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利主义对留守儿童文学创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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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利主义概念源自西方，虽然中国没有明确提出这一概念，但从中国思想发展史和传统伦理观点来看，中西方功利主义在理解上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包含着利己、利他和利社会三个层次，如中国古代的墨家思想，有主张个人对物质追求合理性的“利己”观：“利，所得而喜也”、“今天之士君子，皆欲富贵而恶贫贱”[1]；有主张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要兼顾他人利益的“利他”观：“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善人者，人必从而善之”[2]；有主张为多数人谋利的“利社会”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虽然功利观多被诟病，甚至成为儒家正统思想所批驳与排斥，但“墨家思想并未消失”[3]，它在一定程度上渗透进了儒家思想（如著名的儒家“异端”人物颜元和章太炎的思想），影响了中国文化和审美意识形态的演变、发展。功利主义思想也直接影响到中国的文学创作观，如“诗言志”、“文以载道”等，也成就了中国文学重实用、重道德的基本面貌。随着经济全球化提速，凡是能用市场解决的问题都交给了市场，功利主义思想开始悄然改变着文学的创作，文学在不断凸显社会效益的同时，也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在这一背景下，以“留守儿童为本位”的文学创作多成为作家不愿意涉足的领域，其原因主要有：

1、为个人：

追求经济利益而过度迎合市场的需要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文学艺术缓解身心压力和放松心灵的作用愈发明显，这就催生了文学市场的兴隆，文学活动的创作、传播等环节在商业化运作下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像莫言、余秋雨、二月河、韩寒等均成为富豪作家。而社会对下一代的教育问题的重视，使儿童文学市场前景被看好，很多作家开始把文学创作重心转向儿童，也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如近年来，儿童文学作家郑渊洁、杨红樱已挤进中国作家富豪榜前三甲。相比之下，由于留守儿童生存环境的特殊性，贫穷、落后导致留守儿童购买力不足和文学市场的狭窄，在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下，鲜有作家去深入留守儿童的生活，创作以“留守儿童为本位”的适合留守儿童阅读、接受的文学作品，使得留守儿童几乎成为被文学遗忘的角落。

2、为他人：

引发关注留守儿童的成人化写作随着留守儿童问题成为社会的焦点问题，一些有同情心、有良知、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开始深入到留守儿童之中，写留守儿童的真实生活和真实内心，这种文学上的写实，实质上是现实主义精神的回归，即通过对留守儿童的生存困境、苦难生活、“小大人”形象以及爱心人士的无私帮助等的真实描述，引发他人对留守儿童的关注，呼吁他人对留守儿童进行关怀、关爱，帮助留守儿童走出阴霾的留守世界。成人创作这些作品的目的性明确，功利性质明显，即以忽略留守儿童审美需求为代价去为留守儿童呐喊，“成人本位”的现实主义写作，弱化了留守儿童文学的美学特质。

3、为社会：

无关留守儿童的鲜活教材当前的儿童文学主要是面向都市儿童的，多呈现出简单、轻松、娱乐等形态，在这种文学氛围的熏陶下，都市儿童对周围一切事物都抱以美好的态度，加之物质生活的富足、大人们的娇惯，造成了他们的依赖性强，从而使他们在面对成长中的困难时内心十分脆弱，经历不起风吹雨打。因此，儿童文学必须给予都市儿童以生命和生存苦难的思考，以解决这些在蜜糖中长大的孩子们当前普遍存在的思想和教育问题。而留守儿童文学的出现恰逢其时，作品中人物的生存环境是恶劣的，成长过程是挫折的，心灵图景是痛苦的，留守儿童文学无疑在增强都市儿童的苦难意识上是充分而到位的。在“为社会”功利思想导向下，留守儿童文学本质上不是为留守儿童而写，而是作为引导都市儿童健康成长的一本鲜活教材。虽然中国儿童文学走上了多元创作时期，成果巨大，但在功利主义导向下，留守儿童文学要走向为留守儿童的“本位化”创作之路却荆棘丛生，这不仅考验着作家的良知和责任，更考验着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面对留守儿童这一弱势群体，留守儿童文学创作唯有放下功利，才能点燃民族希望、照亮民族未来。

作者：戴春勇 单位：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