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运动与儿童文学教育的互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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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语运动在推广自身的过程中看到了儿童领域蕴含的历史契机。儿童群体的被关注和儿童文学兴起，让国语运动找到了一条自我推广的路径。儿童文学研究的热潮以及运用白话文创作儿童文学作品开展的国语实验，使儿童文学成为连接儿童群体与国语运动的一种建构方式。国语运动带来的语言变革，具体到儿童教育领域，带来了小学教材、儿童读物的编订与选择的变化，为儿童文学和儿童教育的发展找到了新的生长点。

关键词：国语运动；儿童；儿童文学；儿童教育

学界关于国语运动的研究已较为全面和成熟，研究者多从语言角度、国语运动与文学革命的关系、新文化运动背景中的国语运动等角度展开对国语运动的研究。①关于国语运动与儿童文学的关系略有论及，②但相对忽视国语运动与儿童群体、儿童教育之间的内在关系研究。在整合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可从国语运动与儿童领域的内在联系出发，对两者互动发展的内在机制进行探析。

一、国语运动对儿童群体的关注

国语运动是从清季开始孕育、五四时期完全展开的一项语言运动。因所处特殊的时代环境，故其不仅仅是一项语言运动，还承载着国家意识形态的操纵，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学现代性变革。语言运动所追求的不仅仅是语言的变革，更重要的是语言背后的思维、思想与文化的革新。黎锦熙称：“在中国现代史中，有比辛亥革命更为艰巨的一种革命，就是‘国语运动’……因为这种革命运动，实实在在牵涉了几千年来的文化和社会生活，要以人力办到，政府的力量和社会的潮流必须合拍”。［1］（P93）故，国语运动需要充分利用多方力量和一切可利用的资源才能最大程度地实现语言革命所追求的效果。这也是国语运动将视线拓展到其他领域的内在原因。

在这一包含着语言、思想、文化的大变革过程中，国语运动的先驱们是如何认识到需要关注儿童这一群体的呢？这与五四时期兴起的儿童关注热潮以及儿童文学的兴起趋势有关。国语运动全面展开之时，恰逢社会对儿童群体的重新认识阶段。五四时期，迎来了关于人的观念的变革，儿童这一群体在人的观念变革中浮出历史的表面，也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从杜威来华演讲，倡导儿童中心主义，人们开始对儿童有一个新的认识；之后鲁迅发出的“救救孩子”的呼声，以及《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的发表，势在破除“父为子纲”的封建思想观念，在思想和文学创作上开始关注儿童的内心和精神面貌；再到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儿童的文学》等关于儿童的文章的发表，引导思想文化界的趋新人士开始关注儿童的文学需求以及思考如何建设儿童本位的文学。此外，儿童文学的兴起也是引起国语运动对儿童群体关注的原因之一。儿童文学与儿童这一对联系密切的关系体，是无法断言谁先于谁而产生的。杜传坤在追溯儿童文学的起源时论述道：“其实并非自然意义上的‘儿童’为儿童文学提供了一种价值尺度，恰恰相反，正是‘儿童文学’建构了‘儿童’，儿童由此才得以获得其社会文化地位。”［2］（P16－21）所以，儿童文学在当时的发展与儿童群体备受社会关注有很强的互动关系。胡适在《国语运动与文学》的讲话中提到：“近来已有一种趋势，就是‘儿童文学’———童话，神话，故事———的提倡……南高附小和苏州一师附小，以及北大周作人先生，都正在那里研究‘儿童文学’”。［3］（P9－10）文化界和教育界对于儿童文学的关注，自然提高了儿童群体的社会关注程度。所以说，国语运动在五四的发展期，正好是儿童群体被“发现”且开始被正视和关注的主要时期。儿童群体自然而然地进入了国语运动的关注范围之内。

