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服饰艺术的传承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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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目前主要有汉族、土家族、苗族、侗族、瑶族、白族、回族、壮族、维吾尔族、蒙古族、畲族和满族12个民族，其中少数民族主要集中在湘西地区。各民族在其自身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通过文化传播而相互融合，形成了富有地域和民族特征的文化形态与文化模式，特别是其中的湘西各民族创造了悠久的历史与灿烂的文化，服饰艺术也成为承载其文化内涵与审美观念的“活化石”。但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现代化进程中，人类服饰艺术无论是语言表达与艺术表现，还是服饰观念与审美取向，越来越趋向审美情趣的简洁化与个性化，以及服饰型制的同一化与普世化。具有深厚文化底蕴与丰富审美情趣的湘西民族传统服饰艺术，其复杂繁多的型制款式与造型观念的生计功能偏离了现代服饰消费与审美观念，只有在继承湘西传统服饰艺术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地进行服饰语言表达的创新和表现方式的创意，才能使湘西民族传统服饰艺术焕发出时代的生机与活力。

一、在继承民族服饰传统语言的基础上强化语言元素的创新

每一个民族的服饰语言，都是民族生计模式与思维方式在文化发生学原理上的反映与呈现。例如赫哲族的“鱼皮衣”、鄂伦春族的“兽皮衣”、汉族的“苎麻衣”，其语言元素的构成与表达观念的运用，不单单取决于服饰本身的御寒实用功能与遮羞伦理功能，而是一个民族生计模式与思维方式的文化表达，并生成诸如“披麻带孝、衣冠楚楚、锦绣河山”之类的文化象征与隐喻。可见，一个民族服饰艺术的语言构成与观念表达，总是被赋予文化的生成意义，然而其运用与发展又有历史意义，是一个跨越时空环境的历史生成概念，比如汉民族从“麻”到“蚕”到“化纤”的语言元素、从“蜀锦”到“宋锦”到“云锦”的结构方式，都在不断地发展与创新。“一切现存的非物质文化事项，都需要在与自然、现实、历史的互动中，不断生发、变异和创新，这也注定它处于永不停息的运变之中。总之，特定的价值观、生存形态以及变化品格，造就了非物质文化的活态性特性。”①诚然，艺术构成语言的发展与创新并不能背离民族的文化内核，即形式永远只服务与服从于内容的需要，但内容的表达却总是要求形式的发展与创新。湘西各民族传统服饰是各民族文化的符号形式，对于没有文字的民族来说，服饰语言常常成为与口头文学一样的文化传承与濡化载体，甚至于民族的“百科全书”，但其符号意义（所指）的视觉传达形式（能指）却总是随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的。比如苗族服饰的“蝴蝶妈妈、姜央射日月、天地、黄河、骏马飞渡、洞庭湖”等图案或纹样，就分别承载着苗族人民创世、信仰与迁徙的文化内涵。但苗族服饰语言从产生、发展到成熟本身也存在一个不断积累与创新的过程，即对民族文化的表达始终存在着外在物理形式的创新问题。最早描述苗族服饰的《淮南子，齐俗篇》记载为“用麻掺头发盘于头顶”，《后汉书•南蛮传》和《搜神记》记载秦汉时期的苗族服饰为“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制裁有尾形”《隋书•地理志》记载隋时苗服“故服章多以斑布为饰”，到《旧唐书•南蛮传》记载苗族妇女服饰“横布两幅，穿中而贯首”等，足可看出苗族服饰语言如材质、图案、纹样、技法、造型、工艺、风格等是在不断发展创新的，如服装色彩由原来的深蓝色和黑色为基调而发展为艳丽的多色彩。湘西各民族服饰走向式微的原因就在于，其语言构成与表达难以适应现代社会消费心理与审美取向的需要，诸如复杂繁多的型制款式不适宜于现代服饰简洁化的消费趋势，手工纺织不适宜于现代社会批量化生产的市场经济需要，宽松款式不适宜于现代曲线化的审美取向等。因此，湘西民族服饰必须通过对其语言元素进行创新以符合现代社会的消费需求与审美取向。这一点，可以借鉴2001年上海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新唐装”对于中国传统服饰语言诸如款式、面料以及工艺上的保留与创新。

