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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对“儿童”的认识有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的过程。英国教育学家大卫•帕金翰的《童年之死》、美国传播学者尼尔•波兹曼的《童年的消逝》都用相当长的篇幅阐释了人类对儿童观的认识过程:“童年不同于婴儿期,是一种社会产物,不属于生物学的范畴。至于谁是或不是儿童,我们的基因里并不包含明确的指令。”①在古希腊人看来,儿童和青少年两个词汇的含义是含混不清的,甚至可以包括从婴儿到老年的任何人。而在亚里士多德时代里,人们对杀害婴儿的行为也没有任何法律和道德上的约束。由此可以看出,儿童观的出现是人类社会发展到某一阶段的产物。人类社会儿童观的转折以文艺复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此前,儿童在人类发展历程中是一个被忽视的存在,儿童的价值和权利不为人们所认可,完全是成年人的缩影。儿童的各种行为以成人为标准,还没有构成完全独立的个体化存在。在生活中,儿童被限制各种自由,包括游戏娱乐。文艺复兴之后,西方文化走出了封建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困境,人文主义思潮日渐成为社会的主潮。人的主体性、人的价值越来越受到尊重,儿童也开始受到新的关注。人们开始关注儿童身心的和谐发展,将儿童视为有着特定人格的主体性存在。此后,英国哲学家洛克的天性“白板”的儿童观、卢梭的“发现”儿童观、美国哲学家杜威的“儿童中心论”等将儿童视为与成人同样的人,开始儿童的个性和人格建构。
在儿童观的发展过程中,媒介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印刷术的发明,将人与人之间的知识差距拉大,有读写能力和没有读写能力的界线将人划分为成人和儿童。到了15世纪,学校的建立和儿童日益受到保护,让儿童成为“未发展成形的成人”。此后,随着电报、电视等传播媒介的迅速发展,各种信息的数量和质量开始在全社会迅猛发展起来,儿童与成人之间界线的历史根基发生了新的变动。中国儿童观深受西方文学观的影响,在发展进程上与西方儿童观有着相似性,但又存在着自身的个性差异。王海英在《20世纪中国儿童观研究的反思》一文中认为,中国的儿童观在20世纪经历了四个阶段,即传统儿童观、现代儿童观、国家儿童观和世界儿童观。如果我们对这四种儿童观从“儿童”视角考察,就会发现这一演变过程经历了一个“成人本位———儿童本位———成人本位———儿童本位”的历程。在中国传统儿童观中,儿童往往被视为成年人的附庸,是成人的财产,是“缩小的成人”。“往昔的欧人对于孩子的误解,是以为成人的预备;中国人的误解,是以为缩小的成人。”②在西方文化和儿童观的影响下,现代中国文化的“儿童本位”的儿童观开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被引介和发展起来,并首先在儿童文学创作和研究中开了先河。解放后由于受意识形态影响,人们对儿童的认识又回到了成人本位(国家本位)上来,儿童成为受教育的客体。直到改革开放后,儿童观才开始出现了新的转向。“从家本位的儿童观、国本位的儿童观到儿童本位的儿童观,世界本位的儿童观,20世纪人们对儿童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跨越式的变迁过程。”③尽管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努力,中国现代儿童观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但是强大的传统封建文化和社会的影响依然存在。各种儿童观念的冲突影响着儿童教育和儿童文学的创作、传播和接受。因此,在当下文学中出现对同一儿童文学现象褒贬不一、争论不休的现象是非常合理也是十分必要的。
