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代儿童文学中的国家主义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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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日本近代历史，教育在抵御西方列强的政治、军事和文化压力，以及迅速推进国家近代化方面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在“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的口号下，日本教育在明治时期得到了迅速发展，为日本国力的提升提供了动力。而另一方面，自明治时期起，近代日本学校教育开始将“忠君爱国”的国家主义思想作为教育领域的主要纲领，各级学校成为明治政府对学龄少年儿童进行“忠君爱国”的国家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在完成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开始以现代先进国家自居，自认为已经成为亚洲的盟主，将引导亚洲各国摆脱西方殖民统治、摆脱“落后文明”、维持亚洲秩序视为己任，这种“侵略式的博爱主义”成为日本极端国家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理论的特点之一。日本国家主义以天皇制为支柱，奠定了日本近代思想的重要基础，同时也是日本军国主义最直接的理论源泉和精神基础。而1890年颁布的《教育敕语》，规定了天皇有可以左右政治和道德的至高无上的双重权力，又赋予其干涉和决定国民的道德观和社会观的双重功能。伴随着《教育敕语》的贯彻实施，明治后期的日本学校教育渐渐表现出军国主义的倾向。而随后大正时期的日本学校教育则继承明治时代的基本教育原则，在内容和体制上加强了国家对教育的控制。对于日本国家主义以及军国主义教育的问题，国内学界主要都是认为其从思想和舆论等层面极大地支持了近代日本对外的侵略活动，但是对于日本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的思想在国民中进行传播和渗透的途径和方法这一问题往往还都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学校教育方面。而事实却是，尽管学校教育是进行国家主义、军国主义教育的主要渠道，但是通过明治时期开始萌芽的日本近代儿童文学的发展，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的思想也随着这些不断涌现的儿童文学作品给当时的广大少年儿童读者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对于以《教育敕语》为核心的国家主义教育观是如何通过与日本儿童文学的密切联系，而使得“忠君爱国”的思想借由文学作品的形式更加隐蔽、更加全面地渗透到了国民生活之中，进而培养出积极支持和参与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青少年一代的这一问题，我们却还所知甚少。

一、天皇制国体的精神支柱——《教育敕语》

2017年初，日本森友学园以远低于评估价的价格拿到大阪府丰中市的国有土地一事，成为日本国会的焦点。它“旗下”的塚本幼儿园让入园的孩子们唱二战时期的日军军歌、背诵《教育敕语》、向家长散发仇视中韩的资料，高调进行右翼教育。森友学园现任理事长笼池泰典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宣扬一百余年以前明治天皇颁布的《教育敕语》，并且让学龄的儿童背诵《教育敕语》。无独有偶，2017年3月31日，安倍内阁会议决定，允许“在不违反宪法和《教育基本法》的形式下”将《教育敕语》作为教材使用。此言一出，日本社会以及周边亚洲国家反对声四起。为什么将《教育敕语》的内容用在学校教育的教材中会引起这么大的社会关注和有识之士的担忧呢？1890年10月30日，以明治天皇的名义颁布了由山县有朋发起，井上毅、元田永孚起草的《教育敕语》是日本的国民教育道德法典。《教育敕语》首先，以“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来强调“忠孝”，即效忠天皇乃日本国体之精华、教育之源泉。其次，从道德的角度对“臣民”进行道德训诫，列举了“臣民”应具备的一系列道德条目以及应尽的忠孝之义务。并指出“一旦缓急，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如是者不独为朕忠良臣民，又足以彰显尔祖先之遗风矣”，这就是一切需以国家至上的原则。最后，“咸其德于一也”则明确规定了君臣一心，表现出为了从思想上统合民众的目的。日本思想史学家石田一良将其称为“国家主义者的圣典”。撰写《敕语衍义》的井上哲次郎曾明确指出，“《教育敕语》的主要之点，简单来说，就是国家主义”。由此可见，《教育敕语》是天皇制国体的精神支柱，目的仍在于稳固天皇制绝对主义。《教育敕语》在国民思想上的渗透，除了利用学校教育这一主要手段之外，利用刚刚兴起的日本近代儿童文学的读物，并将相关的儿童文学杂志以及系列丛书作为宣传媒介和手段来“隐蔽”地向少年儿童灌输“忠君爱国”的观念，这一事实也不能忽视。

