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文学作品到影视剧的变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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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较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战争题材小说，《潜伏》中的人物心理描写和故事结构都缺乏一定的细腻感。这样一个普通的小说到了编剧那里则完全变了模样，革命故事变得更加跌宕起伏，特别是平添了另两个不同的女性———左蓝和晚秋。左蓝是余则成的初恋情人，这个时候的余则成还是国民党的机关特务，左蓝策反他加入革命的队伍。左蓝代表了人生中的一种信仰。她引领着余则成前进。在余则成迷茫的时候，左蓝给了他人生的方向，让他认识到自己生存的价值。这个时期，恋爱是主体，革命是陪衬。晚秋代表了一种理想的诗意。在那个风雨欲来的日子里，她寄居在伯父家里，仍然唱歌、赋诗，大有“商女不知亡国恨”的样子。但是不能不说她是很多男人心中的诗意，和左蓝、翠平不同，她人生的要义就是活着。尽管一开始是为了帮助伯父来拉拢余则成，当作为少女的她爱上余则成后，则显示出娜拉一样的勇气，渴望余则成带她远走高飞。即便日后嫁作他人妇后，仍不忘余则成，在绝望自杀未成后，听从余则成的安排，远赴延安，开始了新的人生。“革命加恋爱”曾经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现代文学中的一大主题，现在看来却特别新鲜。1935年，茅盾发表《“革命”与“恋爱”的公式》一文，归纳“革命与恋爱小说”的三种公式，一是“革命”+“恋爱”;二是“革命决定了恋爱”;三是“革命产生了恋爱”。①《潜伏》中的三个女性恰好完整地演绎了这三个公式。

翠平和前两位女性完全不一样。她来自农村，为了完成上级布置的人物，和余则成假结婚，成了他生活中的伴侣，这个时期革命是惟一的要突出的主题，恋爱是穿插其中的小乐曲。翠平皮肤黝黑，喜欢抽烟袋，大大咧咧，有勇无谋，与完美的左蓝、诗意的晚秋相比，她显得很笨拙，笑话百出。但是，这个曾经做过游击队长的山里女子，坚强无比，善良大度。为了革命，也为了掩护余则成，她学穿旗袍，学打麻将，甚至学会了她认为最难的认字。她的勇敢，她的神枪法都折服了余则成。她与余则成的爱情终于水到渠成，有情人终成眷属。小说的结局却是以悲剧而告终，翠平站在山崖间抱着孩子等待，仿佛是一尊望夫崖。而为了革命的需要，余则成已踏上台湾的土地，与晚秋结婚。剧本这样的安排多少都让人唏嘘不已，跌宕起伏过后，留下大片的空白让人想象，不能不说是高明之举。与当下其他红色经典影像作品相比，《潜伏》无疑是成功的。在新的时代语境下，人们对积淀着深厚历史内涵的红色经典有回眸审视的愿望。与那些过于强调政治意识形态的作品相比，电视剧《潜伏》在审美内涵与风格上判然有别，小说中“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被瓦解，原来一本正经的他们也食人间烟火，也有七情六欲，这种复杂的情感纠葛带给人们的是新异的感觉冲击，令人耳目一新。

细腻的语言中散发幽默清新剂

步入消费文化语境下，文学迅速转向娱乐化倾向，不论是情节还是主题，不论是话语还是艺术追求，文学不由自主地纳入到消费社会的享乐潮流中。《潜伏》作为红色经典再次热播，它的成功除了剧情本身的枝繁叶茂，孙红雷、姚晨的出色表现外，其独特的幽默语言更是该剧无穷魅力的一大原因。《潜伏》的台词充满了生活化的幽默，一个严肃的革命主题立刻变得亲切起来，一组性格鲜明的人物，富于想象力的情节，在改编后，成为一部风格迥异的大众化喜剧。例如:在营救核弹专家钱教授片段，李崖手下的一名高级内线，因余则成设计，他被掉包送往了台湾。站长与李崖的对话充满了幽默。站长问内线的去向。李崖:在哪里?站长:他在台湾砍甘蔗呢?吴站长的气急败坏，通过这种幽默的语言凸显出来，这样的回答让观众在会心一笑的同时，既能感觉到站长对李涯的失望和愤怒，也能听出站长的言外之意，台湾是国民党要撤退的最后地点。自己本来是想先逃到那的，却让这个无名小卒先去了。人物的性格、剧情的发展在幽默的语言中全部得以体现。林黛玉是《红楼梦》中的主要人物，多愁善感，只要读点书的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林黛玉和翠平形象上的对比是产生幽默的所在，一个满腹诗文，一个大字不识;一个温柔细腻，一个豪爽鲁莽。当余则成把翠平比作林黛玉时，我们眼前展现的是女主人公的美好外在形象，正想沉浸在这个美好的比喻时，翠平的一句“在哪儿认识的野女人吧”让人忍俊不禁。翠平和余则成是假结婚，但在长期的相处中产生了感情，这句吃醋的话，既呼应了前面说翠平不识字的事，同时又为翠平渐渐爱恋上余则成做一下铺垫，幽默而不失风趣。这段台词，也成为人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话语。艰涩深奥被义无反顾地抛弃，幽默轻松成了现实压力的最好化解良药。

