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静蕾电影中女性主义形象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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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截止2018年，中国新锐女导演徐静蕾执导的7部电影作品基本展现了女性独立意识的崛起与女性社会地位的诉求。纵观其女性形象的塑造，徐静蕾通过镜头语言在影片现实生活中对男权社会的颠覆、女性角色职业化的定位以及女性人物意识形态的表达，基本都凸显出女性社会群体在现实生活中所应具有的社会形象与审视现实的思维能力。经过重新审视社会现实与反思女性的意识维度，徐静蕾对女性人物角色在现实生活中的形象进行解构并重组。本文通过简要阐述女性社会群体在现实社会中的生存环境与社会地位，来探析徐静蕾导演的电影作品中女性人物角色的艺术构建。

关键词：女性；他者；定位；意识形态；改变

女性群体的独立彰显新时代社会的进步。长期以来，性别意识的对立造成了两性社会群体在职业、文化以及身份地位上的差异。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凭借着关于女性独立意识的书写、个性化思维的表达以及理想社会生活的诉求，徐静蕾成为中国“第六代”女性电影导演中的个中翘楚。她对现实社会建制体系的颠覆成为其在电影中对女性人物角色关注的重要方式。另一方面，立体化的人物塑造、个性化的意识形态以及标识化的职业定位是徐静蕾将社会性别对立进行无声控诉的艺术手法。本文通过简要阐述女性在现实社会中的生存环境与社会地位，来探析徐静蕾导演的电影作品中女性人物角色的艺术构建。

一、女性人物角色社会刻板印象的颠覆

“他者”这个后殖民理论术语的运用在哲学意义上主要是根据黑格尔和萨特的理论，两者都从本源上决定了对待他者的态度是冲突而不是对话或是其它1。因为男性父权制度统治的社会体系将女性边缘化，所以在十九世纪由妇女引发的主权运动造成了男性与女性在意识形态上的直接对立。两者对于主导权的归属进行集团式争夺。由于女性在生理条件方面受到现实生活环境的挑战，男性社会群体生产的主动性便得到了释放。劳动生产关系的确立也从根本上确立两性群体的第一与第二属性。斯皮瓦克对马克思主义将女性简约化在阶级的概念下很是不满，在她看来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叙事中都无一例外地忽视了女性在其中的位置和力量，她们成为“他者中的她者”2。男性的主体性凭借着自身的生理条件的优越性进而在意识中生根发芽，女性的从属地位由此被男性社会群体无声地确立。因而，女性的生存形象在男性群体中逐渐行了一种“刻板印象”。在李普曼的《公共舆论》中对“刻板印象”的概念中强调“按照性别、种族、年龄或职业特征等进行社会分类，形成的关于某一类人的固定印象”。3女性群体因社会生产能力形成的刻板印象造成了其不受重视的直接原因。女性具有标识化的职业定位因其生产能力的特点被男权社会进行区分和限定，再加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而女性话语权作为“她者”的权利很大程度上被男性社会群体忽略。女性群体反馈的社会困境在徐静蕾的影视作品中大都表现为情感的忽视。从徐静蕾的电影作品中可以看出，老鱼个性的叛逆致使自己与妻女分居，男作家对女人身体的欲望致使自己不停地更换女伴，男导演为了影视剧的拍摄致使自己劝女演员面对现实，这些现象都在不同程度上显示出男性对女性个体情感的有意或无意忽略。受制于性别文化互动的次数，社会信息的不对称造成了两性社会群体对彼此的需求进行选择性的忽略或同化。在徐静蕾的电影作品中，她将女性人物角色的需求进行了着重地刻画。小鱼对家庭团圆式生活的追求进行了实践意义上的行动；杜拉拉对梦想的渴望在实践工作中进行了追求；林薇对女儿丢失同样进行了实践形式的追问。女性诉求的动力与男性需求的能量进行了对抗，徐静蕾用镜头重点刻画了女性的主观能动性，这颠覆了以往影片人物角色以男性为核心的艺术塑造方式。另外，在电影作品中男性权力的艺术化表达基本通过物件的运用、话语的表达以及造型的构建等手法。香烟、酒精以及麻将等社会元素在徐静蕾所构建的光怪陆离的社会生活中成为男人日常生活中的性别符号，但徐静蕾在影片中关于女性形象的现实表达却杂糅了这些标识。女性对香烟、酒精迷恋在徐静蕾的视阈中成为女性社会群体追求平等社会地位的表现。影片《我和爸爸》、《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以及《梦想照进现实》将香烟与女性的关系阐释得十分个性化，男性行为被她移植于女性主体从而进行表现，其实质是进行了传统意义上的解构。这种解构彻底颠覆了女性孱弱的形象表现，并在某种程度上对女性的个性化进行了艺术表达。与此同时，话语权的表现也成为了徐静蕾在电影作品中的一大亮点，例如女人寄信的表现、女演员对自身诉求的表达以及小鱼对情感的渴望等。在徐静蕾所表现的女性群体中，以传统女性为核心的创作视点所造就的刻板化与概念化的人物形象无法凸显时代的进步，再加上女性生存下的他者制度体系社会与徐静蕾幻想中的影像世界存在着巨大的现实差异，因而，对现实世界中男性话语的颠覆和解构就成为徐静蕾影视作品中必不可少的艺术创作特征。

