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姬与唐代酒文化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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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唐代酒文化略述

在唐代，尤其是唐代中后期，饮酒之风盛极一时，人们不仅一家一户酿酒，自产自销，置肆沽酒更是愈来愈多，刘禹锡就曾作诗，“长安百花时，风景宜轻薄，无人不沽酒，何处不闻乐”来赞美这一现象。唐以长安城中的酒业为最盛。据《开元天宝遗事》卷下“歇马杯”条所载:“长安自昭应县至都门，官道左右村店之民，当大路市酒，量钱数多少饮之。”在长安城外尚且如此，在东、西两市的商业区中，就不仅有大量的卖酒铺面，还有许多酒楼。在《太平广记》卷四四《穆将符》中，就有“长安东市酒肆姚生，与其友善”的记载;而在《太平广记》卷一五七《李君》中，亦有“可西市鞦辔行头坐”登楼饮酒的记载;类似记载在《太平广记》一书中，还可见于卫庭训、虬髯等人的传记中。种种传记足以表明，东、西两市的酒肆已经成为唐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但当时的酒肆并非纯粹卖酒，亦兼营其他行当，也有部分商铺兼营卖酒。在《太平广记》卷三九《刘晏》中就有记载药铺中贩酒的事例，刘晏“遂至一药铺，偶问，云:常有三四老人，纱帽拄杖来取酒，饮讫即去，或兼觅药看，亦不多买，其亦非凡俗者”。药铺等其他商铺亦沽酒，由此也可见唐代从事与酒有关工作的人员之多。除却东、西市的商业区，外郭城中的一些里坊也分布着一些酒肆，其中以常乐坊虾蟆陵为最盛，“翠楼春酒虾蟆陵，长安少年皆共矜”就是唐代僧人皎然对其的赞美。自城门去曲江的道路旁，亦是酒贩云集之所，李白有诗曰:“何处可为别，长安青绮门。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在《资治通鉴》中也有记载:顺宗永贞元年，求当权者王叔文、王伾办事的人极多，“于是叔文及其党十余家之门，昼夜车马如市。客候见叔文、伾者，至宿其坊中饼肆、酒垆下，一人得千钱，乃容之”。而在贞元二年(786)，长安缺粮，军心不稳，“上忧之甚，会韩滉运米三万斛至陕”，皇帝大喜，命太子“时禁中不酿，命于坊市取酒为乐”，可见酒肆在市坊之中亦有分布，且酿酒量较大。唐代几乎各个阶层的人都喜爱饮酒，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甚至包括僧人和尼姑，人们非常热衷在节日或是一些特殊时节饮酒。说到唐代爱饮酒者，必提李白，余光中先生就称赞其为“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还有三分啸成剑气，秀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李白也以《答湖州迦叶司马问白是何人》直言不讳地评价自己为“青莲居士谪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除了李白，白居易作诗也是离不开酒的，他在亲友相聚吟诗作赋之前，“必为之先拂酒罍，次开诗箧”(《醉吟先生传》，载董诰等:《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第6955页)。唐代著名画家王洽也是如此，性情豪放豁达，作画之前必饮酒，“兴酣之后，先已泼墨”(《太平广记》卷二一三《王墨》)。唐人不仅好饮酒，而且酒资花费也极大。曾有一唐人名阳城，“每约二弟:‘吾所俸入，而可度月食米几何，薪菜盐几钱，先具之，余送酒家，无留也。’”且他家中仆从在家中断粮时，“以米易酒，醉卧于路”《新唐书•阳城传》。