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国服饰对后世的作用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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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王明杰、程丽娜 单位：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艺术设计学院、山东理工大学鲁泰纺织服装学院

当历史变迁到齐国之后，齐国人追求时尚成风，礼制也被流行淡化，上层社会的装束也影响着服装的审美，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之”。《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记载：“齐桓公好服紫色，国人皆好服之”导致紫色价格昂贵；《史记?苏代怡燕王书》“齐紫，败素也，而价十倍。”看着紫色价格如此昂贵，齐桓公甚感担心，问管仲怎么办。管仲说：“君欲止之，何不试勿衣紫也？”于是公谓左右曰：“吾甚恶紫臭!”当天宫中无服紫者，次日，城中无服紫色，三日，国中无服紫色。韩非子讲的故事反映了当时齐国上层人物对礼数的逆反心理。对传统礼教的是一个颠覆。色彩上紫色颠覆了传统朱色而引起流行，齐国尚紫色对后世服装色彩产生影响深远。后代紫色脱离卑贱从而成为正色。春秋时期各国衣冠服饰的等级差别已经标准化和教条化。齐国工商业发达，工商业者为了适应社会及人们审美消费观的变化，必须时常翻新商品的花样，齐人逐渐养成趋时嗜新的风尚。“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管子?正世篇）。齐人常常开辟一代新潮流，如齐国人喜欢巨冠，常常显达高贵的冠戴在帽子上。在齐国时期，当时的齐人女子有着男装的现象，据《宴子春秋?内片杂下》记载，“女子而男子饰者，断裂其衣带，相望而不止者何也？君使服于内而禁之于外，犹悬牛首于门，而买马肉于内。”公曰：“善”使内勿服，而国内莫服之。齐国这种开放的对后世也产生很大影响，如唐代服装不断推陈出新，女子穿男装在唐代也形成一大特色。女着男装反映了一个国力强大与开放对服装产生的直接影响。

齐国服饰形制

带钩是先秦时期常见的装饰，在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遗址，就曾出土了玉带钩。商周时期的腰带多为丝帛所制的宽带，《礼记?玉藻》说绅带的长度“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绅即丝带束紧腰部后下垂的部分。女子的腰带也用丝质，下垂部分名襳褵。女子的长腰带名绸缪，打成环状结易于解开的叫纽，打紧死结不好解开的叫缔。因在绅带上不好勾挂佩饰，所以又束革带。开始革带两头是用短丝绳和环系结，并不美观，只有贫贱的人才把革带束在外面，有身份地位的人都把革带束在里面，再在外面束绅带。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服饰采用铜带钩固定在革带的一端上，只要把带钩勾住革带另一端的环或孔眼，就能把革带勾住。使用非常方便，而且美观，所以就把革带直接束在外面来了。当时齐国管仲因阻挠齐桓公回国奔丧继位，拔箭向齐桓公射去，正好射中齐桓公的带钩，齐桓公装死躲过了这场灾难，后成为齐国的国君。但齐桓公知道管仲有才能，于是不但不记前仇，还重用管仲，帮助自己最终完成霸业，于是带钩便成为了护身的象征。在山东临淄商王村1号战国墓出土的带钩，造型生动，样式各异，如实地反映了齐国当时带钩的流行程度，而这种装饰成为中国古代服饰品的重要特征。

齐国未立国之前，齐地东夷人的服饰形制主要特点是“左衽”，即衣襟向左，右衽是汉民族服装的特色，是汉族区别于少数民族服饰的一个标志。齐国服装形制确立了右衽的特点，据《论语?宪问》记载：“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意思是说如果当时没有管仲，齐国上下均披头散发，衣襟向左开，回到原来的时代了。齐国的服饰形象资料可以从考古中发现的一些陶俑、漆器等来分析总结。从山东临淄郎家庄一号东周殉人墓、临淄商王战国墓、等出土的大量彩绘人物陶俑中，可较比较清晰地看出当时齐国男女服饰的基本形制。尤其章丘女郎山这批陶俑的服饰，均着长款上下连属服装，右衽又向后缠绕，续衽钩边，这就是先秦时期广泛流行的“深衣”。所谓“深衣”，就是指衣与裳相连在一起的。《礼记?深衣篇》注：“名曰深衣者，谓连衣裳而纯之采者”。深衣这种服装一般采用丝绸制作，而且用料比较讲究、成本也比较高，穿曲裾深衣的人一般是比较有地位的贵族。《礼记?深衣篇》注“故可以为文，可以摈相，可以治军旅。谓此衣不费而易为之，虽不是法服，而圣人服之，先王贵之”。这种服装到秦汉魏晋一直在妇女中广泛流行。

齐国的绕襟深衣也有着它的优越条件。丝织物属于比较轻薄的衣服，绕襟一方面是为了保暖；另一方面，这种服装宽松大气，也充分显示了贵族气息。这类服饰的主要部分用极薄的绣罗纱縠，同时用较宽的织饰作边缘，才不至于缠裹身体时妨碍行动。齐国在织绣方面技术高超，给服装设计带来丰富的材料。“衣作绣，锦作缘”是先秦以至到汉代上层贵族男女流行的主要式样。袖身扩大部分为“袂”，袖口缩小部分为“祛”。从章丘女郎山出土陶俑可以看出，腰间束丝织大带，腰身束的细小，可证这种束腰时尚已成习俗。春秋战国以来特别是儒家提倡的古礼制抬头，礼服常服都要求“短毋见肤，长毋被土”，齐国丰富的衣料文化发展对后代服装造型影响很大。绕襟深衣的长度越来越大，这样穿裤子就成了多余，宽松的服装以至于后来导致各国行军打仗不便，引发了赵国武灵王进行服饰的改革，学习胡人穿着服装，让士兵改穿行动方便的裤子，推动了服饰的变革。

