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与儿童文学的一致性与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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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茅盾20世纪20—30年代文论的论述中，中国现代文学与儿童文学共同承担着为“为人生”的社会责任，在内容上，都将科学、历史纳入视线之中，在语言方面则都竭力倡导更为通俗易懂的语言。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的产生具有明显的外源性质、被侵略的性质与抵抗性质，但二者面向的群体不同，因此，中国现代文学与儿童文学文论之间既有一致性也有微妙的错位。

关键词:茅盾;中国现代文学;儿童文学;一致性;错位

一、“认识人生”的社会功用

文学研究会在文学思想上明确提出“为人生而艺术”的主张，他们普遍关心社会问题，用敏锐的眼光洞悉人生问题，这同样是茅盾早期的文学观。“文学是为表现人生而作的，文学家所欲表现的人生，绝不是一人、一家的人生，乃是一社会一民族的人生。”［3］9以振聋发聩之声，彰明着文学家的责任，因此他也就否定了文学为纯艺术的艺术。他认为文学是人生的真实反映，并断言“文学于真实地表现人生而外，又附带一个指示人生到未来光明大路的职务，原非不可能。”“我们承认文学是负荷了指示人生向更美善的将来，并且愿意信奉力行此主张，便亦不妨起而要求文学者行动的一致了。”［3］603茅盾在此强调了文学的社会功能，不仅是表现和暴露社会的恶，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有引导人们走向光明的作用。通过对俄罗斯、保加利亚、匈牙利、挪威、波西米亚等国文学的介绍，更是让茅盾认可文学对于政治、社会的作用。在这一方面，茅盾对儿童文学的使命、功能方面的论述与他提倡的“为人生”的文学社会功用有着一致性。茅盾用苏联有名的儿童读物作家玛尔夏克的话“浇心中块垒”，“‘儿童文学’是教训儿童的，给儿童们‘找到生活之路’的，帮助儿童们选择职业的，发展儿童的趣味和志向的。”［4］420“我是主张儿童文学应该有教训意味”［5］教训在此也就是教育的意思。这一观点在茅盾创作的童话之中也可初见端倪，《寻快乐》中便是为阐述勤俭会让人快乐的教育思想;在《书呆子》中开篇便直接揭示教育的主旨，希望以此篇童话，让不用功的学生可以用功学习，用功学习的学生更加用功学习。在“为人生”的现代文学观念的影响下，这些故事的结尾往往要加上一个教训的尾巴，结果就损害了作品的艺术性。同时，茅盾也在将成人的世界看作是完善的东西灌输给儿童。有一个问题，我们应注意到，即茅盾“为人生”的文学观是有所转变的。在《创作的前途》中，茅盾认为描写老百姓的良善、简单是应当和必须的，但他却痛惜这类作品被写坏了，“把忠厚善良的老百姓，都描写成愚騃可厌的蠢物，令人诽笑，不令人起同情。”在《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中，茅盾对将文学看做是消遣之事、游戏之事、载道工具的态度进行了批评。但有意味的是，此时的论述中，茅盾开始摆脱过去宣扬文学要“‘宣泄人类的共同情感’”的带有超阶级色彩的主张［6］，茅盾提及一阶级人和别阶级人在容貌举止、说话腔调的相异之处。新思想是要同情于第四阶级，爱“被损害者与被侮辱者”，强调作家要有正确的人生观，有冷静的头脑和深邃的眼光，万不能将“将描写无产阶级穷困的小说反成了讪笑讥刺无产阶级的粗陋与可厌的了。”［3］2621925年，茅盾在《论无产阶级艺术》中，详细地探讨了无产阶级的产生条件、与旧世界艺术的区别、艺术内容、艺术形式等问题，源于对《论无产阶级艺术》的编译工作，使茅盾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有了一定的了解。在《给西方的被压迫的大众》一文中，茅盾明确指出，中国左翼文学的任务不但是要和统治阶级的统治暴力作斗争，而且要和“白色文化政策”斗争，由此可见，茅盾“为人生”的文学观，有着从超阶级到具有阶级色彩再到明确表明阶级本质这样一个变化的过程。20世纪30年代，在茅盾创作的儿童小说中，《少年印刷工》的主人公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穷苦少年形象，《大鼻子的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因为战争失去家园和父母的流浪儿，《儿子开会去了》中的小主人公参与到抗日游行示威的群众运动中，“他要跟群众走，怎么肯跟你母亲走呢?”可以说，儿童形象的选取已经有了明显的意识形态和阶级色彩的考量。茅盾的儿童文学文论在相关的论述中也有了此倾向性，那便是茅盾表现出了对苏联儿童文学的极大关注和兴趣。如在《关于“儿童文学”》一文中，茅盾十分推崇被高尔基誉为苏联“儿童文学奠基人”的玛尔夏克，而且对苏联儿童文学家也是如数家珍，如柴姆却洛夫、潘洛芙斯卡耶、曹洛托夫斯基……他认为《时钟的故事》《问题十万》等当时最新颖的“儿童读物”是苏联儿童读物作家伊林所著。可见，中国儿童文学对外国儿童文学的借鉴和转向是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的苏联，这一动态是与整个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社会背景相一致的。

