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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filmdeath(电影之死)
电影通过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将文学、戏剧、摄影、绘画、音乐等多种艺术形式融合为一体,带给人们视听的艺术享受。这样一门综合性艺术,因为人的创造而被赋予了精神文化层面的意义,人类的精神与才智也凭借电影得到展现。但精神终究虚无,还是需要有实实在在的物件才能得以呈现。拍摄电影的技术手段和设备,促成电影影像的成形;拍摄成品的胶片和数字载体,以实物承载着影像的内容;放映影像的荧幕等设备,向大众展现出电影的艺术魅力。电影的价值在于承载了精神文化的艺术价值,又依靠物质的科技和设备能够创造和呈现。对于影像艺术的追求,推动了技术创新、设备的更新换代,科技的发展,也推进了艺术的美感和表达多样化。而电影作为一门承载了人们精神文化的艺术形式,不只是为当时人提供艺术享受,也体现出当时的影像艺术和科技水准,反映着当时的社会状况与精神风貌,也是呈现当时精神与物质的资料载体。从这个角度看,影像的保存和修复,与藏书家对书籍的收藏和修缮、史学家对史料文献的发掘和维护等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在悉心维护着或纪录或演绎的、承载了当时精神与物质的资料,所区别的是载体的不同。然而相较于藏书、史料研究,影像的保存和修复更不为人所重视,甚至发生人为原因主动销毁电影胶片的惨剧。当前数字技术的高速发展,导致了影像所赖以存在的物质媒介更新换代速度极快,胶片逐渐退出历史舞台,filmdeath命题(电影之死,主要强调任何一个物质技术的进步都会导致某个阶段的电影技术的消亡,随之就是这个阶段的某种电影艺术的消失)不断闪现在我们眼前。可面对这个数码时代的全面莅临,胶片等电影传统载体真的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吗?我想这是一个伪命题。胶片其保存的效果较之数码电子产品的优良自然不必多说,同时,胶片所承载的历史和文化更不应该就此消失。我们可以接受数码转型,但我们不能接受电影因为技术革命导致对应的艺术文化传统颠覆性断裂。当今我们正处在这一转折时期,影像的维护与修复为核心的影像文献学不仅是对电影的抢救与维护、保存,更是对电影文化的保护,也是20世纪以来人类动态视觉文明的传承⑥,如此看来,文献学角度电影研究成为数字时代的一种文化自觉。广西电影作为中国区域电影研究的重点,当前文献学研究并没有系统开展,资料性保存的博物馆学建设也是空白。其实,离我们时间并不遥远的广西电影代表第五代导演电影作品的胶片文本已经存在一定程度损毁。如此,出于对中国电影文献和广西电影资料的保护等方面的责任,文献学角度下的广西电影研究是必然趋势。电影文献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是保存与修复,保存是现代资料馆学范畴,有了很多新的收获,典型是法国电影资料馆,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电影库、电影文档及相关物品,资料馆目前每日放映世界各地的电影。电影作品修复则是电影文献学的主体,代表是马丁•斯科塞斯发起的致力于保护、修复老电影拷贝的“世界电影基金会”。努力将拯救电影作为文化遗产和历史文献的国际机构是国际电影资料馆联合会(FIAF),价值核心是确保适当地保护和展示电影。国际公认的电影文献保护文件是1980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体会议上通过的《保护和保存电影议案》。目前,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厦门大学等单位,开始电影文献学研究和发展,而各省、市、自治区大多数没有开展区域电影文献学的研究工作。因此,文献学研究成为广西电影全新的研究内容和方向。
二、紧迫性、必要性与合理性
通观电影发展史,每次技术革命都导致发生电影胶片等文献资料被人为有意无意地损毁的历史事件。一是有声片代替无声片、彩色片代替黑白片的技术革命,导致大量无声片、黑白片有意或无意的丢弃。二是1950年代以前硝酸片基的胶片众多,这些胶片在各国因为失火,导致许多经典电影影片消失。欧美国家20世纪50年代多数以法律的形式要求销毁旧的硝酸片基的胶片,导致大量电影胶片人为销毁⑦。三是因为战争或政治原因,典型是中国电影。如日军发动的一•二八事变,导致中国明星电影公司等众多20世纪20年代早期中国电影影片拷贝因战火而丧失⑧。当然也有人为主动销毁,典型是1956年发生的在电影局主持之下,对1949年以前中国电影重要的作品胶片进行销毁的惨剧,如明星电影公司的许多电影作品以政治不正确的名义销毁了,如早期的经典《孤儿救祖记》⑨。目前,我们数字化技术代替胶片技术,大量胶片因为需要储存仓库、恒定的温度湿度等高标准保存要求、人力维护修复技术与资金投入太大且无明显收益而被多数电影制片厂视为鸡肋,不知如何处理。甚至,有的制片厂因为效益问题,直接将这些胶片丢弃。2014年8月笔者在广西电影集团的调研中,时任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匡达蔼等领导均表示左右为难。广西厂的电影胶片存放在一间小房间里,虽然有空调,但是保存效果亦让人担忧。更紧迫的是并没有对胶片进行详细的维护和修复,存在着巨大隐患。服化道等实物文献只是放在一个简易的铁皮仓库里,任其自然保存,没有任何整理和保护,如此现状,更是说明广西电影的文献学研究迫在眉睫。