现代中国儿童文学观的确立,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源自近代中国学人对西方儿童文学观的引进。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大量引进西方儿童文学和文化思潮的基础上,“儿童的发现”成为现代中国儿童文学的起点。受这一思潮的影响,当时的鲁迅、周作人、郑振铎、叶圣陶、冰心、茅盾等文学家纷纷致力于儿童文学的倡导、创作和出版,现代中国文学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儿童文学经典,如冰心的《寄小读者》、叶圣陶的《稻草人》、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等。在这些文学经典中,儿童不再是成人进行教育的对象,而是被作为与成人平等的朋友、知心人来参与故事叙事的。“先进的儿童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人的发现’相整合,就萌生了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儿童文学。”④但是随着后来民族危机的日益加重,当关注现实、关注时代、拯救中华民族成为时代的主题时,作家们开始将儿童文学写作转向对“现实批判”,因此革命儿童文学成为三四十年代文学创作的重镇。叶圣陶的《古代英雄的石像》、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黄谷柳的《虾球传》等成为这一时期儿童文学创作中的经典之作。特别是《三毛流浪记》对社会现实的鞭挞、对善良乐观的小三毛的塑造,赢得了一代又一代小读者的欢迎。解放后,儿童文学成为宣传政治思想、教育儿童的工具,出现了《小桔灯》、《小兵张嘎》、《闪闪的红星》、《宝葫芦的秘密》等时代经典作品。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被赋予了太多的政治意识形态因素,教化功能变得非常突出。到了新时期,伴随着“文学的回归”和“人的回归”,儿童文学观开始回归“儿童本位”,各种不同的儿童文学开始出现在文坛。
随着改革开放特别是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儿童文学的译介和创作方面出现了多元化的格局。创作领域出现了郑渊洁、梅子涵、黄蓓佳、杨红樱、孙幼军、沈石溪等重要作家,他们在创作中坚持“儿童本位”的文学观,从自己熟悉的生活和风格出发,创作出了大量为儿童喜爱的文学形象,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创作观念。但是我们还不能说,他们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文学观和创作观。纵观新时期三十年儿童文学的发展历程,儿童文学观的建构性努力主要体现出以下几种趋势。
(1)“为人性”的文学观。新时期以来文学完成了从“阶级性”到“为人性”、从“工具”到“审美”的转化,关注人、尊重人、探索人的心灵成为文学创作的时代主题。这一创作观的倡导者和坚守者是著名儿童文学家曹文轩,他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一直坚持书写儿童善良美好的心灵。在《文艺报》的一篇题为《文学应给孩子什么?》的文章中,曹文轩集中表达了自己的儿童文学观,认为:“儿童文学的使命在于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无论是道义感、情调还是悲悯情怀,都是作为文学打造人类精神世界的根本,因此也是儿童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讲道义的文学是不道德的。不讲道义的儿童文学更是不道德的。”曹文轩的“人性”文学观强调的是一种美的存在,要用美好的人性去为儿童打造一个美好的“底子”。所以,他在不同场合不断强调儿童文学创作中的“人性”、“精神的底子”和“阳光写作”等关键词。在一次纪念丹麦作家安徒生的发言中,他对安徒生的童话创作做出了自己的解读:“因为他为我们创造了美感,这恐怕是安徒生与其他作家有所不同的一个地方。他始终把美作为文学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来营造。”①当然,这只是曹文轩依据自己的文学观念做出的文学解读,但这一观念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触摸到儿童文学创作的根本。
(2)“少儿本位”的文学观。所谓“少儿本位”的文学观就是在文学创作中,作家将少儿视为独立的个体,以少儿作为创作的本体,而不仅仅是被教育的对象。新时期儿童文学创作中,坚守这一文学观念的有秦文君、杨红樱等。秦文君在《小丫林晓梅》自序中说:“但愿这本书也能传导我的文学观,以少儿为本位。”秦文君的“儿童本位”文学观就是怀着真诚的心灵去为少年儿童写作,就是要“更多考虑少儿的视角,少儿的情调,少儿的喜怒哀乐,少儿的审美,少儿接受文学的规律”,“所有艺术上的探索都要围绕这个根本,忘了本,所有的动力都变得微不足道。”秦文君的文学创作中,处在成长期的少儿有着鲜明的个性,有着自己的欢乐、苦恼和困惑,例如《男生贾里》、《女生贾梅》、《小丫林晓梅》等。杨红樱的“儿童本位”文学观更多地关注儿童文学的趣味性和阅读性。“她的写作姿态放得很低,将自己放在与小孩子一样的平台上,用他们的眼光去观察,用他们的思维去思考,用他们的语言去表达。”②例如“淘气包马小跳系列”,通过一个个短小的故事塑造了一个有个性、有创意、充满各种奇思妙想的小学生形象。“我一直都保持着童心。孩子就是我的全部世界,孩子在我心中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我对其他都无所谓。”③
