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尿频与心理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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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李星1 林慧卿1 葛欣2 李玉峰2 作者单位：1.恩泽医疗中心( 集团) 台州市中心医院儿科 2.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儿科

儿童焦虑性情绪障碍筛查：入选对象均需填写儿童焦虑性情绪障碍(SCARED)筛查表［4］。SCARED用于评价儿童焦虑心理状况。共41个项目、5个因子(躯体化/惊恐、学校恐怖、广泛性焦虑、社交恐怖、分离性焦虑)和3个分级(没有=0分;有时有=1分;经常有=2分)。量表总分＞23分(全国常模划界分)为存在焦虑状态。得分越高，焦虑越严重。SCARED全国城市常模对焦虑症性障碍诊断的灵敏度为0．74，特异度为0．79。

儿童抑郁自评量表：入选对象要求填写儿童抑郁自评量表(DSRSC)［5］。DSRSC用于评价儿童抑郁心理状况。共18个项目和3个分级(没有=0分;有时有=1分;经常有=2分)。量表总分≥15分为存在抑郁状态。得分越高，抑郁越严重。DSRSC对抑郁障碍诊断的灵敏度为0．86，特异度为0．82。

统计学分析：采用SPSS13．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值±标准差(x±s)表示;计数资料采用频数及构成比表示。各组之间的变化值均符合正态分布且方差齐，故两样本间计量资料的比较用成组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用χ2检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法评估焦虑或抑郁心理与神经性尿频的关系。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1两组一般情况比较

两组在年龄、性别构成、家庭收入、单亲/双亲和学习成绩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病例组焦虑或抑郁心理检出率

病例组中，86例患儿存在焦虑，占63．2%;72例患儿存在抑郁，占52．9%。对照组6例儿童存在焦虑，占4．4%;3例儿童存在抑郁，占2．2%。病例组焦虑和抑郁检出率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3两组SCARED和DSRSC评分的单因素分析

病例组SCARED总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且病例组SCARED各因子评分也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病例组DSRSC评分亦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见表2。

4两组SCARED和DSRSC评分的多因素分析

以神经性尿频为应变量，以焦虑和抑郁为自变量，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SCARED评分＞23分者(即存在焦虑)神经性尿频发病风险为SCARED评分≤23分者的1．224倍;DSRSC评分≥15分者(即存在抑郁)神经性尿频发病风险为DSRSC评分＜15分者的1．148倍。见表3。

讨论

神经性尿频指非感染性尿频尿急，是儿科一个独立的疾病，患儿年龄一般在2～11岁，多发生在学龄前儿童，其发病特点为尿频，每2～10min排尿1次，患儿尿急，较小患儿经常为此尿湿裤子，可继发尿路感染或阴部湿疹。神经性尿频患儿并无器质性病变，诱发本病的主要原因可能为:一方面是小儿大脑皮层发育尚不够完善，对脊髓初级排尿中枢的抑制功能较差，容易受外界不良刺激的影响而出现障碍［6］，另一方面是孩子生活中一些引起精神紧张、对精神状态造成不良刺激的因素导致排尿抑制功能发生障碍［7］，结果表现出小便次数增多。

本研究发现，神经性尿频患儿焦虑(63．2%)、抑郁(52．9%)患病率显著高于健康儿童，提示神经性尿频患儿处于焦虑或抑郁状况。进一步分析发现，神经性尿频患儿焦虑和抑郁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提示焦虑和抑郁心理可能为神经性尿频的发病原因。病例组SCARED各因子评分也显著高于对照组，提示诱发神经性尿频发生的焦虑表现是多方面的，或表现为躯体，或表现为社交恐怖，或表现为分离性焦虑等。进一步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SCARED评分＞23分者(即存在焦虑)神经性尿频发病风险为SCARED评分≤23分者的1．224倍;DSRSC评分≥15分者(即存在抑郁)神经性尿频发病风险为DSRSC评分＜15分者的1．148倍，提示焦虑和抑郁是神经性尿频的重要病因。这是本研究的创新之处，虽然既往很多研究认为精神因素可能参与神经性尿频的发生，但尚未见探讨焦虑或抑郁状态与神经性尿频关系的报道。如綦秀贞等［2］采用心理干预联合山莨菪碱治疗80例小儿神经性尿频患者，表明心理干预可增加疗效，认为心理因素为神经性尿频发病的重要原因。逢明梅等［8］通过心理治疗联合牛磺酸颗粒与单用牛磺酸颗粒对比，表明加用心理治疗疗效更佳，作者认为心理问题为小儿神经性尿频的重要原因。

本研究只是两个研究中心的结果，病例数尚不多，也无进一步心理干预结果，故尚存在不足。但至少明确提示，焦虑和抑郁心理参与神经性尿频的发病，在治疗过程中积极进行心理干预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