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下的地方地域美术特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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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攀西地域文化赋予攀枝花地域美术独特的地域风格特征，攀枝花地域美术的创作主题、绘画语言形式、艺术精神都与攀西地域文化密切相关。攀西地域文化中的三线文化、攀西少数民族文化、攀西大裂谷生态环境文化从不同层面对攀枝花地域美术创作产生了影响。

关键词：攀西文化；地域美术；艺术特征

法国文艺史家丹纳认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性质面貌都取决于时代、种族、环境三大因素”[1]。攀西地域独特的三线文化、攀西少数民族文化、攀西大裂谷生态环境文化对攀枝花地域美术特征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攀枝花三线文化不仅是三线建设者一代人的文化记忆，而且是攀枝花城市文化精神的灵魂，融入地域文化创新发展的诸多方面。攀枝花工业美术的艺术精神，以弘扬三线精神为主旨，三线文化赋予了攀枝花工业美术独特的艺术品质。攀西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丰富，彝族、傈僳族、苗族、白族等少数民族在审美观念、艺术表现形式上都有独特的民族特征，攀枝花地域美术在创作观念和绘画语言形式上都从攀西民族文化资源中汲取营养，使攀枝花地域美术独具攀西地域民族文化特色。攀西大裂谷独特的生态环境赋予了攀枝花地域美术独特的美学特征。攀枝花地处攀西大裂谷中南段，巍峨艰险、沟壑纵横的自然风貌，塑造了攀枝花地域美术崇高、刚毅、浑厚的美学品质。攀枝花地域美术立足于攀西地域文化进行创作表现，以攀西地域文化精神为艺术精神，形成了独具攀西地域特征的美术形态。

一、攀枝花工业美术的三线文化精神特征

三线文化是攀西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源于三线建设。“三线建设是指自1964年起，由国家主导，以我国西南和西北地区为重点区域开展的一场以战备为中心，以基础工业、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设施为重点的大规模经济建设运动。”[2]三线精神是指在三线建设过程中形成的“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文化精神。攀枝花城市建设因三线建设而生，三线文化是攀枝花的城市文化，三线精神是攀枝花的城市精神，也是攀枝花工业美术的艺术精神。2019年在成都举办的攀枝花工业题材美术作品展的前言中写道：“那段如火如荼的激情岁月虽悄然远去，但‘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三线精神’，则深深植根于这片热土以及本土画家的血脉之中，并使其获得一种精神性的深度。”攀枝花工业美术创作主要围绕三线精神展开，以凸显三线精神为艺术主旨，形成独具攀枝花三线文化特色的艺术风格。首先，攀枝花工业美术强调以现实主义绘画风格，表现三线工业建设生产的艰苦环境，弘扬钢铁工人乐于贡献、不惧牺牲的崇高精神，“艰苦”是其绘画美学的内在本质。徐影中以反映三线建设艰苦环境的诗句“三块石头架口锅，帐篷搭在山窝窝”创作了油画《创业年代》。吴汉怀的油画《炉台春秋》《凝固的乐章》《丰碑》、杨晓明的油画《劳动者》《1000度》都以厚重真实的笔触描绘了三线工业生产的工作环境，“钢铁炉前是在千度的高温、粉尘弥漫的环境下生产，不仅工作条件恶劣，还会发生生命危险”[3]。此外，杨绍刚、陈景峰、王、马力、周昌泉等画家的工业题材绘画作品，也大多通过艰苦、危险的工作劳动场景展现钢铁工人无私贡献的崇高精神。攀枝花工业美术给人的震撼，不在于工业本身，也不在于绘画语言的绚烂多姿，而在于劳动者在艰苦环境中的无私奉献精神及其生命价值带来的心灵上的震撼。其次，攀枝花工业美术注重对国家观念、集体意识的弘扬，绘画理念强调表达个体命运与国家、集体命运的相互关联，体现出个体的人生价值通过在国家三线工业建设过程中得到实现。吴汉怀的油画《巢》，形象地通过在钢筋混凝土土中的鸟巢，比喻攀枝花建设者为了国家建设需要背井离乡，安家落户于“钢城”攀枝花。吴晓蓉的《进驻大三线》、陈景峰的《红色年代》等绘画作品，描绘了攀枝花建设初期，三线建设者拖家带口进驻攀枝花大山区的场景，情景感人至深，通过绘画场景隐喻个体命运与国家建设的关系。攀枝花工业美术强调把个体意识与国家意识、集体意识相统一的集体主义美学理念，以国家、集体利益至上，把个体价值与国家命运相融合的美学理念，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倡导的家国情怀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最后，攀枝花工业美术在叙事特征上具有戏剧性、运动性、宏观性的美学特征。攀枝花工业美术题材绘画注重叙事表现，强调通过具有戏剧性的劳动情景真实、生动地反映三线建设者的崇高精神。如，蔡光明的油画《山魂》描绘了一群三线建设者团结协作、艰难地把工业机械设备搬运上陡峭山坡的情境，画面情境具有强烈的运动戏剧性与真实感。杨绍刚的油画《抢修》描绘了工人争分夺秒抢修生产机械设备的戏剧性场面，画面中的工人姿势各异、生动自然，极具戏剧美学特质。崔柏涛的版画作品《荣耀》以钢花飞溅的劳作场景为表现主题，画面充满紧张的劳作节奏，情境极具戏剧张力。此外，杨晓明的油画《蓝天白云》《劳动者》、周昌泉的油画《新来的小师妹》等诸多工业题材绘画作品，都具有戏剧性、运动性的美学特质。攀枝花工业美术不仅强调叙事特征的戏剧性与运动性表现，而且注重在大场景、大空间的宏观语境下进行宏观叙事。如梁云彬、杨绍刚合创的油画《1965——弄弄坪大会战》、杨政的油画《裂谷飞虹》、张立广的版画《揽月》、陈景峰的油画、杨晓明的油画《1966年——在三线》、陈景峰的油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都以宏观的视野与场景表现三线建设的恢宏气势。这些宏观叙事作品在审美上不局限于自我关注，而更强调以国家、时代为背景进行叙事表现，其美学品质更具家国情怀，具有壮美的美学品质，与三线文化有内在的契合点。