二、在继承民族服饰传统表现方式的基础上强化造型构图观念的创意

创意与创新都属于创造，即马克思所说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能动活动。但创意不同于创新，创新是技术理性的，而创意则是心灵感性的，也就是要创造能指形式与所指意义完美融合的新符号，包括语言新符号（如网络语言“手信”）、艺术符号（如JohnGalliano将苗族百鸟图案运用到他的绣花包上）和实物符号（如北京奥运会主体馆“鸟巢”）等。技术理性的创新强调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和新原理的应用，属于生产或服务于生产范畴的，而心灵感性的创意则强调新观念、新理念、新工艺和新形式的运用，属于生活或艺术范畴的。创意本质上是使传统的符号获得满足现代社会需要的新工艺和新表现形式，并经过市场社会的营销运作赢得利益，所以创意的特点在于“创异+创艺+创益”。“市场态的民间艺术品本质上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民间艺术品，而是文化工业的产品。这种市场态的存在是20世纪社会和文化变革对传统民间艺术的最深刻改造，除形式外我们再也难以发现民间艺术那种原生的意义与内涵，它不过是精英文化选择与改造的结果。”②湘西各民族传统服饰难以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其符号意义的形式表达偏离了现代社会的消费心理与审美图式。这些符号意义的形式表达体现在图案纹样的民族专属性、造型观念的生计模式工具性、构图观念的写实直观性、款式设计的生态环境性等。因此，湘西各民族服饰艺术的传承与创新关键在于如何在继承服饰符号意义的基础上，通过造型构图观念的创意，形成符合现代消费心理与审美图式需要的新形式表达，即康德所说的“美的感性形式”。以土家族男子青布头包、腰扎与绑腿的服饰艺术为例，青布头包与腰扎具有狩猎生计模式的工具性功能，即捆绑猎物的功能性需要，而绑腿则是山地劳作生态环境的功能性需要，因而三者都具有民族文化生成的符号象征意义，也就是说服饰的表现方式本身承载着民族文化内涵。但其复杂繁多的服饰型制观念已经偏离了现代社会简洁高效的生活节奏与个性、自由的大众化消费需求趋势。因而必须寻找适合其符号象征意义的新形式表达，通过造型观念与构图方式的创意而获得抽象形式的头包、腰扎与绑腿符号，而不是实体工具性的、功能性的物质，即以抽象化的、写意化的创意符号形式来代替实体性的物质实体，借助于抽象形式来承载并实现视觉传达。2005年重庆“亚太城市市长峰会”中的“巴渝盛装”，以设计新颖的土家族服饰为主宾服装，款式造型上采用了众多的创意，在门襟图案的下边，以两组对称的波浪形明线刺绣（抽象写意的符号形式）来代替实体的束腰（物理实体的符号形式），就取得了非常好的创意效果，既是对符号象征意义的传承，又是符号象征意义的新表达形式。

三、在继承民族服饰传统审美观念的基础上强化市场化的产业开发

对于文化遗产（包括“物遗”与“非遗”）的保护与利用，无论是学术理论界还是产业实践界，至今仍存在众多的争议与分歧。学术界认为不适当的开发会导致“文化的毁灭”，产业界认为没有利用的“文化”只能是摆设的“故纸堆”，双方争论的焦点就是如何正确处理保护与利用的关系问题。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关系其实就是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关系，文化事业是原生的、静态的与继承的问题即保护，需要政府予以政策支持并强化管理以保证其“原生性”；文化产业是继生的、活态的与创新的问题即利用，是为产业提供有效资源并创造效益以激发其“继生性”。保护是利用的前提与依据，利用是保护的发展与创新，没有保护的利用是粗制滥造、狐假虎威与挂羊头卖狗肉，而没有利用的保护只能是偏安一隅的孤芳自赏，或者博物馆里的“化石标本”，终究难以得到继承与发展甚至难以为继。以“宋锦艺术”为例，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钱小萍复原的宋锦艺术作品，使得濒临失传的宋锦艺术重新焕发出璀璨的光辉，因而需要国家予以政策的扶持和保护，使其技术与工艺不至于消亡。这属于“文化事业”部分，构成宋锦艺术的语言元素是不能改变的，否则就不是“宋锦”了。但钱小萍复原的宋锦艺术仍然只是博物馆的展览品，始终“养在深闺人不知”，而不能成为真正的消费产品为大众所知，从而使宋锦艺术发扬光大。吴江鼎盛丝绸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建华经过对宋锦语言元素的创新，比如在传承工艺基础上的织造技术创新，在传承图案基础上的幅宽与花幅的创新等，使得宋锦艺术经过APEC领导人的集体展示而“飞入寻常百姓家”。这属于“文化产业”的部分，是可以对宋锦艺术语言元素进行变革与创新的。因此，我们不能把“文化事业的性质与任务”与“文化产业的性质与任务”混淆起来，用“文化事业”的性质与标准来衡量和评判“文化产业”。“无论是有形文化遗产，还是无形文化遗产，都应该在确保文化遗产不被破坏的前提下，尽可能进入市场，并通过切实可行的市场运作，完成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及其潜能的开发。”湘西民族服饰艺术的传承与创新不能只停留在“文化事业”的传承与保护层面，还必须拓展到“文化产业”的开发与利用层面，从现代消费者的消费心理与审美情趣出发，找准产品开发的目标与定位，通过新颖独特的创意设计与富有成效的营销策划，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服饰文化产业，使民族服饰艺术发展成为广大消费者的生活消费品，才能使这些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浴火重生。“越来越多的艺术家与研究者都认识到，民族艺术只有融入现代生活，体现出艺术的经济价值、文化效益和社会效益，才能为自身的发展与丰富提供坚实的基础。”基于此，有必要在湘西地区成立民族服饰产业创意设计基地和服饰产业生产基地，结合现代消费者的消费需求特征进行符合市场有效需要的创意设计，把民族服饰发展成为湘西民族地区的“产业链接结构”。该基地可包括文化旅游产业如民族服饰博物馆、民族服饰体验馆，以及现代性的民族服饰产业园等，使民族服饰成为湘西地区的一个重要产业甚至于支柱性产业，这也是湘西民族服饰传承与创新的重要举措。湘西各民族服饰是湘西各民族文化的传承载体，具有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集体无意识”与“精神记忆”，但其语言元素与表现方式已无法适应时代的节奏与潮流，因而必须通过创新与创意使民族传统文化符号获得新的表达形式，才能使民族传统服饰焕发生机与活力。

作者：罗云 陈庆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