除了国语运动适逢儿童群体的发现期这点外，其还与国语运动的改革性质有关。正如国语运动的象征性口号“言文一致，国语统一”所指，国语运动所设定的目标包括书面文和语音两方面。傅斯年在《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中提出：“中国人知识普及的障碍物多的很；但是最祸害的，只有两条：第一是死人的话给活人用，第二是初民笨重的文字保持在现代生活的社会里”。［4］（P187）傅斯年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语音文字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同时，也彰显了这一语言革命目标的彻底性。这个语言改革的目标涉及了语言、文字、文体等多方面。这意味着需要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语言运用习惯。“语言变革是一个民族的重大的事情。语言是一个民族最深层的东西，不是涉及到民族的生存问题，不是迫不得已，这一根基是很难动摇的。”［5］（P29）因而，这一改革目标的实现是相当困难的。一方面有保守派的抵抗，他们坚持文言的正统地位。在此最为显著的例证是新文学运动先驱与学衡派之间的论争。在这两者之间的对峙中，最突出的即是语言的分野。在语言运动中，学衡派坚持文言优于白话，认为文言不仅美，而且方便适宜。在进行中西文化转译的时候，文言比白话能够更好地表达中国人的思想。胡适与梅光迪之间还为此发生了一场关于文言与白话的论争。梅光迪坚持认为诗和文的文字不能混同，诗的文字必须是文言的。而胡适则认为文言是已死的文字，不适合用于现代，应当予以废除。这一论争凸显出来的正是在国语运动大背景中，推行白话的语言和文字改革所面临的困难。除了保守派的抵抗，另一方面还有复古派的势力，他们力图在国语运动的各个环节随时予以反击。国语运动作为一场语言变革运动，它所蕴含的思想和文化革新的性质，牵涉了多个社会阶层势力之间的较量。在此艰难之际，国语运动先驱者看到了儿童群体，将儿童视为变革语言，推广国语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国语运动先驱们将运动开展的重点投射到儿童群体之中，不得不说是国语运动为克服改革阻力，化解改革矛盾另辟的一条蹊径。国语运动在展开和实行过程中遇到的阻力，以及改革之初新文学队伍势力的薄弱使得国语运动先驱们不得不从其他的途径去寻找可以壮大自身力量的群体力量。国语运动的革命性质，儿童群体的被发现和被关注，加上国语运动先驱关于儿童在语言学习运用方面的可塑空间之大的思考，以及新文化赋予儿童的关于民族国家未来之希望的身份想象，共同造就了国语运动对于儿童群体的关注这一事件的发生。

二、国语运动与儿童文学的合流

国语运动在关注了儿童群体之后，就开始思考如何在儿童群体中展开国语运动的推广工作，将国语运动中的白话文和普通话宣传推广出去。同时，国语运动对儿童文学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国语运动给儿童文学带来的不仅仅是易为儿童接受的白话文，还有与之相关的儿童文学创作中的文体变化，它甚至影响到儿童文学观念的变革。

“学习儿童文学，讲演儿童文学，研究儿童文学，这是‘五四’以后教育界的一种‘时髦’现象。”［6］（P27）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学习和研究的热潮与国语运动的发展形势遥相呼应，为国语运动和儿童文学的合流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基础。国家层面上，推出改革语言文字方面的政策，推出国家语音文字改革方案及试行标准等文件。1912年12月，教育部颁布“读音统一会章程”。1913年命各省设立“国音字母传习所”，《国音推行方案》等文件。这些语言改革方案为儿童文学的创作创造了一片新的天地。社会力量方面，现代文学作家开始进行白话儿童文学作品创作的实验。彼时文学界对于儿童文学的关注和创作热情是极其高涨的。鲁迅、周作人、茅盾、郑振铎、冰心、叶圣陶等都对儿童文学的建设和创作做出了显著的贡献。在作品创作方面，以冰心和叶圣陶的作品影响最大。冰心的《寄小读者》开创了儿童散文的新世界，以爱的哲学笔法向读者传递了深沉的母爱、童年的美好回忆，以及对于爱与美的赞美和向往。叶圣陶的《稻草人》则为儿童开启了神奇的童话世界，放飞了儿童关于自然和生活的无限想象。他们用白话文创作出来的儿童文学作品，不仅深受儿童的喜爱，也得到了许多成人读者的接受。将白话运用到儿童文学创作中，不仅促进了儿童文学的发展，也使国语运动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广。儿童文学作品在收获儿童读者的同时，也得到大量成人读者的喜爱，因为成人读者在儿童文学作品的阅读中找到了自己的童年记忆。这无疑扩大了国语的影响和传播范围。国语运动与儿童文学的合流，一方面有助于通过儿童文学的作品来传播和推广国语，另一方面对儿童的国语习得是影响深远的，为儿童提供了新奇的阅读体验。运用白话创作儿童文学作品，为白话在儿童文学领域的流通提供了合法性的地位；而儿童文学也因为使用了更易被儿童接受的白话和口语，极大提升了儿童文学作品的阅读体验，并在传播和读者接受中得到了发展。