二、攀西民俗美学特征

攀西地区分布有彝族、傈僳族、苗族、白族、纳西族、傣族、满族等少数民族，不同少数民族有其自身独特的文化体系，在艺术表现上各具特色。攀枝花地域美术在绘画创作主题、艺术表现形式等方面受攀西少数民族文化影响，吸收了攀西少数民族艺术文化中的相关美学理念及艺术语言形式，独具攀西地域民族美学特色。首先，攀枝花民俗主题绘画作品强调把地域民俗美学作为一种绘画美学追求进行艺术表现。本土画家喜欢以攀西地区少数民族人物、服饰、建筑、生态环境等诸多具有少数民族文化特征的绘画主题开展创作，以现代绘画语言形式反映攀西地区少数民族相关民俗文化及其美学理念。吴汉怀创作的油画《阳光下》《母与子》《照镜子》《彝族姑娘》《远方》《白族姑娘》《白族民居》等绘画作品，以纯熟的油画语言对彝族、白族的人物特征、绚烂多姿的服饰纹样和民间建筑样式进行艺术再现，绘画作品主题元素在色彩应用、造型特征上都极具民族文化性，具有鲜明的攀西民俗美学特质。杨晓明创作的彝族题材油画《根》着重表现彝族独特的“天菩萨”发饰文化，《守望》《归》则与彝族的游牧文化、农耕文化相关，画面表现了人与动物、自然环境的和谐关系，具有乡土田园的美学特质。攀枝花民俗绘画作品的美学意境与语言形式，和攀西地区少数民族独特的文化意象与视觉构成形式密切相关，其价值具有多重性，既具有人文价值，又具有艺术创新价值，在对民俗文化的传承创新及少数民族绘画本体语言的探究方面都有重要的意义。其次，攀枝花地域美术注重反映新时代攀西少数民族社会生活及其文化观念的历史变迁与精神风貌。民俗美学不只局限于传统，更强调传统与现代的交融共鸣。攀西民俗绘画作品以攀西民俗文化的历史变迁为重要的表现主题，反映新时代攀西民俗美学的流变，强调民俗美与时代美的融合。杨晓明创作的油画《我也打工去》《微信》，注重表现工业文明与信息文明对攀西彝族生活方式的影响。杨政、陈景峰以攀西地区少数民族为题材创作的《农民工》系列油画作品，以彝族在城市中的不同劳动场景为内容进行绘画创作，不仅反映了新时代彝族人的生活现状，而且表现了彝族人在现代城市建设中的贡献，不仅具有民俗美学特质，而且具有现实主义美学特征。其三，攀西传统民间美术对攀枝花地域美术创作观念及其语言形式产生影响。攀西民间美术资源丰富，如彝族漆画、毕摩绘画、彝族刺绣等，这些民间美术有独特的民族文化美学观念与语言表达形式。攀枝花地域美术在创作中融入了攀西民间美术的艺术观念，具有攀西民族艺术风貌。杨建的综合材料作品《岁月有恒》在材料上融合了彝族漆画的材料语言形式，强调对绘画材料的综合运用与装饰审美。宋来福的油画《木棉》、吕涛的油画《2018.春》在绘画造型上讲求图案审美，突出绘画语言表达的平面性与装饰性特征，注重绘画内容的设计构成与意象表达，与彝族刺绣作品有相似的美学特质。刘兆义根据彝族神话故事创作的系列数字插画，强调绘画语言的装饰性，将彝族文化元素与现代流行元素相融合，其绘画审美既具有民族性又具有当代性。在攀枝花地域美术的传承、创新过程中，攀西民间美术或直接或间接地对其产生了重要影响，使攀枝花地域美术在多元文化共存的当下能够保持地域文化美学特质。