日常生活中演绎当下众生态

不难看出，改编后的《潜伏》运用了独特的叙事方式，创造了一个截然不同于传统文学和精英文学的世界。而在这一过程中，现代大众传媒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影视传媒和互联网给它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力。除此之外，电视剧《潜伏》的成功还在于对当下生活状态的虚拟影射。文学离不开虚构，但文学的虚构又是在对现实生活进行选择与提炼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反映现实的某一方面本质而又高于现实的世界。这个世界与现实有着种种联系，但又是与现实分离的艺术世界。通过虚构的场景来满足读者在现实中受压抑的情绪和欲望，是人们内心所渴望表达的一种想法。现代社会，物质生活极大丰富，但人们的精神却是空前的孤单和浮躁，感伤、忧愁、烦恼弥漫于整个社会，人们比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需要安抚心灵，而影视作品恰恰迎合了这个需要，以剧中的人和事来演绎当下的众生态，调动一切手段，在虚拟的世界里宣泄着自己的情绪。

历史不能被解构，更不能被遗忘。《潜伏》的剧情横跨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剧中的日常生活演绎了当下生活的众生态。正是因为剧情中的很多价值观和当下某些民众的意识相似，使我们有了急切探求结局的意愿。站长吴敬中的话代表了当今某些官员的心声，“没有那点特权，谁还当官啊”，他大肆收敛钱财，把余则成当成他的招财童子，表面上道貌岸然，为党国出力，暗中一心为自己寻找后路，利用手中职权，金条、美金一样也不放过。而谢若林的思想多少也代表着某些人的价值观:你能告诉我哪根金条是高尚的，哪根金条是卑劣的?那些当官的“嘴上全是主义，心头全是生意”，这样的对白道出了一部分利己主义者的心声，只为金钱活着，没有信仰，没有主义，完全的拜金主义者。编剧最终让谢若林死于非命，也是对这种价值观的否定，提醒人们在这个物质大发展的时代，欲壑难填终将以悲剧告终。人应该有信仰，有主义，才能活得有价值。在这里，以往那种在主流意识形态统摄之下的“宏大的民族———国家寓言式的叙事，明显转向了个人化的、私人性的小叙事;对那些悲天悯人的命运的关怀，转向了感觉、体验和想象;厚重的深度感变成了轻薄的平面感。③这样的叙事方式使得民众更易接受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比大道理的说教效果更好。当然，小说和剧本不免还有一些小瑕疵。比如，小说开头，写翠平来到宝坻县临亭口，随行的还有老岳母，余则成下车冲着老太太叫了声妈，这才给老马介绍说这是我的岳母，这是我的同事。可是后来这个老岳母就消失了，既没交代她的去向，也不解释她为什么没一起住几天，不合人之常情。幸好，这一点在剧本中得到了弥补，一下子删去了这个人物，反而符合逻辑。

剧本中，因为叙述视角的需要，剧中的国民党军统是极其可笑愚蠢的，每次情报，余则成都能巧妙获取，并栽赃他人，马队长、陆桥山、李涯全不是他的对手，而他依旧能获得老谋深算的站长吴敬中的信任，编剧的主观意愿在这里就显得特别强烈。正如我们现在回头看抗日电影，《铁道游击战》《地雷战》，等等，日本人总是矮小蠢笨，被我们杀得片甲不留，鬼哭狼嚎，结局总是以我军的胜利而告终。当然剧本不是历史课本，但是它一定能影射历史，让我们在看完后，有所深思，有所感悟。《潜伏》从小说走向剧本，如一棵大树在春天里渐渐枝繁叶茂，开出一树繁花果，它的华丽变身吸引着我们。（本文作者：沈滨 单位：泰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