是怀川话，“怀川话是独立于中原官话和晋话之外的一种独特的方言，无论在语音上还是在词汇上，其地方特色和语言魅力十分明显”［3］。来自于某一区域的作家，受到地域文化中的群体思维模式和心理因素的影响，其创作也会自觉不自觉地掺杂着地方方言。小说《驴长老》中也有明显的方言入文的痕迹，尤其是在人物的对话中，作者也较多地使用了怀川方言，例如“媄”是怀川地区对母亲的独特称呼，还有“中”“咋”“恁”“待见”等系列方言词汇的使用，都通过富有质感的语言展现着地域文化的内在气质。

三、地域文化精神的张扬

地域文化精神是整个地域文化的根本和灵魂，也是作家在地域文化书写中最为着力的地方，而这往往是通过人物的塑造来加以呈现的。针对怀川人的气质秉性，作者在小说中有过一段这样的总结：“跟怀川的人共事，路遥知马力，经久见真心。只要有了交情，要他命都无二话”，“朋友有难，倾囊而助，把义字看得比命还金贵”。在小说中的主要人物章九酬、刘子彦、冯冠彰等人身上，“重情讲义”的一面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刘子彦是月山寺和尚妙聪的俗家弟子，打得一手好算盘，他出身贫寒，后得到章九酬和冯冠彰的赏识，担任怀丰煤业的财务总监，逐渐发迹成为当地的新贵，但他仍保留知恩图报、拙朴憨厚的本色。在月山寺、冯冠彰、章九酬蒙难之时，刘子彦均出手相助。北伐时期，国民革命军下令月山寺封寺建园、遣散众僧。为解月山之危，刘子彦和冯冠彰筹集两万大洋送至吉鸿昌第三团部，极力斡旋之下，清了方丈与妙聪等少数僧人被允诺在庙中暂住；日寇入侵怀川后，为了吞掉怀丰煤业，日寇精心策划了阳峰煤矿的瓦斯爆炸惨案，并且抓走了冯冠彰的二儿子冯宇鸿。为搭救冯宇鸿，刘子彦卖掉自己曾引以为荣的宅院，将72200元的现洋交到冯冠彰手上，自己一大家人却挤在土坯房里，仅靠几亩薄地过活。刘子彦重情谊不惜倾家荡产，而小说中的核心人物章九酬虽身为怀庆知府，却为了不辜负清了住持的信任，坚守月山寺的藏宝秘密，最终为贼人所害，全家老小十几口人全部遇难，极为惨烈。所谓“尚义”说到底是对儒家仁义道德中人间情怀的坚守，这也是中国人传统价值观的重要构成。当遭受日本侵略者的血腥暴行时，怀川人的“尚义”又升华为以民族为重的深明大义和富有牺牲精神的爱国主义情怀。章九酬3个儿子均在中条山战役中牺牲，一门三烈报国是何等的悲壮；洪氏庄园的掌门人洪小囡在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中与日本人玉石俱焚。在他们身上，展示出民族的气节和不屈的抗争精神。怀川自古物产富庶、文化底蕴丰厚，但由于其战略位置重要，历史上一向为兵家必争之地，屡遭战乱。在历史的纷乱与战争的血腥残酷之中，怀川人一代代生生不息，顽强繁衍，他们赖以支撑的正是这种精神的传承。有俗语这样说道：“南京到北京，没有怀川儿精。”在怀川人文化性格中，也有着精明善谋的一面。洪小囡是《驴长老》中浓墨重彩刻画的一位传奇式人物，他长相奇特，亦正亦邪，精于心计。当作为革命党的妙聪处处受到章九酬的盯梢时，他利用翁佩瑶策划了调虎离山之计，成功为妙聪解围；当遭受杀妻之辱、又被日本人强占庄园、面临灭门之灾时，他一面冷静沉着，虚与委蛇，另一面却通过暗道将全部粮食调出庄园。在他的精心安排之下，洪氏家人毫发无伤，财产全部安全转移；他自己铺设一院炸药与日本人同归于尽，报仇雪恨。洪小囡的谋略胆识与慷慨大义、儿女情长从不同侧面表现出来。在《驴长老》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中，刘子彦的妻子乔杏儿令人眼前一亮，她不仅是传统的贤妻良母，更将怀川人自尊自强、勤俭持家、百折不挠的韧性和大气演绎得淋漓尽致。乔杏儿出身大户人家又曾经上过洋学堂，但她不惜违抗父命嫁给了心仪的穷小子刘子彦。她在出嫁之日拒绝了娘家的丰厚陪嫁，后来面对父亲对刘子彦的提携也不为所动，执意等刘子彦靠自己的本事改变命运。