三、攀西裂谷地域环境美学特征

攀枝花地域美术以艰险的攀西自然环境作为绘画创作母体，作品具有壮美的美学特质。攀枝花地处攀西大裂谷中南段，山高谷深，险峻巍峨，气候干热，河流湍急。艰险的自然环境从不同层面对攀枝花地域美术创作产生了影响，使攀枝花地域美术在绘画语言与表现主题上更强调表现厚重、刚毅、宏大的壮美意境，绘画美学风格与攀西地域环境具有内在一致性。杨晓明创作的油画《望》，画作空间构成险峻，以俯视的角度营造画面空间。画面中，工人置身于万丈高的建筑钢架上，谷底的城市隐隐而现，险峻的场景让人心惊胆战。吴汉怀的《天路》《天堑》系列绘画，以攀西高山峡谷为主题，画作中高山的宏大、险峻，与人物的微小形成强烈的对比，人在宏大的自然场景面前显得弱小而又坚韧。此外，陈景峰的《太阳雨》、杨政的《金沙裂谷》都有惊险的画面构成形式，通过人与环境的强烈对比衬托自然的伟大与人物自身的坚强，体现出人与环境在对抗中寻得和谐。攀枝花地域美术中的美极具张力与对比感，真实地反映了攀西大裂谷独特的地域风貌，其绘画艺术蕴含了传统儒家文化中人定胜天、出世有为的精神。在绘画选题上，攀枝花地域美术创作深受环境影响，画家喜欢以桥和花作为绘画创作主题，表现攀西地区独特的景观。桥在河流纵横的攀枝花较为常见，这里的桥横跨河流湍急的金沙江两岸，气势巍峨壮观，其彰显的是攀枝花建设者征服自然天险、修桥筑路的非凡创造力，具有壮美的美学特质。杨政的油画《裂谷飞虹》、徐景春的油画《攀钢厂区》、管苠棡的油画《凤凰来仪英雄城》等诸多作品以桥为绘画主题，或把桥作为绘画场景的一部分加以表现，具有鲜明的攀西地区环境特征。此外，攀枝花是以花命名的城市，花卉也经常成为画家创作表现的主题，如宋来福的《木棉》、马力的《灿烂攀枝花》、杨晓明的《烂漫山谷》、秦莉的《三角梅》等以花卉为主题的绘画作品。这些作品具有攀枝花的地域特征，与一般的花卉美术作品相比，少了些许娇嫩与柔情。画面中的花卉显示的情感，更多趋向于热情、活力、坚韧，这些美学品质都与攀枝花艰险的地域环境、当地的人情风貌密切相关。

结语

美是人与环境的和谐共鸣，美术创作是美术家对所处环境的内在感悟与主观表达。地域环境不仅塑造了美术家，而且塑造了美术作品。地域环境及其文化对地域美术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赋予地域美术鲜明的美学特征与文化特质。攀西地域文化是攀枝花地域美术创新发展的土壤，攀枝花地域美术的传承创新，本质是对攀西地域文化精神的传承创新。攀枝花三线文化、攀西少数民族文化、攀西大裂谷生态文化共同影响了攀枝花地域美术的发展。同时，攀枝花地域美术从不同层面充分诠释了攀枝花地域文化精神，在绘画内容及语言形式上具有攀西地域文化特质。在倡导文化自信、以地域文化创新作为社会创新发展重要驱动力的当下，攀枝花地域美术应该深度发掘攀西地域文化的精神特质，结合时代艺术审美，传承攀西地域文化。

参考文献：

[1]（法）丹纳.艺术哲学[M].傅雷，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3.

[2]张杨，黄俊林.“三线建设历史资料搜集整理与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J].社会科学研究，2019（5）：203.

[3]吴汉怀.吴汉怀油画作品集[M].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2010：5.

作者：杨叶 单位：攀枝花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