文学领域中的国语运动，不单局限在语言文字层面，还可关注国语运动对文学创作以及新文学带来的影响。语言变化对于文学创作的发展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具体到儿童文学领域，便是国语运动这一语言变革，对于儿童文学的创作、读者接受等方面的影响。如胡适在《国语运动与文学》的演讲中提到，国语运动重要的不是让人们识得几个注音字母，能说一口官腔，而更重要的用国语养成文学的趣味。也只有在自己养成了文学的趣味之后，才能做好国语教员。“总之：我们能够使文学充分地发达，不但可以加增国语运动底势力，帮助国语底统一———大致统一；养成儿童底文学的兴趣，也有多大的关系！”［3］（P10）国语运动所要求的白话文创作，改变了儿童文学创作中的语言表达及与之相关的儿童阅读体验。儿童散文、童话、神话等体裁多样的儿童文学作品蕴含的阅读趣味，极大提高了儿童及成人读者对于国语的接受程度和接受效果。语言变革给儿童文学创作者带来的新的思考，也是国语运动给儿童文学带来的新的发展契机。儿童文学作家们从语言的层面，考虑儿童的阅读和接受习惯，甚至深入到文体问题，讨论何种语言、何种文体的儿童文学是适合儿童的，为儿童所需要的。国语运动给儿童文学创作带来的思考无疑为儿童文学在五四时期找到了新的生长点和新的发展方向。

严既澄在国语讲习所“暑假专修班”上讲道：“人生在小学的时期内，他的内部生命，对于现世，都没有甚么重要的要求，只有儿童的文学，是这时期内最不可或缺的精神上的食料。因此，我以为真正的儿童教育，应当首先著重这儿童文学”。［7］（P58－60）在国语运动的开展过程中，儿童文学逐渐被国语运动先驱所重视，他们认识到儿童文学可作为国语运动与儿童群体之间的一种建构方式。儿童文学，既是国语运动先驱和五四作家进行白话写作的尝试阵地，也是推广和传播国语的重要途径。儿童文学将国语运动与儿童群体连接起来，让儿童在儿童文学作品中习得国语，并在习得国语的过程中得到文学的阅读体验。故儿童文学于国语运动、儿童群体的塑造有着重要作用。

三、国语运动与儿童教育的发展互为契机

国语运动给儿童教育带来的变化也是显著的。国语读本开始进入小学教材，并且基于儿童教育之特殊性的考虑，国语读本呈现出儿童文学化的趋势。国语运动刊物为儿童阅读开设的专栏，以及儿童读物的编写都成为儿童教育的利器，为儿童文学趣味的增长施加了丰富的养料。从侧面看，也正是儿童教育中各方面问题的考虑和设定，为国语运动的流通和推广找到了合适的实验阵地。

在国家意识层面上，将语言文字改革作为一个教育政策来实行和推广。“在一种官方语言得以建构、合法化和强加的过程中，教育制度起到了一种决定性的作用。”［8］（P24）在国语运动中，相关国家机构注重通过制定各种教育政策来促进国语运动的开展。“民国之前，特别是1905年之前，推广统一语运动，以自上而下的民间实验为主，民国之后，转入以自上而下的国家推广为主。国家强势介入语言问题，主要是主导语音统一的标准，强制推行新教材教授新的书面语。”［9］（P84－91）黎锦熙在答钱玄同的来信中，指出国语运动与新文化运动不可混为一谈，国语运动主要注重的是小孩和国民，让他们能讲几句白话，而并非达到文学的革新。“若问国语底宗旨，一面是谋全国语言底统一，非教育部定一个标准出来不可；一面是谋文字教育底普及，非教育部容许做浅易的白话文并将注音字母帮助他们识字不可。总而言之，这都是小学教育和通俗教育底事，只以小孩子和平民为范围。”［10］（P106－108）教育部下达的教育政策，主要在于帮助小孩和平民普及白话文和注音字母。实际上，国语运动在达到语言目标的基础上，极大地影响了文学的革新。在获得教育政策的支持之后，对于如何开展国语运动便有了相应的举措。教育部成立国语研究会和国语讲习所，支持社会力量创办国语专修学校。1915年北京开始设立“注音字母传习所”，1920年起陆续开办全国性的“国语讲习所”，全国各地还要开办暑假国语讲习所。这些国语机构和组织的创立就是国家调用教育资源促进国语运动在民间和学校开展起来的表现。