二、女性人物角色社会职业定位的过渡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有妇女组织发起的女权主义运动让人们重新审视了社会文明中“男尊女卑”的社会现象。以往父系氏族社会构建的文明制度将女性群体说话的欲望进行挤压和排斥，因而，女性的生存能力受到了来自外界现实的挑战。受制于女性群体的社会生产能力，女性对理想生活的幻想不断被社会冷酷的现实所粉碎。面对残酷竞争的现实世界，女性生育能力带来的歧视使得其作为“他者中的她者”被父权社会主导的制度体系弱化到社会边缘，再加上文化的挫败感让女性失去了与男性进行智力文化对垒的自信，女性群体对自己的社会定位重新进行了“审视”。现今的影视作品将女性的身份与职业定位进行了多元化的编织。与中国早期电影编排的人物角色不同，徐静蕾镜头中的女性人物在职业身份层面的塑造依赖于独立社会的个性，这种主张表达个性化需求的镜头表现手法为女性的人格尊严以及生存能力进行了实践形式的证明。“依附”男性群体不再成为女性在社会生存的必要手段，而这样的定位也为间接确立女性与男性社会地位的平等做好了铺垫。影片《梦想照进现实》依据女演员与男导演的话语式编排，女性情绪的表达被徐静蕾利用阴郁、黑暗的格调进行渲染。女演员对自身性格的逻辑性挖掘将女性本身应具有的关注推到了公众的视野中，这在影片中也同时将女性原本第二位的社会地位显现在了影众的视角。社会职业无法牵绊女性的人生选择成为徐静蕾依据女性视角创作影片的一大亮点。女性形象的镜像化表达在回归人性话语权的过程中，徐静蕾给予了充分的尊重。职业定位的心理诉求使得女演员开始肩负其对社会受众传播信息的责任感，但与男性角色的性格塑造不同，女演员对人生价值的思考跳脱了传统社会体系的束缚。主客观的思维转换将男与女的身份基本规划为平等，而思考与反思将人物角色的塑造更具立体化。另外，在影片《绑架者》中，女警察的职业设定将女性的话语诉求延伸到了法律正义的维度，以女性为主体情感表达的职业化定位将女性能力的弱小被徐静蕾刻意用男性群体的关爱所掩盖。林薇眼中同类别社会地位的“他者”成为人性沦丧的被拯救者，相反，具有法律公正精神的女性却成为了影片中男卧底心灵的拯救者。拯救与被拯救的角色定位的转化在徐静蕾影片故事塑造中颇具真实性，这也说明女性在社会环境中所应具有的社会作用。另外，女性人物角色的定位在徐静蕾的影视作品中从边缘化过渡到了社会主流化，而思考与救赎则是女性逐渐登上现实社会舞台的方式。对于男性群体，徐静蕾所塑造的“她者”女性群体成为社会发展潮流中必不可少的拼图。因此，女性的自主权获得了极大的展示空间。从以往“被看”到“看”、“被拯救”到“拯救”，女性的被动性被社会文化的潮流淹没。冷静、成熟以及沉着等标识丰富了女性的格局，利用对自我认同的感性力量，女性在社会现实中的生存形象更具立体化与个性化。