广西电影史学文献整理也是乏善可陈,如广西早期电影与法国殖民关系、广西地区第一家电影院、放映第一部国产影片的时间、第一位广西电影明星等,抗战时期电影名人在桂林、南宁等地区的史料文献、东南亚诸国电影与广西电影的历史关系,1949年后广西地区电影发行和观影数据、放映队等内容的文献资料研究成果十分匮乏,如1956年《桂林山水》获第九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纪录奖,这是中国科教片第一次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对这次获奖史料文献整理成果就很少,可见,开展广西电影的文献学研究非常必要。当前“中国电影学派”的提出,为广西电影的文献学研究指明了方向,因为,区域电影研究和文献资料发掘是构建中国电影学派的基础,正如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中国电影评论协会会长饶曙光教授指出“构建中国电影学派不能闭门造车,要包容性……当前中国电影学派的构建……基于创作实践的跨领域认知电影成为题中之义……进行系统化的调整,方能从真正意义上建构起系统化的中国电影学派”,北京电影学院中国电影学派研究部部长贾磊磊教授更是强调:“中国电影学派要回归电影的本体。”作为中国电影理论——“影戏”提出者钟大丰教授认为:“把政治社会伦理化作为艺术的核心方法,是认识中国电影学派立足的文化根基在哪儿的关键……它是利用中国人的方式,用中国人的话语。……我们更应该关注传递的有效性。”⑩可见,作为中国电影学派重要内容,民族性、系统化、包容性、本体性、有效性等几个方面来看,广西电影的文献学研究是这些内容获得充实的重要来源,同时,广西电影的民族性、地域性、跨文化、多元化等契合了以上中国电影学派构建的要求。通过系统地挖掘和整理广西电影影像文献和史料、传播数据等,以生动、具体的电影文献,为“中国电影学派”构建提供丰富的案例和确证性资料,因而说明广西电影的文献学研究是合理的。
三、跨界与融合
一个新的专业研究领域能够独立,必须有自己的学理支撑。电影文献学学理架构的基础是跨界、多元与融合,本底是文献学。清代章学诚提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乃是核心精神,包括历史文献学与古典文献学两大类,包含了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子系统,这些专业都可以拿过来作为广西电影文献学研究的学理指南。由于突出历史存留和资料性存在,史料学、考古学、文字学、档案学等专业则是开展广西电影文献学研究的学理支撑主体和方法论来源,如广西电影史研究最迫切的是史料学。考古学则是历史考古学和知识考古学的结合,如广西早期电影、电影院、演员明星等考证研究就需要考古学专业知识。文字学突出考古和实证性,以胡适、傅斯年为代表的考证学派是代表,我们在考证广西电影版本、电影剧本、电影改编史料等内容时候,均可借鉴。档案学三原则:“整理以不失原来之真相为原则,编纂以普遍编目为原则,陈列以就文物之性质相互连贯照应为原则”,亦是广西电影资料档案整理、归类、保存的基本原则,广西各地县市地方志亦是广西电影史料文献的多样来源之一。广西电影文献学研究离不开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专业的支撑。电影人类学已经是人类学一个专业,民族学角度对广西电影研究成果众多,尤其是少数民族电影研究,电影民俗学也有少量研究成果。广西电影文献学研究需要一定传播学专业知识,一方面用于广西电影在国际上传播数据与文献资料的研究,另一方面充分采取传播学专业角度,加强电影发行、传播效果等方面资料的研究。例如广西电影的东南亚传播史文献资料和数据研究,法国与广西电影关系等均涉及跨文化传播等内容。综上,唯有跨界多元融合才能让广西电影文献学研究形成理论体系、发现新的文献史料、构建全新的广西电影叙述话语。
四、路径与策略
理论建构的前提,必须界定好广西电影的内涵,我们确定广西电影内涵为三个方面:一是广西地区生产的电影,重点是广西电影集团出品的电影,二是以广西社会、历史、民俗、民族等为对象的电影,三是文学桂军作品改编的电影,四是中外和区内外合拍的广西电影。在路径方面,我们着重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广西电影胶片或数字胶片版的数据库建设。二是电影编、导、演与制、发、方等方面的文献资料整理。三是口述史:首先,广西电影制片厂经典影片参与人员的口述,其次,广西电影民间接收的口述史研究,最后,文学桂军人物的电影活动口述史。四是开展广西电影国际传播史文献研究,重点是东南亚、南亚传播资料研究。五是学术力量与机构基础:广西政府相关部门对广西电影文献学研究人财物的支持,这个前提下,文化厅、广西电影集团、史志办等文化机构,区内外大学、研究所构成研究团队。六是广西电影文献学研究物化成果:广西电影博物馆、中国—东盟电影博物馆、中国(广西)—东盟影像文献资料库的建立。理论建构策略上,我们需要以扎实而丰富的广西电影文献学成果做基础,然后打造广西地域特色电影理论体系,形成民族性、本体性的区域电影文献学研究范式模本。坚持萨义德反中心主义理论,打破对广西电影边缘性、被动性、弱势性叙事,构建多元而自主的广西电影价值话语。如广西电影制片厂以张军钊、张艺谋、陈凯歌等第五代导演对整个当代中国电影史逆袭,就是一个很好的文献案例。运用布尔迪尔“场域”理论,积极开展广西电影在某个特定“场域”下具有的正统性和中心性的研究,如《血战台儿庄》的意识形态政治场域下如何促进两岸的和解等等.
作者:焦仕刚 单位:广西艺术学院影视与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