二、对科学、历史内容的关注

“一百零一册的《儿童科学丛书》。在文艺性儿童读物充斥市场的现今，区区一百零一册的《儿童科学丛书》可算是九牛一毛。”［7］485茅盾在此表现出了对儿童科学类读物的关注，在《论儿童读物》中这种关注度更是不减，“而此项读物中尤以关于科学的及历史的读物最为缺乏。”［7］488在《关于“儿童文学”》一文中，他对此问题再次重提，儿童文学读物中有两个问题还不是让人十分满意，其中之一便是儿童读物现在虽已由小说、故事、寓言、诗歌开拓到“史地”“自然科学”，但是关于科学、机械、现代生活方面的儿童读物还是一个很大的空缺。再如在《几本儿童文学杂志》中，茅盾更是表现出了对科学体裁类儿童读物的极大担忧和迫切需求，认为《童话月刊》中尤其不妥的便是“科学新闻”一项下只有《新兵器常识》。科学和历史小品“这两种是新的东西，是新的尝试。现在试验的时间尚不过半年光景，(倘使时间问题不能含糊，那么，应当说科学小品已经有了十个月的历史，而历史小品还不满半年)”［4］504，科学小品是周作人自域外引进的，讲究不仅要有“科学的真实”“简要精美”，而且要有“文艺的趣味”。1933年在由陈望道主编的《太白》半月刊中，茅盾为抨性灵、闲适的小品文，开始正面提倡科学小品文。但此刻提倡科学、历史小品文更为深层次的原因是，他迫切地希望通过科学或历史与文艺的联姻，而使科学或者历史走进处于水深火热的大众之中，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为大众求得自身解放助力。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20世纪30年代，出于现实的考量，茅盾不论是在中国现代文学文论还是儿童文学文论中，对文学作品中科学、历史知识的提倡是如此一致。茅盾接着谈到处于不同年龄段的儿童与儿童读物之间的问题，他指出儿童的求知欲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生变化的，猫哥哥狗弟弟这类简单的故事或者是历史传说以及神话故事是面向7～10岁的孩子，而如《宝岛》一类的西洋文学名著的译本是面向14～15岁的孩子，那么11～13岁的孩子是无书可读的。茅盾敏锐地意识到现在的问题不仅是初级的儿童读物缺乏新鲜的题材、内容辗转抄袭，而且高年级的儿童读物更是非常匮乏，而此项读物中关于科学和历史主题的则最为稀缺。“而在文艺读物中，他们又喜欢历史的题材。同时他们的好奇心也发展到了合理的程度，对于宇宙万象和新奇事物都要求合理的科学的解释。他们不再相信神话中的事物起源的故事，他们扭住了母亲，要她说‘真话’”［7］489。因此，笔者认为茅盾对儿童文学中科学、历史内容的提倡，不仅仅是呼应革命高潮的现实，而且也是基于茅盾深谙儿童的特点、儿童的需要、儿童的接受能力，即尊重儿童成长规律之上提出的。