三、女性人物角色社会意识形态的衍化

时常在社会中丧失话语与权利的女性成为社会文明的“缺席者”，久而久之女性因社会地位的失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主体思维情绪的抑郁。在女性群体认为的他者世界中，男性群体将其视为精神结构的点缀色彩，附庸男性成为女性第二位等级体制中不可置否的一个重要特征表现。同时，女性人物角色因在有声语言环境中无法找到自身主观诉求与社会现实的平衡点，从而使自身与体外世界的信息不对称。无法找到与男性社会群体情感的共通点成为了女性受到男权社会冷漠的重要原因。由此一来，女性角色的诉求便在社会现实中逐渐丧失了话语权。影片《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解构的女性价值观无法与作家的主观世界进行现实意义上对话。女人对自身情感的保护很大程度上依附男性的价值判断，两人的关系仅仅附着在社会关系的交往，而情感的交流仅是出现在女人幻想的“乌托邦”。女人的理性成为了封闭自身与社会交往的导火索，而作家的感性却在指尖下的女性肌肤上徘徊着。生活幻想的破灭以及精神理想的粉碎使得女性社会群体在现实社会中选择性地进行文化挣扎，她们试图为自身所遭受的无声痛苦讨回公道。女性主义运动开始如火如荼地进行，并在社会中引起大众的广泛关注。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女性群体逐渐对男性群体所创立的“普世文化”进行解构。徐静蕾导演的影片颠覆了许多社会固有的现状。她在女性人物角色的塑造过程中都通过剧本故事和镜头语言重新解构男性的价值观以便塑造全新的女性意识形态。影片《我和爸爸》中，老鱼与小鱼之间的父女情感是通过父亲对女儿的纵容和理解一步一步深化。徐静蕾将男性的家庭地位进行反转，老鱼的思维判断开始依附小鱼的主观诉求，这样具有“换位体验”式的实践方式抒发了女性对自身长期在社会与家庭地位的不满所进行的控诉。徐静蕾所营造的亲情世界抛弃了以往传统的社会价值观，转而从现实层面运用亲情化的故事告诉对女性精神世界的尊重是使现实生活规范化、有序化以及和谐化的重要条件。另一方面，女性的意识形态在社会空间维度进行生长，语言与行为的暴力不再成为淹没女性话语的手段。新时期在视觉媒介上的流行银幕女性青春形象俨然已经开始淡出历史感的笼罩4。女性不再回避城市文明的影响，主观性格的个性化开始被过多的文化娱乐产品美化。造型、知识以及身份等标识开始渗透入她们的意识形态，而性别差异所造成的落差感并没有在女性群体的自主意识中萌生，相反，她们选择对男性的社会化独立进行了现实意义的对抗。影片《杜拉拉升职记》用一则都市题材表现出女性个体如何面对竞争残酷的现实世界。金钱与梦想透露出社会空间的单一，这在杜拉拉的价值观中被徐静蕾特意建构成通达梦想的桥梁。影像造就的时空将杜拉拉的人生格局进行形式层面的美化，她对价值选择的顿悟成为徐静蕾对女性意识形态蜕变的勇敢表现方式，而亲情、爱情以及职业都是徐静蕾以女性主义独立意识向现实世界所发出毫不妥协态度的重要载体。

四、结语

女性人物的现实诉求无关沉默，她们对现实世界的看法充满了个性化与多元化。作为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女性社会群体对普世观念给予充分的尊重。随着时代的变迁，女性社会群体不再愿意成为男权社会的点缀，相反，社会多元化的发展将性别平等的观念在社会大众中进行普化。面对历史与社会文明所建构出的规范准则，徐静蕾构建的女性人物形象顺应时代的变迁，从而进行意识形态、职业定位以及社会形象等层面的转变。她将影片中女性人物角色的塑造顺应时代的变迁，形象化地展现了社会女性群体对现实社会文明的诉求，她们拒绝女性个体所存在的“固有命运”。另外，女性人物立体化既摆脱了来自他者世界的束缚，又拥有普世文化中的平等观念，这无疑成为徐静蕾在中国众多新锐女导演群体中独树一帜的个性化标签。

注释：

1.王应志.《解构的文化政治实践》[M].上海三联书店，2008.

2.王影君.斯皮瓦克的“属下女性”批评论[J].沈阳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1）：57-58.

3.王艳.表征变迁、大众传播与改写中的刻板印象———以媒介对高校教师的报道为例[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07，（03）：125-127.

4.路文彬.城市空间、视觉媒介与女性形象——中国当代影视女星青春形象的历史渐变[J].争鸣，2006（03）：108.

作者：杨鹏 单位：辽宁师范大学影视艺术学院戏剧与影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