李白在《自汉阳病酒归寄王明府》中，亦写道“莫惜连船沽美酒，千金一掷买春芳”。在唐代人看来，饮酒不仅是一种风尚，也是一种治病的良方。白居易曾将酒与药材相媲美，在《对酒》中写下了“唯将绿醅酒，且替紫河车”。王毂在其《赠苍溪王明府有文在手曰长生》中也写道，“但以酒养气，何言命在天”。可见在唐代人看来，适量饮酒是有助于身体健康的。但同样，唐代人也认识到了饮酒过量会导致“中酒毒”，白居易就曾认为自己“眼昏久被书料理，肺渴多因酒损伤”(《对镜偶吟赠张道士抱元》)。而要解酒毒，就要如唐人李建勋一般，“方为医者劝，断酒已经旬”(《春日病中》)。饮酒之风的盛行，极大地推动了酿酒业的发展。在当时，一年四季均是酿酒时节，人们通常以麦、黍、稻等作为原材料，辅之以酒曲酿造，一些西域美酒则以葡萄酿造。自周代起就有记载称，人们用黑黍子和郁金香草酿造一种名为秬鬯的美酒，由于黑黍子为黍中上品，材料珍贵，主要供皇宫贵族饮用。以粮食酿的酒中以糯米酒为最特殊，白居易在等好友赠糯米酒后，写下了《刘苏州寄酿酒糯米……》这固然与白居易生活艰苦有关，但当时糯米难得，糯米酒的制作工序要求精良，用水考究，糯米酒自然也较为珍贵。但以麦、黍、稻酿的粮食酒虽珍贵，却不易保存，这类酒大多质地粘稠，“绿饧粘盏杓”、“醅浓盏底黏”，且若是搁的久了，难免如白居易般“酒瓮全生醭，歌筵半委尘”(《卧疾来早晚》)。甚至如陆龟蒙一般“良常应不动移文，金醴从酸亦自醺”，直接变了味。

二、胡姬酒肆

唐代的酒肆繁盛，其中不免有来自西域的胡商所开的售卖西域美酒的酒肆，这些酒肆多是由来自西亚各国和波斯的胡人开设，主要分布在西市以及春明门到曲江的道路两旁，售卖的有高昌(吐鲁番)的葡萄酒，大食(波斯)的龙膏酒以及三勒浆。这些酒唐人的仿制并不成功，胡商主要还是要依靠进口以保持酒原汁原味，因而其价钱也远高于本土的酒。胡商们还采取了与唐人不同的经营方式，不是将酒肆设于闹市之中，而是将酒肆设于城门口，方便送别的亲友以酒诉情，离别饯行。除了酒与经营方式和中原酒肆不同，这些胡商还会利用胡姬的异域风情帮助招揽客人，“胡姬春酒店，弦管夜锵锵”(贺朝:《赠酒店胡姬》)成为长安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胡姬因而也就有了“酒家胡”的别称。但“酒家胡”这一别称不仅寓意与汉人“酒家女”相对，也寓意着唐代饮酒时的一种助兴工具———“酒胡子”，它类似于现在的不倒翁，在行酒令之前，转动酒胡子，停止时指向谁则谁饮酒。唐人将其人格化为一劝酒之人，正符合胡姬在酒肆中的作用。“胡姬”的称谓最早见于古诗《羽林郎》中，“昔有霍家奴，姓冯名子都。依倚将军势，调笑酒家胡。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这些与中原人不同的西域女子，穿着传统服饰，弹奏异域音乐，跳着曼妙舞蹈，无疑会吸引大批长安人为之驻13足，从而“为底胡姬酒，长来白鼻騧”(张祜:《白鼻騧》)。通过数量较多的唐代诗词，我们可以大略勾勒出这些胡姬的面貌，她们“碧玉炅炅双目瞳，黄金拳拳两鬓红”(李白:《上云乐》)。在酒肆门前，“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李白:《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她们或许还会舞上一曲胡旋，“蓬断霜根羊角疾，竿戴朱盘火轮炫。骊珠迸珥逐飞星，虹晕轻巾掣流电。潜鲸暗噏笡波海，回风乱舞当空霰。”(元稹:《胡旋女》)“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飖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白居易:《胡旋女》)相比于中原传统的婉约型舞蹈与音乐，西域爽朗豪放的欢歌热舞更能营造出一种热闹的饮酒氛围，使饮酒者情绪高昂而热烈，酒兴大涨，赋予诗人创作的灵感。