三、文学书面语形式的主张

从“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再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大众语”的问题，语言作为文艺传播书写的载体，茅盾是一直关注的。如在《语体文欧化之我观》中他强调对于采用西洋文法的语体是赞成的，但是又主张不能让人不理解;在《驳反对白话诗者》中，茅盾驳斥了白话诗实为迎合少年心里，没有声调格律等问题;在《问题中的大众文艺》中，茅盾论及读得出听得懂是大众文艺最起码的条件，另外还要带给读者感动，二者缺一不可;在《白话文的清洗和充实》中，茅盾提出要改良目前的白话文，其一要剔除陈词滥调，避免无用的文言字眼和欧化句法，其二要充实现在的白话文，可借用文言词语，使之复活成为口头语，还可采用方言。周作人曾在《文学革命》中提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文字改革顾名思义就是废除文言文，提倡白话文，“语言作为一种文化前结构，可以先定地制约使用者的思想情感与思维逻辑。白话文是与现代化相适应的语体。”［2］35对于儿童文学的语言问题，茅盾也是不断关注和探索的。“想起了儿童文学，第一个迫到我们面前来的问题当然是怎么使儿童容易懂得。其实这个问题不但儿童文学的作者应该注意，一般文学的作者都应该注意……能不能再写得好懂些?”［4］491这是茅盾对现代文学与现代儿童文学共同的主张。且白话语体对儿童文学更是具有本体性的意义，因为儿童文学所要表现出的文学世界是白话文所构筑的，“中国儿童文学拒绝文言语言系统，就是拒绝一个不属于儿童精神甚至扼杀儿童精神的一个旧文学世界;呼唤白话文学，就是要拥有一个全新的属于儿童的文学话语系统。”［2］35－36基于儿童这一群体，茅盾也注意到儿童语言的特殊性，仅语言通俗易懂是不够的，并不一定会给儿童带来满足和新鲜感。最重要的便是忌讳语言的枯燥，应有“兴味”。“叙述的问题太干燥，甚至有些‘半文半白’，儿童读了会被催眠。”“然而那些西洋少年文学的译本也大多犯了文字干燥的毛病，引不起儿童的兴味。”“在科学的机械的儿童读物面前，我们应该避免枯燥的叙述和“非故事体”的形式。”［4］419－422在《几本儿童杂志》中茅盾指出，《童年月刊》最有问题的便是“半文半白”“不文不白”的句子。鉴于这些问题，茅盾强调儿童作品的翻译须简单平易且要生动活泼，反复叙述要有幽默之感，即“活泼地天真和质朴的动作”。可以说，在茅盾看来，是否有趣是衡量儿童文学作品优劣的标准之一。其次，茅盾提倡要使用活泼故事体的形式来叙述故事，用“新的神奇的故事去吸引儿童”。“研究儿童文学理论时，倾听儿童读者的声音是十分重要的。儿童的感性发达而又敏锐，他们可谓一语道破了故事的本质———儿童文学是‘故事’文学。”［8］茅盾注意到了儿童的思维乃是故事性的思维，并指出故事的叙述中要有想象力、表现力，给儿童“热闹”“紧张”“奇异”“泼辣”之感，儿童是喜欢故事中的英雄的，那么故事中必须有英雄色彩。让儿童在有趣的英雄事迹中去认识人生，在艺术形象中给儿童以教育，而不要采取说教的姿态。总之，通过茅盾20世纪20—30年代文论中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与儿童文学的论述梳理，针对文学“认识人生”的社会功用、对科学、历史内容的关注、文学书面语形式的主张三个方面的探究可知:民间文学并不能直接等同于儿童文学，在出版的《童话》丛书中，茅盾将中国传统的民间故事进行整理改造，这是经过现代化转化的。对文学科学、历史内容的关注和文学语言的主张，是与同样产生、发展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现代文学相互关联的。“儿童文学是现代文学，它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有机的一部分，而且还标示出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高度，儿童文学的论述应该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论述的题中之义。将儿童文学置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之中进行研究，将有助于凸显出中国现代文学的完整面貌和真实的现代性质。”［9］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的产生具有明显的外源性质，被侵略的性质与抵抗性质。很明显，我们在其中可以窥见现代文学文论与儿童文学文论在同一批作家，同一刊物、同一社会背景影响之下的一致性，但毕竟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面向的群体又不相同，因此，现代文学文论与儿童文学文论又略有错位，但20世纪无疑是将儿童视为独立主体的“人”的存在的开始，这更是对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补充和提升。

［参考文献］

［1］李秀萍．文学研究会与中国现代文学制度［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

［2］朱自强．朱自强学术文集:第2卷［M］．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2015．

［3］茅盾．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M］//茅盾全集:中国文论一集．合肥:黄山书社，2014．

［4］茅盾．谈儿童文学茅盾［M］//茅盾全集:中国文论三集．合肥:黄山书社，2014:420．

作者：杨海燕 单位：中国海洋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