在刘子彦发达之前，乔杏儿勤俭持家，相夫教子，从未抱怨生活的艰辛，即使家境富裕之后，乔杏儿也从未失去勤俭的传统。1943年的使怀川地区饿殍遍地，乔杏儿没有独善其身，而是从自己的牙缝里挤出粮食来接济村人。妙聪师父前来筹措粮资，乔杏儿存款无多却豁达地表示：“家再福莫过三代，人再有临死带不得分文，儿孙自有儿孙福，遇到个有成色的会挣，谁又稀罕祖业？不在乎的，你留给他个金山、聚宝盆也未必保得住……自古以来，有人图大反落无，有人图久自成大，说的都是这个理。”［1］这份气度和智慧连高僧妙聪听了也心生敬佩。在小说《驴长老》中，作者的核心视阈是在以妙聪、章九酬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精英范围以内。但恰恰是在刘子彦、乔杏儿、洪小囡等人身上，我们感受到地域文化的鲜明印痕，这或许正是古老的山水情怀与历史文化积淀在人物性格上的神秘传递。《驴长老》对于怀川地域文化的挖掘，从整体上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方面，怀川地域文化显示出区别于农耕文化的显著特征：近代煤炭开采业的发展推动了怀川经济的发展，物产的丰富、手工业的发达、交通的便利促成了怀川商业的繁荣发展。大山大河滋养着怀川人民，这里人文荟萃，文化活动丰富多彩，与我们在以往的文学作品中所熟悉的贫瘠而又单调的河南乡土想象构成了很大反差，在某种程度上丰富了河南作家的本土文化书写。另一方面，作者将地域历史纳入到与国家民族宏大叙事的同构关系中加以阐释，采取了一种严肃的历史书写态度，这使他在表现地域文化精神时，着重凸显历史的离乱之中怀川人民自强不屈的抗争精神、以民族为重的深明大义和富有牺牲精神的爱国情感，这与中原文化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是一脉相承的。但不得不指出的是，正是由于民间话语并非作者重述历史的主要出发点，地域文化的丰富性并未能在小说中得以充分展开。例如，怀川人文历史深厚，民俗文化也同样丰富，然而在作者笔下却只浓缩为旁观者眼中的几个典型场景，并未能渗透到小说人物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给人以浮光掠影之感。在小说后半部分，在家国叙事为主导的历史进程中，地域文化书写的丰富性更是大幅压缩。再者，作者对于地域文化挖掘的深入性也有所欠缺。例如，怀川人自古就有经商的传统，明清时期，怀庆商帮日益兴起，主要推销四大怀药、布匹、竹货等，而怀梆的影响也随着商业活动的兴盛不断扩大。作者虽然在小说中提及了怀川的商业活动，但并未将其对怀川文化的深刻影响呈现出来。怀梆在更多时候也只是作为一种地域文化的元素出现，其中所包蕴的民间立场与蓬勃自然的生命状态则很难释放出来。第三，由于地域文化塑造着作家的主观世界，深刻影响着作家的精神气质、思维方式乃至价值取向，因此，当一位作家书写地域文化时，其实是一种精神上的回溯，就像沈从文之于湘西、老舍之于北平、李劼人之于四川，那是生命意义的源头所在。但作家又必须跳出地域之外，带着一种批判和审视的眼光，勾连着历史、国家、民族乃至整个人类发展的宏大视阈，这样才会赋予地域文化更为深远的文学意义。例如鲁迅在其乡土小说创作中始终将国民精神批判的主旨与风俗民情的描写紧密结合起来；老舍在表现北平文化时，总是不忘带着幽默嘲弄老北京人的保守平庸、自以为是和死要面子；沈从文在“希腊小庙”中也无法完全回避湘西人蒙昧不开化与难以把握自我命运的历史悲剧，在“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中更透露出对湘西文化未来走向的隐忧。与之相比，小说《驴长老》对地域文化的书写则缺少理性深度，价值取向较为单一。

