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十三钗中书娟父亲形象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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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方向红 单位：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

小说中的书娟父亲仅仅是妓女玉墨的陪衬，是玉墨跳出苦海追求幸福的赌注。电影完全淡化了原著书娟父亲与玉墨的关系，书娟父亲孟先生在电影中只是一个爱女心切、因未及时转移出女儿而心怀焦虑愧疚的父亲，但这个孟先生却推动着整个电影情节的发展。教堂女学生们在战火中贸然跑出教堂，是因为书娟说她的父亲能搞到逃出南京的船票，结果女孩们没等到船票却等来了凶残的日本鬼子。孟先生为救女儿，委身日寇当了汉奸。他利用汉奸身份，为教堂临时神父约翰送来了修车工具和通行证。最后，十几位风尘女子顶替女学生赴日军“宴会”，孟先生惨遭杀害，约翰开着卡车成功将女学生们转移出南京。

书娟父亲孟先生在电影中的出场并不多，但影片却赋予他复杂的性格特征和丰富的情感世界。书娟父亲虽然以生命为代价救出了女儿及女儿的11个同伴，但他并不伟大，也算不上英雄，他毕竟当过汉奸，这不光彩的一面是他一生的污点。这是一个匍匐在战乱中的灰色小人物。“灰色”透明度差，让人联想到阴沉的天和灰蒙蒙的地，给人沉重、压抑、模糊不清之感，因而“灰色”一词具有忧愁、情绪低落、没有生气的象征意义［2］。“苦”是孟先生的精髓和心理脉络。战乱前，他在交通部任职，有一定身份和地位，还会日语和英语。可是国难当头，他没有能力和勇气与日寇做斗争，他首先想到的是逃跑。女儿不肯丢下同伴独自逃走的纯真和仗义让他犯难，他没有办法搞到那么多离开南京的船票。女儿陷入困境，他无能为力，只能委身日寇为日本人服务而得以接近女儿。见到女儿，他抱怨女儿不听他的话，他理解不了十几岁女孩心中对友谊的珍视，女儿宁愿与同伴一起死，也不愿背上背信弃义的骂名。孟先生跟在日本军官身后走进教堂，点头哈腰、谦卑的表情和袖子上套着的日本旗让女儿书娟厌恶到极点，“汉奸”一词从女儿同伴嘴中鄙夷愤恨地喊出。他对约翰坦言，“我既救不了国家，也救不了人民，只能救我自己”。他有小知识分子的劣根性，软弱怯懦，面对残酷的现实，他选择逃避，选择信仰的失落。为了救出女儿，他能做到的有效的办法就是为日本人服务。这一步踏出，他丧失了人格和骨气。

书娟父亲委身日寇，却不是纯粹的“汉奸”。“汉奸”作为专有名词，《现代汉语词典》解释:原指汉族的败类，后泛指投靠侵略者、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中华民族的败类。书娟父亲向女儿保证“绝不会做坏事”，“爹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他用全部家产贿赂日军，不惜前途和生命去救女儿。他冒着生命危险弄来修车工具和通行证，他小心翼翼找到约翰，风声鹤唳的形势让他紧张，说话急促，“约翰……我把女儿交给了你……我答应过她母亲要好好照顾她……”书娟父亲身上完全没有汉奸败类的典型特征。电影银幕上我们见识了太多的汉奸，《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伪军司令高大成，《敌后武工队》中的侯扒皮、哈巴狗，《烈火金刚》中的高铁杆儿，《苦菜花》中的王惟一、王柬芝，《平原枪声》中的杨百顺等都是大家熟悉的汉奸形象。这些汉奸有着共同的特征，一是对国人残暴至极，对日本人却是奴颜媚骨;二是对物欲权势的贪求，比如《敌后武工队》中的哈巴狗，平时就为害乡里残暴不仁，但对日本人卑躬屈膝，得到日本人的夸奖，就像狗得到了主人扔的一块骨头那样高兴。［3］书娟父亲虽然迫不得已当了汉奸，但不是坏人。他为日本人服务不为升官发财，也没有仗势欺人。人本主义观点认为，生存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求生是人最起码的生存本能。书娟父亲性格软弱胆怯，但有着强烈的家庭责任感，他默默地履行着对死去妻子的承诺好好照顾女儿。南京失陷，战火纷飞，倔强的女儿不肯独自跟他离开，他没有舍弃女儿自己逃走，而是留了下来，面临着随时都有可能死去的危险。书娟父亲用行动兑现了他对女儿说的话，“爹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书娟父亲不顾一切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女儿，女儿曾经不领情，厌恶当汉奸的父亲，直到最后女儿才知道父亲的良苦用心。约翰遗憾没能安葬书娟父亲，他告诉书娟“你的父亲是个好人”。书娟父亲用死表达了一份深沉的父爱。