当时的豪门公子和达官贵人自是经常光顾胡姬酒肆，“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李白:《少年行》)但据目前的考古发现，有学者大胆猜测，这些异域少女其实并不真正受长安人喜爱。目前关于胡姬形象的考古发现数量非常少，孙机先生就认为女子本身在西域文化中大多不受重视，而胡姬在唐人的眼中，可能不被视为是“良家妇女”，且根据男性胡人的面相判断，胡姬的长相可能也并不符合唐人审美，如李贺就将她们描述为“鬈发胡儿眼睛绿”(《龙夜吟》)。因此，人们在社会心理上将她们定位为风尘冶艳之尤，遂使之难以在正式场合抛头露面。(孙机:《丝路胡人外来风》序言，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在这些胡人酒肆中胡酒虽多，胡姬仍多以葡萄酒招揽顾客。葡萄酒在中国的出现与盛行主要始于唐代，一直被视为是极其珍贵的酒。唐前期灭掉的东、西突厥的领土中，包含着广阔的盛产葡萄及葡萄酒的西域地区，随后通过扩大疆域和丝绸之路上的交往，葡萄酒在中国迎来了第一个发展的高峰时期。在唐代诗词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关于葡萄酒的诗词，就是王翰的《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葡萄酒自西域传入，边疆的将士们自然能更早更多地接触到这种西域美酒。在当时，也有不少将军将这味美多产的葡萄酒作为论功行赏的饮品。唐边塞诗人们多以葡萄酒勾勒出守卫边疆的男儿慷慨激昂，欲啖胡虏肉，欲饮匈奴血的豪情。除了边塞之人，长安城中的文人墨客、达官贵人都喜饮葡萄酒，葡萄酒也是唐代女子常饮之酒，且由于唐人仿制葡萄酒并不成功，人们热切地追捧产自西域的优质葡萄酒。不少文献都记载了唐明皇、杨贵妃、李白等人饮用葡萄酒的轶事，李白在吟诗时，须得“蒲萄酒，金叵罗，吴姬十五细马驮”(《对酒》)。唐明皇最喜玉环醉韵残妆之美，“唐明皇登沉香亭，召太真妃，于时卯醉未醒，命高力士使侍儿扶掖而至。妃子醉颜残妆，鬓乱钗横，不能再拜。明皇笑曰:“岂妃子醉，直海棠睡未足耳!”“太真妃持颇黎七宝杯，酌西凉州蒲萄酒，笑领意甚厚。”这也引发了唐代女子纷纷在脸颊上涂两块如酒晕一般的红胭脂，仿作晕醉。与胡姬、胡酒相配套的还有盛酒用的胡瓶。“胡瓶”，顾名思义就是从西亚中亚传来的一种盛水器，早在三国时期就已经传入中原地区，并逐渐被本土化，在唐代，胡瓶大为盛行，取代了尊勺，成为酒具中较为重要的一种。胡瓶原本在西域主要是盛放饮料、乳品，并作为一种汲水器使用，在唐代，它之所以会成为酒具，杨瑾认为，是因为胡瓶造型上“大口，鸭嘴式流，细长颈，椭圆形腹，长曲柄，圈足或无足”(杨瑾:《说唐墓壁画中的胡瓶》)。赵晶也认为这些胡瓶应是“鸟嘴状口，鼓腹，单柄，圈足”(赵晶:《唐代胡瓶的考古发23现与综合研究》)。这样的造型，既有利于手执，又方便倾倒，足圆而稳定，瓶身上的装饰还具有浓厚的西域色彩，最适合由胡姬手执，盛放胡酒。(图片来源:高启安，《胡瓶传入和唐人注酒方式的改变》，《丝绸之路研究辑刊》，第一辑，第83－84页)这些胡姬酒肆多出现于盛唐、中唐及晚唐初期，在晚唐后期逐渐减少甚至消失，与唐代的中西交通形势大致吻合。唐建国一直到657年灭西突厥，中西矛盾较大，唐疆域内的胡商较少。开元盛世前后，中西沟通增多，中原地区“胡化”成为一种风尚，“酒家胡”开始大量进入中原。安史之乱后，由于唐王朝向回纥借兵，疆域内回纥及“九姓胡”(多为粟特人)来往频繁，“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这一时期的胡商势力极大，“酒家胡”进入了全盛时期。9世纪下半叶，回纥解体，唐末经济、政治每况愈下，“酒家胡”也因此在中原地区逐渐销声匿迹。

作者:王婧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