二、国家主义思想传播渗透的“隐形”手段——日本近代儿童文学

（一）日本近代儿童文学概观

日本近代儿童文学始于19世纪80年代，发展到现在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第一个时期是萌芽期，其中1868年到1890年是萌芽期第一个阶段，从1891年到1912年是第二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翻译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第二个阶段从翻译外国作品逐步转为艺术创作。萌芽期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被后人称为近代儿童文学鼻祖的岩谷小波，他一生共创作了三千多篇童话，编辑了数部巨著丛书，培养了一批儿童文学作家，为日本近代儿童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接踵而来的日本儿童文学成长期则与日本大正时代重合，这个时期的日本儿童文学创作呈现出“百家争鸣”的景象。铃木三重吉作为发起人，兴起了影响较广的“红鸟运动”。在他的动员之下，不仅是岛崎藤村、谷崎润一郎、芥川龙之介、宫泽贤治等著名作家，一些作家和画家也投入到“红鸟运动”之中。进入昭和时代后，日本儿童文学迎来了开花期，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界又将该时期分为战前、战中、战后三个阶段。战前的文学活动主要是围绕着无产阶级儿童文学为中心展开；战中，日本军国主义抬头，无产阶级儿童文学被扼杀。1938年12月，日本内政部警保局图书科制定了“指导要纲”，对儿童文学作品的内容开始了公开的限制。一些作家屈服于形势，自觉不自觉地提倡狭隘的民族主义，宣扬对外侵略扩张的国策精神，美化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战后，日本儿童文学则逐步趋向民主化。

（二）日本近代儿童文学作家与国家主义思想

纵观日本儿童文学的发展历史，不难发现从事日本儿童文学创作的不少作家在其文学创作活动中都与日本的国家主义思潮有着密切的联系。例如，从岩谷小波的童话《桃太郎》和他所创作的“时局童话”系列作品中等都能十分清晰地看到其国家主义的倾向。其弟子押川春浪所创作的日本第一部冒险小说《海岛冒险奇谈之海底军舰》以及其他系列作品，更是紧密配合当时的中日甲午战争，鼓动青少年为国效忠，颂扬了战争和军国主义。“日本的童话之父”小川未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开始自觉地提倡国家主义，透过其作品《我也去打仗》一文可窥见其战争协力的态度，以及宣扬日本国策的倾向。此外，与小川未明并称为日本儿童文学“三大神器”的浜田广介与坪田壤治也创作过助力战争的作品，表现出其对日本军队的礼赞和对中国的蔑视。童谣作家北原白秋则创作了为数不少的鼓吹、宣传和美化战争的童谣，向少年儿童灌输日本侵略战争的“正义性”。“少女小说”的代表作家吉屋信子则是加入由作家诗人、记者组成的“笔部队”，成为最早开赴中国战场进行战地慰问和考察的女性作家之一。另外，还有在杂志《少年俱乐部》中连载冒险小说的山中峰太郎，在他赴中国大陆前致其新婚妻子的信中扬言：“乃为夺取天下而前赴大陆!”，其所撰写的纪实性武侠小说对下一代的青少年的“雄飞大陆”之梦，产生了深刻影响。所以，那个时期的少年儿童不仅仅在学校教育中被灌输“忠君爱国”的思想，阅读儿童文学作品也同样避免不了这种思想的悄然渗透。