(3)“超越童心”书写。与大多数新时期儿童文学作家不同的是,郑渊洁的童话创作完全是自学成才。这就意味着他的写作更多地远离了来自社会的影响,便于从儿童角度来思考他的文学创作理念,而不是接受了某一现成的文学观点。在郑渊洁看来,他的童话就是让儿童在阅读过程中发现自己;通过塑造一个虚拟的童话世界,让孩子的天性获得最大的舒展。由于其特殊的人生经历所致,郑渊洁的童话中对传统教育观念充满了批判和挑战。他只上过小学四年级,后来的学习完全是靠父母的指导才完成的。这种儿童观反映在他的童话创作中,集中表现为作家对童话主人公那些充满想象的各种奇妙思想所作的极度张扬和对现实世界中种种僵化体制的无情批判。郑渊洁认为:“一个人在童年时期最重要的事情是玩,儿童是通过玩来认识这个世界的。”所以,郑渊洁笔下的皮皮鲁、鲁西西、舒克和贝塔等形象,都是天玩好动,满脑子都是奇思妙想,例如骑着竹竿上天、操作地球控制机、在零食王国检阅零食大军等。
在今天这个日益多元化的时代里,人们对儿童文学的评价也有着各自不同的观点和思考。譬如批评界对杨红樱创作的争论,就是十分突出的一例。很多学者从纯文学、主题设置、故事情节、出版传播、商业化等角度对其创作展开褒奖或贬斥的评价,甚至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其实,这恰恰是儿童文学走向多元化格局的一种表现。“我认为儿童文学应该有一个多元化的批评标准体系。因为现在的儿童文学创作和出版已经日益多元,只有对于不同类型的作品施以不同的评价体系,当代儿童文学创作才可能得到公允的评价,儿童文学批评和创作之间的互动才可能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①当我们在为新时期儿童文学走向“儿童本位”而热情欢呼时,那么,究竟何为儿童本位?儿童本位的文学观在作家创作和文本中又是如何体现的?可是,如果我们对新时期儿童文学创作实绩做一个整体评判就不难发现,儿童文学创作只能说努力朝着多元化前行,还未完全形成真正的多元。所以,对“回归儿童本位”、人性美、现实世界和自我表现等文学观念需要展开深入反思和做出建构性的努力,是今后儿童文学真正多元化发展必备的基础。
首先,“回归儿童本位”是否就是儿童文学的目标?新时期以来随着“回归儿童本位”的创作观念的确立,文学创作中已经将儿童平等地视为个体性的存在,而不再是被教育被灌输的对象。因此,我们的儿童文学出现了繁荣的景象。但是,“回归儿童本位”是否就是我国目前儿童文学创作的最终目标呢?因为一方面,“回归儿童本位”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儿童文学在西方文学影响下的一种努力建构的趋势,但是,如何在现代文化建设中形成中国文化独创的儿童观和文学观,才是中国文化和文学努力的价值所在;另一方面,回归“儿童本位”这一大的文学观不同作家又有着自己的诸多创作取向,或者说,作家对如何建构自己的儿童文学世界有着自己的理解,因为无论是就作家对文学自身的理解还是就儿童的认知来讲,彼此之间都存在着诸多的差异。例如作家杨红樱从儿童心理出发,更多的是关注小学年龄段的儿童心理和各种喜好,如《男生日记》、《女生日记》等;作为学者的曹文轩更加关注对儿童人性美的建构,特别是对未来一代民族精神素养问题的呼吁,如《草房子》、《山羊不吃天堂草》等;作家梅子涵持“快乐”的文学观,认为“儿童文学需要彻底的真诚,需要乐趣和幽默。趣味性的追求应该成为儿童文学的第一要务。”②特别是后者,不同作家的文学创作实际上就是一个朝着各自努力的文学世界探索的过程。虽然他们有的创作观还处于探索阶段,或者说还没有从自动写作转向自觉写作,但是这种发展的可能性已经或正在影响着儿童文学创作的格局和传播的现状。
