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叙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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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8年凭借真人故事改编的影片《我不是药神》上映，实现了票房与口碑的双丰收。本文将从影片的故事策略、叙事模式以及视觉情景建构三方面着手，结合相关故事情节、画面，细致分析《我不是药神》在故事选择、主题凸显、镜头画面运用的独到之处，探究现实主义题材电影的叙事策略，为其他现实主义题材电影提供借鉴。

【关键词】现实主义；《我不是药神》；叙事策略

一、《我不是药神》底层叙事的故事策略

（一）《我不是药神》故事选择1.根据新闻事件改编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新闻所具有的真实性，会让观众具有感同身受的体会，根据新闻事实改编故事内容，也逐渐成为现实主义题材电影的素材来源。《我不是药神》根据2015年轰动一时的“陆勇案”改编而成，电影主人公的原型就叫陆勇，来自江苏无锡，是一名慢粒白血病患者，在2002年被检查出患有慢粒白血病后，医生建议服用“格列宁”抗癌药，但是该药售价高达23500元一盒，慢粒白血病患者平均每月服用一盒，吃药加上治疗掏空了陆勇的家底。2004年6月，陆勇了解到印度仿制“格列宁”药，药性相似度高达99.9%，在服用仿制药后，在病友群里分享了仿制药，上千名病友纷纷购买。2014年沅江市检察院以“妨害信用卡管理”和“销售假药”为罪名，将陆勇公诉至沅江市法院。2015年1月27日，沅江市检察院向法院请求撤回对陆勇的起诉，法院当天对“撤回起诉”作出准许裁定，2015年1月29日，陆勇被释放。[1]2.社会热点的艺术加工社会热点是建立在新闻事实的基础之上，以某一事件为由头，随着社会发展变革，逐步在社会中显现出来，成为群众关注的对象，引发舆论，产生社会效果。慢粒白血病患者在我国普遍存在，并不是少数群体，具有代表性，根据“陆勇案”进行艺术加工，用电影来反映现实社会，进而影响国家相关部门对客观存在事实的关注，并采取相应的解决措施。该片上映后，总理就《我不是药神》引发舆论热议作出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加快落实抗癌药降价保供等相关措施。2018年，总理两次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决定，较大幅度降低抗癌药生产、进口环节增值税税负，采取政府集中采购、将进口创新药特别是急需的抗癌药及时纳入医保报销目录等方式。

（二）《我不是药神》个体生命的主题强调1.命运的挣扎与彷徨《我不是药神》中卖印度神油的老板程勇，在面对店里生意衰退；父亲病危，手术费凑不齐；前妻索要孩子抚养权的问题等困扰时，受慢粒白血病病人吕受益委托，偷渡印度，做起“代购”药品的工作，在赚钱的路上发现了商机，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在赚钱的同时，他认识了为了救女儿被迫做舞女的刘思慧，会英语的刘牧师，以及为了活命四处谋生的黄毛。这些人都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被迫谋生，并且饱受命运的摧残。程勇为了救病危的父亲才被迫选择贩卖仿制药，刘思慧为了救白血病的女儿才会选择跳舞谋生，黄毛为了挣钱买药从农村来到屠宰场打工。2.人性的揭露与反思人性有善恶之分，具有贪婪、嫉妒等弱点。影片通过事实的再现，将现实生活中人性的弱点通过电影呈现出来。程勇小舅子曹警官在参与仿制药案办理中说道：“这案子我真办不了，所有后果我来承担。”曹警官让自己承担该案所有后果，体现人性之善，与现实生活中铁面无私、不通人情味的警官形象形成对比，改变受众对警官的刻板印象。假药贩子张长林，为了自身经济利益，贩卖假药，赚取大量利润，在看到程勇为了病人冒险贩卖仿制药时说道：“这世上只有一种病，穷病，这病你治不过来。”张长林在经济利益面前呈现出的狡诈、低俗、昧着良心做事的形象，给人以反思，同时也是对当下社会现状的批判。

二、《我不是药神》叙事模式分析

（一）单一的线性叙事结构线性叙事就是按照故事的时间顺序展开，追求故事的连贯性、完整性。该片以程勇三次去印度贯穿成线，每一次去的目的不同。第一次去印度是为了挣钱，面对妻离子散、父亲高昂的治疗费用，明知犯罪，却一意孤行。第二次去印度，是为了救吕受益的命，最终还是晚了一步。第三次去印度是为了救更多患者的命，自己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卖出去，为了帮助买不起药的患者，让他们看到生的希望。这种单一的线性叙事结构，与商业影片所追求的戏剧性冲突有所改变，满足观众对现实主义题材电影的需求。

（二）时间的真实性流动电影的时间分为故事时间与银幕时间，电影的银幕时间一般为90-120分钟，电影的故事时间取决于导演对电影题材的选择和叙事的风格。[2]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大部分故事来源于生活，为了凸显生活的真实感，在讲故事的时间跨度上相对较小，通过较短时间建构故事情节，将主人公身上发生的故事用纪实性手法呈现给观众。《我不是药神》故事发生在2002年，通过人物穿着、建筑物风格交通工具等符号侧面反映出时间的流动与变化。同时，导演对人民币做了特写镜头描写，新旧纸币交替出现，也从侧面交代了该故事发生的时间背景。影片分为两个时间节点，第一个时间节点是发生在2002年；第二个时间节点以吕受益病危为切入点，时间过渡到一年后。把故事情节控制在一年，使电影叙事具有紧凑性。