在国语运动之后，小学教材的编订和选择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教育界问题。吴研因在《新学制建设中小学儿童用书的编辑问题》一文中，对小学教材编写的主体、过程、内容、审定等方面的细节内容等问题都做了一个详细的论述［11］（P1－15）。朱叔文在《关于国语读本的几个重要问题》中，探讨了编辑的素养、内容、选材标准、党义教材等问题。关于国语读本的选定，不仅要考虑到国语的推广，还得注重儿童对于读本的需要和接受。教材语言上，改文言为白话。“民国九年，教育部命令：从本年秋季始业起，国民学校的一二年级都改用国语。”［12］（P258）民国九年之后的教科书，如商务印书馆的《新法教科书》和中华书局的《新体教科书》等都是用白话编写。在小学教材的内容选择上，多偏向童话、故事、传说、神话等题材的内容，出现了“儿童文学化”的趋势。“国语读本上，采用了文学的教材，自能增进儿童读书的实力，发达儿童的趣味，也就能养成儿童读书的习惯。所以采用文学的教材，确是民国教育上一个重大的使命呢。”［13］（P16）

教育界关于“童话”是否适宜进入教材还发生了一场关于“鸟言兽语”的论争。这一论争的源头可追溯到1931年，当时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发表了一篇《咨请教育部改良学校课程》的文章，对当时课本充斥着鸟兽能言人语的故事提出了强烈的反对，教育部因此下令查禁此类教科书。在此背景之下，尚仲衣和吴研因之间发生了一场关于“鸟言兽语”能否进入国语课本的论争。1931年4月尚仲衣在《选择儿童读物的标准》的发言中，指出教育重在让儿童认识自然和社会现象，而“鸟言兽语”等同于“神仙”，是教育中的倒行逆施。随后，吴研因在《致儿童教育社社员讨论儿童读物的一封信———应否用鸟言兽语的故事》一文中，质疑尚仲衣将“鸟言兽语”等同于“神怪故事”的说法。尚仲衣随后撰文《再论儿童读物———附答吴研因先生》，重点阐述了儿童读物中童话的价值和危机，并指出：“（甲）童话的价值实在可疑，（乙）童话下意识的危机实在很多”。［13］（P127）随后，吴研因再次回文，明确指出“能言兽语”只是一种拟人化的写作手法，实在无需打破。这场关于儿童文学的语言之争和文体之争，在深层意义上可理解为儿童文学的合法性论争。“实质上，是否以童话入教材不但关乎儿童教育的内容问题，也关系到‘五四’以后的现代新型文体是否被合法化的问题。”［14］（P128）在教育界虽有诸如何键、尚仲衣等人反对儿童文学内容进入教材的声音，但是小学教材的儿童文学化的趋势和内容所占比重并未减少，“儿童文学在教科书中抬头，一直到现在，并没有改变”。［15］（P260－268）

在儿童的国语教育和儿童文学的阅读方面，国语读物的创办和存在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这些国语读物中，往往开设了儿童文学专栏。如国语研究会创办的《国语月刊》在刊物发刊词中表明，作为一个国语研究刊物，仍有设定一个儿童文学栏目的必要性，专载儿童文学读物，为儿童提供一个学习国语并且满足其阅读需求的阵地。“小学校是现在宣传国语最得力的机关；小学生又都是快要使用国语的青年。国语的读本虽然渐渐的通行，但是还不能补救儿童界的饥荒。而一般旧的儿童读物，有的未脱旧小说习惯。”［16］（P1－4）这里指出了在学校教材之外，还需要儿童读物的补充，才能满足儿童的阅读需要。除了教育部创办的国语读物，社会力量在创办儿童读物方面做出的贡献也是显著的。彼时的儿童出版界，“除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创办较早的出版机构仍在继续出版、发行儿童读物外，开明书店、北新书局、广益书局、新中国书局等出版单位也积极编印儿童读物，并且成立了专业的儿童书局”。［6］（P114）国语化的儿童文学读物是国语中的紧要分子。国语化的儿童读物成为推广国语，让儿童接受国语的重要途径之一。

国语运动使儿童教育领域发生了多方面的重要变革。从儿童读物的语言、选材到儿童文学的文体都因国语运动而发生显著的变化。在国语运动的背景之下，通过多方论争，逐渐生发出关于建设儿童文学、革新儿童教育的新思考。而国语运动也正是在儿童教育的探索之中摸索出相应的应变之策，寻觅出国语生长的缝隙的。国语运动与儿童群体、儿童文学及儿童教育之间发生了一种历史的契合。五四时期儿童文学和儿童教育发展，是以国语运动为契机的，而国语运动又是借助儿童文学和儿童教育的变革来进行自身的推广的。探析这四者之间的关联性发展，可以从内部窥见国语运动在儿童文学和儿童教育领域的发生和发展机制。国语运动在儿童领域的契合，是国语运动在儿童领域摸索出来的一条发展自身的道路，也是国语运动与儿童文学、儿童教育互相促进的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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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阮丹丹 傅宗洪 单位:西华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