其次,书写人性美是否是儿童文学观的最终目标?一谈到儿童文学,很多人就会很自然地想起文学作品所展示的真善美主题和对各种丑恶的批判,例如格林童话中的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故事。这种创作观念本身没有问题,问题的关键是不应当将真善美的文学观与表现真善美和假恶丑的题材混淆,也不应当仅仅将儿童观局限在人性美的层面上。在儿童文学叙事的过程中,作家一般尽量回避丑恶、暴力叙事,而是倾情于美好事物的书写。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文学虽然是一个虚构的世界,虽然书写真善美是永恒的主题,但它同样也是个“真实”的世界,是一个多种要素构成的复杂的世界。其实在创作中,我们对假、恶、丑的回避更多的是一种题材上的选择。在文学世界里,表现真善美题材的选择应该说与表现假恶丑的题材有着同等的价值,甚至超过了真善美题材的价值。例如《一千零一夜》中那些残暴的国王、愚蠢的强盗,对于文学主题的表达和增添叙事艺术的表现力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在少年儿童的成长过程中,他们对社会价值的判定是建立在整个现实社会基础上的,因此,成人世界的价值观在不断影响着他们的认知。儿童文学作家不应当仅仅停滞在对丑做出简单的批判上,而是要对丑的东西做出深入分析,才可能创造出新的价值观,才会在书写过程中建构起更为复杂的形象。儿童观从成人本位转向儿童本位不是一蹴而就的,更不是停滞不前的。特别是以互联网为标志的电子传媒时代的到来,儿童的成长语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革。这就要求作家在创作时要不断思考自己的创作观和儿童观,让自己的创作更加适合现代儿童发展的需要。因为信息传播的速度和覆盖面已经大大超越了以前任何一个时代,现实生活中各种新现象新问题更是层出不穷,如果依然采用过去的观念进行创作,就很难满足当下儿童心理和审美的需求。实际上,今天在儿童文学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作家已经开始关注这些问题。例如郑渊洁的童话写作,就对现代教育体制产生了深深的质疑;杨红樱的小说中,那些搞笑、有趣的故事得到当下儿童的欢迎;孙幼军的童话中,叙述了动物世界中那些欺骗、抢劫等不良现象。文学世界在弘扬人性美的同时,是无法躲避假恶丑的。一个健康的世界是不会躲避假恶丑的,所以既往的儿童文学禁忌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儿童文学创作观的拓展和延伸。“写作客体的话语禁忌,已然对中国儿童文学的繁荣发展造成一定程度的困扰与阻碍,不仅仅影响着评论话语、编辑口味、作家思路,甚至在广大读者中也造成了许多刻板效应。儿童文学应该写什么?怎么写?要处理这个问题,开放的心态比什么都重要。”①这种“开放”的心态就是要打破既有二元对立的思维观,对儿童世界有新的认知和思考。
第三,儿童文学是否只到现实为止?文学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的,但文学作为一门艺术更加注重对现实做出作家个人的理解和思考。作家要通过建立一个虚拟的文学世界来寄托自己的梦想。所以说,儿童文学不能满足于到现实为止,而要渗入作家自己的理想和思考,建立起一个完全虚构的世界。黄蓓佳在谈及自己的写作时曾说:“我生活当中不能去够到的东西,或者想了不敢去做的,我可以用文学来完成。”②儿童文学要致力于解决人的精神上的困惑。很多少年儿童之所以爱读曹文轩、郑渊洁、杨红樱、梅子涵等作家的作品,就是因为这些文本中所塑造的文学世界是他们现实中无法获得的,是能够给他们提供各种快乐和梦想的乐园。而作家和主人公能够在文学世界里和他们进行平等的对话,让他们有了知心的朋友。但是由于受到中国传统写实观的影响,儿童文学在与现实世界的关系上依然离得太近,作家缺乏足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第四,“自我表达”的文学观是否存在局限?儿童文学不仅是成人写给儿童的文学,还有一部分是儿童写给自己的文学。近年来,在儿童文学领域出现了一种被命名为“低龄写作”的现象。例如六岁的窦蔻创作了《窦蔻流浪记》,十岁的蒋方舟出版了《正在成熟》,等等。假如我们抛开商业炒作的外衣就会发现,“低龄写作”是儿童出于“自我表达”的需求而进行的情感展示。在今天的生存空间里,儿童的心灵变得比以往更加复杂也更加隐秘,因此,儿童的孤独感和期待倾诉的愿望十分强烈。于是,他们就拿起笔来用那些毫无顾忌的文字来书写他们的种种想法和期待。正如文学评论家钱理群在评蒋方舟的作品时所言:“应该说,小方舟写着这一切的时候,并不含有自觉的批判意识。这是她与成年人的,以及高年级的学生的反讽写作不同的地方:她只是以一种近乎游戏的心态写下了她和她的小伙伴的真实的观察与感受,或者如座谈会上的一位朋友所说:她向我们成年人的世界做了个‘鬼脸’。”③