三、从“勇敢少年”到“皇国之子”——岩谷小波笔下的“桃太郎”形象

对日本近代儿童文学中受到的国家主义思想的影响进行研究，对于我们全面了解二战前以及战争中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想是如何被灌输到少年儿童的思想中，进而培养出“少年神风特攻队”队员这样努力践行“天皇神圣”“尊皇爱国”的军国主义思想的“少国民”是很有意义的。因此，必须从日本儿童文学的萌芽期去发现国家主义端倪，开始追根溯源。以日本儿童文学鼻祖岩谷小波的童话《桃太郎》（1894年）为例，桃太郎去鬼岛消灭恶鬼，这是家喻户晓的故事情节，但是作者却特意强调恶鬼违背了大和之天神也就是天皇的教化，因此征服恶鬼就是维护皇国的安泰。此外，桃太郎给自己命名为“天神特派之使者、大日本之桃太郎将军”，“为了皇国要去征伐鬼岛”，“竭尽忠义”。由此可见，这个桃太郎是作为天皇治下的神国日本的使者远征鬼岛，以天皇之名征服恶鬼的皇国之子。日本于1914年加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15年，岩谷小波的《桃太郎主义的教育》一书出版，最后一章中，他很明确地提出：“我们日本的将来，必须要变得更大更强。为了培养与之相称的国民，要从根本上改变教育方针，拒绝那种敷衍的填鸭式教育，要执着地追求果敢的、启发式的教育方式。绝对不要培养出脑子里空有想法，但是却没有胆量的人，以及只是依靠精神力量而没有与之相称的实力的国民。（略）现在是一个关键的时期。日本是成为世界的日本，还是仅仅止步于成为东亚的日本，亦或退回到日本的日本，还是因为某些事情而变为一个几乎不被世界所承认的一个小小岛屿，这首先在于国民的觉悟如何。”曾经的传说故事中桃太郎身上一直被强调的优秀品格是“勇敢”，但是随着时代要求的变化，他被岩谷小波塑造成了宣扬新国家主义的旗手，其身上忠君的色彩变得十分浓厚。岩谷小波早期主张应该创作能够唤起儿童读书欲望的故事，但是《教育敕语》以及中日甲午战争使他的观念发生转变，他认为故事的创作也要顺应时代的要求，体现仁义忠孝等道德的教育性。1914年，岩谷小波编著的《少年日俄战史》中对于日本军队的“顽强苦战”进行了详细描述，并不惜笔墨对军国主义的“大日本帝国”大加赞美。书中写到：“此战获胜固因我日本男儿爱国之热忱与忠君之真情凝结而成之勇气所致，然远有我皇祖皇宗之懿德，近有大元帅陛下（明治天皇）之神威护佑，非此，不可得此大胜利也。”更甚的是，在此书的最后一页赫然写着“大日本帝国万岁！陆军万岁！海军万岁！大元帅陛下万岁！！！”的字样，“大元帅陛下”（天皇）的文字使用了大两倍的活字来印刷。或许是在文中不能完全表达出来的激动心情要借用这放大两倍的字号，以视觉刺激的方式来表达吧。文学评论家菅忠道在《日本儿童文学史》中认为岩谷小波“在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时局之下，精力充沛地连续书写宣扬好战思想的童话”，“作为日本资本主义的指导者，一直非常提倡国家权力主义”。而岩谷小波将自己对于战争的这种认识带入到他创作的童话中直接的结果就是，导致阅读这些作品的少年儿童对于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没有一个正确客观的认识。从历史上来看，中日甲午战争使日本人对于中国和朝鲜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并且在中日甲午战争后直到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战败为止，很多日本人对于包括中国和朝鲜在内的亚洲诸国一直都是轻侮和蔑视的。岩谷小波为首的一批有着国家主义倾向的儿童文学作家对于这种态度的形成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并且这种日本儿童文学萌芽期中出现的国家主义思想对于后期日本儿童文学、文化向着军国主义以及法西斯主义的方向发展所带来的影响也是不能被无视的。

四、结语

被称为日本“国家主义者的圣典”的《教育敕语》在70年之前，就因“损害基本人权，令日本国际信誉受质疑”而被日本国会废除，今天却再次因为安倍的内阁会议决定允许将其作为教材使用。而森友学园旗下塚本幼儿园组织幼儿背诵《教育敕语》并进行军国主义教育一事，则再次引发了中国、日本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相关学者和媒体的深切关注。以史为鉴，尤其在日本右翼势力不断加强的政治形势下，我们不得不对日本国家主义教育和军国主义教育是否会死灰复燃深感担忧。对于少年儿童的教育是事关未来的大事，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我们也不应该仅仅将视线局限于学校教育这一单一层面上。通过对日本近代儿童文学萌芽时期的主要作家以及作品的分析研究不难看出，通过小说、童话、传记、诗歌等文学创作形式，将国家主义思想用一种无形的、软性的方式对儿童进行传播和渗透，其作用和效果是不亚于学校教育这种方式的，所以其相关的研究还很有必要继续深化下去。

「参考文献」

1.入江昭：《日本の外交:明治維新から現代まで》，中央公論社1966年版。

2.大川尧：《战后日本教育史》（王智新译），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3.戸頃重基：《近代日本の宗教とナショナリズム》，冨山房1966年版。

4.巖谷小波：《桃太郎主義の教育》，東亜堂書房1915年版。

5.巖谷小波編：《少年日露戦史：校注》，博文館1915年版。

6.菅忠道：《日本児童文学史》，大月書店1956年版。

作者:周晓靓 单位:长春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