（三）空间的隐喻性建构“空间和时间标志融合在一个被认识了的具体的整体中。时间的标志要展现在空间里，而空间则要通过时间来理解和衡量。这种不同系列的交叉和不同标志的融合，正是艺术时空体的特征所在。”[3]电影空间不仅是人物活动的地理位置的呈现，更有隐喻蕴含其中。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取材源于现实，破旧的房屋、拥挤的街道，多给观众带来脏、乱、差的视觉效果在该片中，拍摄取景地点为中国和印度，将叙事空间延伸到国外，为影片创作提供了国家化背景。比如：程勇第一次进入印度时，画面呈现出印度市井生活，人群涌动，街道上破乱不堪的场景，从侧面反映出印度经济发展欠发达；程勇第二次进入印度，画面呈现出印度街道破乱不堪、烟雾迷漫的场景，这种烟雾制造出一种仙境般的观感，让人物置于其中，隐喻程勇在面对死亡时的迷茫和不知所措。程勇和儿子一起吃饭以及请吕受益吃饭的地方均在小吃店铺，从侧面反映出程勇拮据的生活现状。

三、《我不是药神》的视觉情景建构

（一）长镜头表现人物的真实生活长镜头拍摄手法是相对于蒙太奇的一种拍摄手法，巴赞认为：“电影的本质就是物质现实的复原，当影片纪录和解释物质现实时，它才成为名副其实的影片。”影片应该是照搬、复制生活，不应受到人的干预，按照生活本来的面目反映生活。[4]长镜头的运用为电影中的故事得到真实再现，具有蒙太奇所不具有的艺术效果，丰富了现实主义题材电影的镜头叙事手法。比如，程勇从吕受益丧礼房间出来时，面对每一个戴口罩的慢粒白血病人逼射过来的目光，这个长镜头的运用十分有代入感，让观众感觉自己仿佛变成了程勇，能把观众更深入的代入电影所呈现的环境中。

（二）特写镜头的意蕴表达法国导演让•爱浦斯坦以诗意的激情描述特写：“特写镜头使戏剧发生了变化，使它具有一种令人激动的亲近感。我们几乎可以用手触摸到主人公们的痛苦，亲密无间。它像神似的深入到我的心中，视觉印像是极其尖锐的。”[5]通过特写镜头刻画人物内心世界，对人物内心的想法通过镜头最大化表现出来。影片中有两次对“格列宁”药的特写镜头，第一次是黄毛抢药散给病友后，程勇和吕受益抓到黄毛，吕受益拿着瓶子从病人手里收药，每人手里只有一粒药。第二次对格“列宁药”的特写是黄毛开车被大货车撞死的时候，大把大把的黄色药丸洒满一地。第一次特写镜头的描写从侧面反映出“格列宁”药对慢粒白血病人的珍贵性以及来之不易；第二次特写镜头与第一次形成鲜明的对比，多与少之间反映出黄毛为了保护救命药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悲壮情感，黄毛自身也是病人，深知该药对于他们的重要性，不仅是病人的希望更是一个家庭的希望。

（三）自然主义灯光刻画人物内心世界灯光是影视画面构图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人物的造型、场景的构成、气氛的营造，都起着不一样的作用。《我不是药神》摄影指导王博学说：“该片布光上遵循自然主义的方式，一定要有现实的逻辑和光源依据，同时抽离出来根据剧本做一些戏剧化的处理。”[6]程勇到医院看吕受益，在医院走廊上，程勇和吕受益的妻子坐在长凳上，两人中间是一束光，走廊两旁是墙，摄像师使用假定性光，凸显人物内心的变化。程勇身体一半是被光照着的，一半处于阴暗面，隐喻程勇内心世界的变化。一方面对吕受益的同情和怜悯之心，另一方面，也是程勇的一个转折，见完吕受益之后，程勇第二次进入印度，不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救吕受益的命，第三次进入印度以低于进价的价格把药售卖给慢粒白血病人，只为让更多的病人看到希望，挽救更多的生命。

结语

《我不是药神》的内容从生活小事着手，以现实生活中最微不足道的生活环境再现社会底层群体的生活现状，并以真实人物为原型的角色形象启发观众对社会医疗现状的反思。该影片不仅实现了它的艺术价值和商业价值，更升华了其社会价值。

参考文献：

[2]李振礼.现实题材电影的底层叙事策略研究[D].曲阜师范大学，2018(06).

[3]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三卷)[M].白春仁，晓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74页．

[5]王斌，杨丽萍.特写镜头的共鸣与震撼[J].新闻知识,2009年第7期,第46页.

[6]ARRI.9.0高分电影《我不是药神》摄影指导王博学专访[J].影视制作，2018(07).

作者：郁轩 孔璇 肖涛 单位：塔里木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