由于少年儿童缺乏社会经验和文化积累,必然会对社会生活中的很多问题无法做出相应的判断,出现种种认识上的偏颇。例如蒋方舟在一篇题为《正在发育》中:“世界上最有自信的人恐怕都没有脸发这张照片。他站在一座大桥上,一看就是农村来的进口货。眼睛要是再小一点就不知道还有没有眼睛了。看他那样子,穿了个大减价时买的衬衫。有一颗扣子没一颗扣子的。我妈配‘才子’那简直是鲜花插在了牛粪上。”对历史课本史实的课下调侃,对父母私生活的评价,颠覆父母、学校的各种教育观念,消解传统的友谊,调侃社会生活中那些看不惯的东西。虽然这种创作观念会引起儿童读者的共鸣,很容易产生轰动效应,但是由于缺乏对生活的深度理解,一味去做出一些浅薄的否定,会导致自己的创作成为转瞬即逝的明日黄花。快意的调侃虽然反映了少儿时代的游戏心理和对现实的反叛倾向,但总是出于一种肤浅的情感快意的话语狂欢,缺乏进一步发展的潜力。建构自己的文学观,打造属于自己的儿童文学世界,是当下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重点。儿童文学有着自己的发展规律,有自己特有的读者群,特别是随着现代传播的迅猛发展,读者受众对文学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一些家长宁可选择从西方引进的儿童文学,也不愿花钱购买中国作家的原创,不能不引起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反思。一方面,中国现当代文学自发生以来,普遍存在着原创性匮乏的尴尬。
中国作家一个多世纪以来始终处于西方文学或古代文学“现代性的焦虑”之中,对西方和中国古代文学的模仿、复制成为影响文学质量的关键。另一方面,作家在创作中是否努力创作出自己独有的文学观也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没有这种主体意识的创作终归是无法形成自己的创作观的。反映到文学创作和传播上,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以至于很多评论家认为中国目前还没有产生自己的畅销书作家。虽然畅销不等于经典,但是畅销书至少说明儿童文学创作在社会上所产生的影响。毕竟我们是一个有着三亿少年儿童的国家,有着庞大的读者接受群。
大众传媒的迅猛发展一改过去单一的信息传播方式,除了纸质媒介之外,广播、电视、互联网、电子图书等各种媒介形式纷纷参与到儿童文化和文学的传播。传播语境的变革也极大改变着新时期儿童的阅读心理和阅读视野,当下的儿童比以往任何时候对自己的阅读有着更高的要求,对传统家庭和学校教育持有着更高的期待;他们追求个性自由,追求人格的独立;他们向往新颖独特的生活,厌倦了守旧闭塞。因此,作家文学观的独特性和文本世界的新颖性是促成儿童文学传播的重要因素。陈旧的文学创作理念影响了儿童文学创新的步伐。传统中国文学十分注重道德教化功能,这种文学观念大大影响了儿童文学对儿童心灵世界的关注和塑造。“好的儿童文学作品,都是在对世界和人生的思考,在对人情和人性的艺术揭示上有所专长。”①在大众传媒时代,爱玩的孩子们有着多种游戏的选择,对于那些灌输性的、说教的作品、没有任何新意的作品产生抵触情绪是非常自然的。儿童文学作家只有使自己的作品体现出儿童的真性情,符合儿童的真需求,其文学创作才能吸引被大众传媒包围和浸染的儿童读者。
文本的新颖性缺乏也是导致传播不畅的重要原因。著名作家王蒙在回忆他的童年时说:“我回想小时候读的作品,我记得最感动我的几个作品,以至于大了还是在读仍然还在感动的,往往都是由于它们能够启发人的爱心。”儿童喜欢通过自己的新奇发现来获取更多的知识,喜欢在阅读过程中受到文学叙事的启迪,因此作家创作观念的新颖性是解决儿童文学传播畅通的关键。秦文君的“男生贾里系列小说”印数超过了100万册,被誉为“新时期少年儿童的心灵之作”。在这部小说中,贾里不再是一个十分普通的少年,甚至有时候任性、鲁莽,做出一些傻事,说一些模仿大人的话,但是他又那么纯真、诚实,对人充满关怀和热爱。正是这一人物不再像过去那些高大的人物以孩子们榜样形象出现,而是与读者一样真实、容易沟通,所以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秦文君始终怀着一种单纯、浪漫、宁静的特殊的创作儿童文学的心境,有一种灵性质朴、毫无造作的理念。”②
好的儿童文学也可以是畅销书和长销书。儿童文学写作和研究者应该做的事情是对这些受到广大读者欢迎的文本进行内在的分析,特别是对作家文学观的研究,而不是仅仅满足于表面的观察和轻易做出的结论;满足于以自己既有的文学观发出种种不切实际且缺乏深度的评价,得出一些无法让人信服的结论。因此,新时期儿童文学的发展和突破最为重要的一环还是要打破旧有文学观的禁锢,从塑造儿童心灵的角度不断探索儿童文学创作的新领域,为现代儿童心灵的建构做出新的探索。(本文作者:王倩 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