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的叙事性文学足迹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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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王洁辉 单位：平顶山学院国际教育交流学院

在文化艺术多元化发展的时代，这种“照搬式”的影视改编路径难以保持生命力和吸引力，而畅销小说的洛阳纸贵让影视创作者看到新的曙光。从《黑暗时代》《亚瑟王》的英雄传奇故事，到《布拉格之恋》的悖论式“眩晕”技法，再到《达•芬奇密码》的详略得当、跌宕起伏，电影改编从畅销小说中汲取灵感又勇于创新，迎来一个叫好又叫座的成功时代。

电影的叙事性文学足迹:选材与详略

畅销小说的改编电影绝大多数是以故事为着眼点的，情节的推动、人物的设定是电影的核心，叙事性的特点使电影中的文学足迹较为明显。电影改编的关键环节集中在背景选材、详略取舍与叙事手法上。第一，文学选材要深厚、广泛，探索尽可能多的观众兴趣点，以便于激发电影创作灵感;第二，不可照搬原著，影视作品的时间有限，无法洋洋洒洒几十万字，因此情节安排要详略得当、去粗取精。

(一)取材广泛，视角集中

小说家从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的搜索中汲取灵感，对亚瑟王传奇的描写不断推陈出新，留下一部部巨著名篇，《亚瑟王之死》《国王牧歌》《仙后》《荒原》，构建了一个庞大的“亚瑟王国”。这个西方世界耳熟能详的传奇故事，不可避免地成为影视创作的取材源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四部:1981年《黑暗时代》、1995年《第一骑士》、2001年《阿瓦隆迷雾》以及2004年公映的《亚瑟王》。《黑暗时代》是导演约翰•保曼的成名之作。这部作品较大程度忠于原著，完整的叙述了亚瑟王传奇的基本脉络，从亚瑟的出生、拔剑、称王，到一统天下、王国繁盛，直至背叛、乱伦和死亡。影片中人物众多，墨林、摩甘娜、兰斯洛特、桂尼维尔等都粉墨登场，且性格迥异，命运不同。由于叙事全面，情节安排上十分紧凑，圆桌骑士追寻圣杯等经典历险故事大多几笔带过，加之当时电影特效水平的限制，是电影看起来过于拖沓，更像是一部人物纪录片。亚瑟王传奇故事是博大、庞杂的，要把所有的情节融入两个小时的胶片中不切实际。《黑暗时代》做到了取材上的广泛着眼，但没有进行梳理和定位，细节表现不突出，疏于肤浅的叙事，而立意和文化内涵差强人意。

相比之下，杰瑞•查克导演1995年的作品《第一骑士》(又名《剑侠风流》)则截取了亚瑟王传奇的一个侧面，即圆桌骑士中勇士兰斯洛特对亚瑟王的忠诚和对王后桂尼维尔的爱情这个两难的抉择来展开情节。流浪剑客兰斯洛特从歹徒手中救下了出嫁途中的少女，风流剑客与妙龄少女一见钟情，为了陪在桂尼维尔的身边，骑士投在亚瑟王麾下默默守护，在一系列战争和吞并之后，两人有情人终成眷属。纵览全片，电影在小说故事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中世纪浪漫主义创新，雄伟的城堡、碧绿的原野、英俊的骑士，视觉效果极佳。可以说，这部影片取材于亚瑟王传奇，但定位在圆桌骑士的爱情故事中，探讨忠诚于爱的矛盾和抉择，情节紧凑集中、叙事完整，展现了一个独特的视角。2001年上映的《阿瓦隆迷雾》根据著名魔幻女作家玛莉恩•布托德蕾从女性角度改写的传说改编而成，女性主义足迹十分明显。影片故事自始至终是一个悲剧，背景设定为古老宗教的没落之时，虔诚的皇后桂尼维尔，野心勃勃的摩高丝，湖夫人薇薇安以及阿瓦隆最后的祭司摩根，在王国没落之时讲述一曲史诗般的传奇，姐弟乱伦、三角关系、父子相残等剧情残酷上演。亚瑟王传奇演化成为宗教斗争的产物，亚瑟王也丧失了领袖的睿智与英勇，沦为周旋于诸多女性之间的牺牲品。当一切复归于沉寂，茫茫原野中传来基督教堂沉郁的钟声，迷雾最终笼罩了阿瓦隆上空。这部影片的视角定位于亚瑟王背后的几个女性人物，以女性的视角展开情节，细腻且平静，没有硝烟四起的战争场面却内里波涛汹涌，可谓取材定位独树一帜。四部影片中最为出名的要数2004年公映的大片《亚瑟王》，它一改《阿瓦隆迷雾》的颓废与无奈，亚瑟王重新恢复了骑士领袖的英勇与果敢。他成功地把互相仇杀的部落统一起来，带领他们取得了一系列决定性的胜利。电影还原了当时的历史，以亚瑟王的统一之路为视角，围绕这个核心展开情节，战争场面宏伟，骑士、将军刻画英勇伟岸，是一部较为成功的英雄主义战争史诗作品。影视改编在取材时要完整、广泛，但定位视角时要注意取舍与偏颇，应当选取一个核心点展开情节，设定饱满的人物形象，切忌眉毛胡子一把抓。电影毕竟与小说不同，它应该是精炼的、集中的。