四、结语

任何一位作家的创作都无法离开地域文化的滋养，地域文化的书写为文学作品提供了丰富多彩的风景画、风俗画和心灵画。真正的本土经验和中国故事的讲述却必须倚重地域文化，这正是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在不断被同质化的都市风景线面前，作家对于地域书写仍然热情翻涌的重要原因。全球化“让人们切身感受到西方强势文化对差异性的遮蔽，但地域文化则构成了‘逆全球化的潮流’，它在客观上是对文化趋同性的拒斥和质疑［4］”。在现代文学史上，地域书写逾越了都市与乡土文学的界限，又往往与历史书写纠缠在一起，它包含着真实生动的细节，使宏大的历史叙事落到实处，满足了读者对于历史的好奇与想象。然而，地域文化之于历史书写的重要性却远不止于此，它是一种精神气质的传递，带着民族文化的厚重积淀，穿透历史帷幕让我们感受到现在与过去之间的紧密联系。在地域文化书写的背后更隐含着一种民间立场，它在主流文化视阈之外张扬着地域文化的独特性，显示出乡野村夫与凡夫俗子自由活泼的生命价值。早在20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家韩少功就曾经在《文学的“根”》一文中谈到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之间的关系：“俚语、野史、传说、笑料、民歌、神怪故事、习惯风俗、方式等等，其中大部分鲜见于经典，不入正宗，更多地显示出生命的自然风貌……这一切，像巨大无比、暧昧不明、炽热翻腾的大地深层，潜伏在地壳之下，承托着地壳———我们的规范文化。在一定的时候，规范的东西总是绝处逢生，依靠对不规范的东西进行批判的吸收，来获得营养，获得更新再生的契机……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地壳而是地下的岩浆，更值得作家们注意。”［5］毋庸置疑，民间文化在家国叙事之外发挥着多元文化构建的重要作用，它丰富着地域文化的内涵，作家也由此出发表达了对现代性主导下线性历史观的反思。总而言之，地域文化书写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它绝不是一张简单的标签或一种刻意的附会，它应该是与创作者个体生命经验的高度融合，又带着一种理论上的自觉意识。因此作者永远不会带着旁观与猎奇的眼光，而是在眷恋与审视的张力中不断丰富其意义，并营造出独特的文学审美空间。从地域文化书写的角度来解读《驴长老》，只是一家之言，也许挂一漏万，但其中所折射出来的许多问题，在地域文化在文学创作中不断被打捞的今天，却值得我们一再探讨。

参考文献：

[1]樵声．驴长老［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7．

[2]王敬平．英商福公司与焦作近代煤炭工业城市的形成［J］．焦作工学院学报，2000（6）：62⁃64．

[3]王保成．怀川话漫谈［J］．寻根，2011（3）：103⁃109．

[4]何青志．地域文化研究的全球化视野［J］．浙江社会科学，2008（4）：67⁃69．

[5]韩少功．文学的根［M］／／吴义勤．韩少功研究资料．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21．

作者:陈晨 单位:郑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