影片中的书娟父亲有软弱怯懦的一面，但影片又自然转换展现他无私、勇敢的一面，性格行为转变的契机是对女儿博大的爱。书娟父亲为了在日军横行的南京城存活，昧着中国人的良心当了令人唾弃的汉奸。他当汉奸，舍出全部家产贿赂日军，抓住任何进入教堂的有限时间，躲避日军的监视，为约翰提供帮助。他明知日军已经对他产生怀疑，还孤注一掷弄来了稀缺的修车工具和通行证。他把心爱的女儿托付给约翰，絮叨地交代逃离细节:“离开教堂时，记得往西走，那里有离开南京的路……”内心里已经做好了死亡的准备。他当汉奸，没有为自己谋一点私利，最后还倒在日军杀人灭口的枪下。书娟父亲身上凝聚了中国普通父亲的特点，善良和蔼，有着强烈的家庭责任感，无微不至地照顾女儿。这份父爱在战乱时期显得那样压抑和苦闷，在残暴的日军面前，书娟父亲只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小人物，他既无名声也无权势，背后也没有援军，他一个人在孤苦地支撑，为了女儿，他不得不与现实妥协，不得不忍受女儿对他的误解。女儿和同伴安全离开南京，九泉之下的他瞑目了，死是他的解脱和升华。

《金陵十三钗》中的书娟父亲“汉奸”形象颠覆了以往影视剧中惯有的汉奸模式。传统影视剧中的汉奸，几乎都是容貌丑陋，仗势欺人，比如《平原枪声》中的汉奸杨百顺，是肖家镇有名的无赖，长得贼眉鼠眼，干瘦的脑袋充满了馊主意，老百姓给他起个外号叫“杨大王八”;又比如《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高大成，长得五大三粗，鹰钩鼻子，一副变色眼镜遮住右边的大瞎眼。以往影视编剧对汉奸形象的塑造趋向类型化、符号化，这样容易让观众了解汉奸丑恶的内在本质，激发对汉奸的痛恨。书娟父亲一开始出现在银幕上是一个四十开外的中年男子，带着绅士帽，身材微胖，胖嘟嘟的脸上挂着谦卑的表情，人物出场确实没给观众带来什么好印象，但他诚恳的话语，冒着生命危险积极无畏救女儿的行为，让观众一点一点感受到了他的勇敢和无私的父爱。书娟父亲在片中始终是苦闷的，日军层层包围的教堂他每一次出入都极为谨慎小心，急切、短促的言语更显得怯懦。女孩们上车赴宴前，他哀求日军，执意要见女儿最后一面，在疑惑宽慰间，残暴的日军给他当头一枪就轰然倒地。他的死来得那样突然，观众为之揪心，不禁为他掬一把同情之泪。他的胆小、平凡和慈爱拉近了人物与观众的距离，他就是中国普通民众一员，仿佛就存在我们父辈中间。

《金陵十三钗》塑造了一个“汉奸”父亲形象，虽然这个汉奸不可恨，带给观众那么多感动，但“汉奸”身份毕竟是不光彩可耻的。是什么让一个有家庭责任感、慈爱的男人变成汉奸，确实是一个不得不思考的问题。电影开头南京城一片混乱，到处都是死人，全副武装的日军在坦克的推进下，手拿机枪肆意扫射平民百姓，抵抗重重逼近的日军只有十几个国军将士，国军教官毅然违背上级撤退的命令，指挥部下抗击鬼子，保护柔弱的女学生。国军将士义无反顾用血肉之躯抵挡鬼子的坦克、机枪，场景惨烈。秦淮河的14个妓女擅自翻过墙头跳进教堂，只为寻得暂时安宁。无所依靠的百姓拿什么保护自己?国难战乱前，老百姓的生命如同蝼蚁。在这种形势下，书娟父亲为救女儿委身日寇确实是没有办法无奈的选择。联系史料记载，抗日战争时期汉奸大量出现，为日寇作战的伪军超过百万。［4］“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然后人毁之，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孟子•离娄上》)汉奸的出现主要是由中国自身原因造成的，国力衰微，政府腐败，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当外敌入侵时，相当一部分普通老百姓因无法生存以致不得不去做汉奸维持生计。结合多灾多难的中国近现代史，电影书娟父亲的形象令人痛心，发人深省。

电影《金陵十三钗》把南京大屠杀中国民族记忆深处的痛苦直接展现在观众面前，一切故事的存在都具有直接的历史性，导演张艺谋讲了一个好故事。书娟父亲的形象是那样沉重，他承载了民族、战争太多的内涵，他的形象又是那样真实，深沉的父爱无需渲染铺垫，他是影片中刻画很成功的人物形象。美中不足的是，影片对原著小说中书娟父亲与妓女玉墨关系的完全淡化，让片中书娟对玉墨的刻骨憎恨成了无源之水，显得不合情理，书娟的行为举止在女学生群体中也没来由地显得怪异和特立独行。既然电影中书娟与玉墨毫无瓜葛，书娟何以会超乎寻常对玉墨好奇，又何以会痛哭流涕忏悔内心曾对妓女的憎恨?这是影片对原著小说中书娟父亲的改编留下的明显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