(二)详略得当，张弛有度

《达•芬奇密码》(TheDaVinciCode)是美国作家丹•布朗的一部悬疑小说，一经面市就横扫美国各大畅销书榜，以750万本的成绩打破美国小说销售纪录。在叙事话语上，作者采用简洁、紧凑的语言，特充满悬念的设置故事情节，展开叙述。此外，书中大量使用了文字游戏、字谜游戏和密码游戏，把峋山隐修会、达•芬奇、牛顿等特定历史人物和故事重新解读，内容丰富，文化深厚。电影《达•芬奇密码》在进行改编创作时保留了原著的悬疑特质，紧凑情节，选取最贴近“追凶寻宝”主题的边线展开叙述，以时间的直线顺序发展为主导来组织叙事。影片安排详略得当，事态从点到面渐次发展，整个故事环环相扣、一波三折。因果式线形结构在影片中发挥到了极致，利用制造悬念、设置圈套等叙述技巧，强调对信息的藏与露、铺垫与照应，极大增强了本文中难以表达的结构叙事张力，紧紧抓住观众的情绪和脉搏。小说的情节特别是解谜过程十分复杂，全部融入电影如处理不当会显得枯燥、晦涩，导演在把握精髓的基础上删减了部分环节，以紧凑影片节奏。例如，片中删去了兰登与索菲在卢浮宫逃跑前与巡逻警察斗智斗勇的较量情节，还有假装去撒骨灰等，使影片的关注点集中于谜题的发现与破解之间，为主要情节留有余地。又如，出于发行和票房的考虑，影片对宗教问题没有过多的争论和阐述，对达•芬奇的生平、画作《岩间圣母》的描述都没有出现，对圣婚也只是在影片结尾时出现很少的镜头，回避态度十分明显。笔者认为，这种详略得当的选取是十分必要的。呈现在观众眼前的是一部危机重重的悬疑侦破故事，这也是影片受众范围广泛的基础，过多的宗教描写难免喧宾夺主，使影片流于小众的宗教主题电影。

小说与电影的互文叙事

影视创作者要承认和利用小说与电影的互文叙事，观众难免会将改编电影与原著相对比，作为两个相对独立的叙事单元来比照，创作者不要一味地剥离或靠近，而应结合语言性与画面感，发现更多有价值的艺术特性和连接点。法国后结构主义学者克里斯蒂娃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中最先提出了“互文性”概念:“所谓互文性是指任何一个单独的文本都是不自足的，它必须在与其他文本交互参照、交互指涉的过程中产生;任何文本都是一种互文，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毫无疑问，文学与电影也具有很强的互文性特征，不能割裂开来，特别是在影视改编中它们的共同点都是叙事。前者通过文字叙事，而后者借助镜头叙事。两者的艺术元素是相互交织的，文学具有电影的空间视觉性，要通过想象实现;电影具有文学的时间流逝性，要通过活动的视觉画面来表现。

以小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与电影作品《布拉格之春》为例，两者在叙事上具有共同性，而策略上却各有所长。《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一开始就有叙事者存在，“我”在小说第一句提出“永恒轮回”的哲学命题，旨在为小说中的人物托马斯设置一个规定情境，即关于轻与重的存在编码。而导演考夫曼在长篇的哲学理论中提炼出了电影主题，选择用托马斯与特蕾莎的爱情长跑为主线，由表及里为观众展现轻与重的哲学命题。与小说的单线叙述不同，影片分为五个阶段展开情节:小镇初遇、感情插曲、布拉格政变、流亡瑞士、回归田园。

或许有人认为，影片《布拉格之恋》只是米兰•昆德拉小说的一小部分，但正是这一段影像，像影片中多次出现的镜子一样触手可及又凉气袭人，外化了小说深奥的哲学逻辑，使叙事更加通俗、生动。立足于文学与电影改编的互文性，我们能更好地解读影片的文学足迹，创作最佳的剧本，实现更高的电影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