齐国服饰对后世的影响

服饰面料的材质、颜色、装饰手段以及制作技术等方面，均会受到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齐国国力强盛，促进了纺织技术的发展。当时纺纱技术非常高超，如纺麻技术达到很高的技术水平，有些高级麻织品因其工艺难度高，价格甚至超过丝绸。在周朝服饰制度中，头冠是重要的组成部分，用麻布做头冠是纪念老传统的古礼。周代规定做冠用30升的细麻布（这里的升是指的纺织品经线的密度，在幅宽2尺2寸的内经纱如果是80根为一升，如果是80根的2倍为2升，升数越大，织物越细薄），30升的总线数相当于现在每厘米内48根，这个密度与现代丝绸的密度相当，能把麻纤维手工纺织到如此精密，难度是相当大的，可见当时的手工艺发展的水平。春秋时期由于桑蚕丝的发展应用，用80升的丝不但价格便宜而且质地均匀，所以人们都用丝制品代替麻纤维，后来就连维护旧礼教的孔子也开始接受这个变化。《论语?子罕》中说：“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其意思就是说用麻布是礼制的需要，现在用80升的丝比麻更便宜，所以从节约的角度，我也接受。而高超的纺织技术也决定了齐国的服装无论是形制、色彩、纹饰、质料还是各种首饰都构成了齐国服饰的形式美，也充分体现了当时鲜明的地域特征和民族艺术特色，这些服饰特色对我国后来服饰的丰富与发展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并对现在的服饰设计艺术水平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古代染色技术主要是植物染色与矿物染色。《晏子春秋?内篇谏下》记载，齐景公常常穿五种色彩的丝绸衣服，“公衣黼黻，素绣之裳，一衣而五采具焉。”反映了齐国的印染业比较发达的状况。齐国一段时期的紫色非常昂贵，一方面需求增加，另一方面，紫色是很难染的。如果以染色的技术来看的话，齐国紫色还多为植物染色方法，植物染色在古代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以紫草根部直接染成紫色，紫草为多年生草本植物，根部是暗红紫色，染色的部位是根部，紫草的被染物还是以丝质的染色效果较佳，棉麻质料的染著度较低，不容易上色。另一种方法是以蓝草先染蓝色、再叠染上红花的红色。前者的方法，容易因酸碱值的变化，导致酸性染出之色相容易和朱之色相混。后者在染色份量的控制上，尤其红花的色素过多时，就容易出现和朱相混之色相。两者在技术上，均可确认朱和紫有相混的可能性。但也说明古代的朱和紫，在意义上是相近的，因此才可能相混。而用动物染料进行染色在齐国可能已经使用，《荀子?王制篇第九》便有关于“东海则有紫紶、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的记述。据著名服饰史专家王予予考证，紫蚨可能是用于染色的一种骨螺，是染紫色的绝佳材料，染色鲜艳，牢度好。但由于非常珍贵，又名“帝王紫”，普通人服用不起。这里的“紫臭”恰恰是骨螺所染紫色的特点，天然贝紫染色，其臭味需长时间才能消散，这是不同于紫草染色的地方。当时齐国处于山东半岛，正是用的骨螺染色，这也是齐国地理条件的优越性决定的，可见齐国的染色工艺技术从古至今都可谓独树一帜的。因此，紫色在齐国相当流行，是贵族的一种象征也就变的理所当然。而紫色也对后世产生了长远的影响，如约100年后，维护旧礼教的孔子因紫色夺走红色的地位而对紫色感到厌恶。在唐代也将官秩最高的一、二、三品的服色定为紫色，也说明了紫色的统治地位。

齐国完整的染织工艺体系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不仅对秦汉时期纺织业发展有着直接影响，也为汉唐时期丝织业的高度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生产的丝绸已通过中亚大草原输往南亚的印度，伊朗，希腊等国家地区。当时齐国是最著名的纺织业中心，无疑是丝绸之路主要货源地之一。所以，古齐国的桑蚕丝织业是世界领先的，亦是丝绸之路的重要源头。齐国生产的各种纹饰多样、材质优良的丝绸，为中国服饰审美文化的形式变化提供了最基本的物质条件。齐国织绣发达，面料表现出中国图案富于寓意，色彩有所象征，注重功能关系韵律和谐的美学意识。丝绸文化与西方毛料文化有根本的不同，由于丝绸织物的特性，东方服装始终没有脱离一体化的平面裁剪造型，这与西方分体服饰造型形成鲜明的对比。齐国完善了深衣等中国服饰的基本形制，同时奠定了服装上衣下裳，交领右衽，注重动感美的服饰特征，形成了古代服饰文化的独具韵味的特色。

齐国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期，是奴隶制度瓦解与封建制度形成的阶段，它摈弃了周代甚至更早的一些礼仪制度，另一方面随着当时生产力的发展，衣料文化的发展与丰富，服装也呈现出变革趋势，并对后世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