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建筑的细部做法及时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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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13，14世纪同期建筑做法近似的托木。这类托木在夏鲁寺建筑中比较多见，其特点是上层托木前端的弧线向前延长，呈狭瘦形状，其后面第一个短弧与云头连接。和以觉康佛殿为代表的第一类托木相比，这些托木轮廓弧线较多，长度较大，雕刻相对复杂一些。比较典型的是集会大殿和夏鲁寺二层廊道托木。

时代较晚的托木。这些托木是夏鲁寺历次维修的产物，其特点是前端狭瘦的弧线变得粗壮，端头直线下杀逐渐变成斜线，其后面的第一个弧与后面的云头拉开了距离。这类托木分布在二层前檐廊道，集会大厅少数用这类托木。从表1比较可以看出夏鲁寺托木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不同时代托木的形式也不相同。托木形式由早期简单粗犷，到晚期精致，甚至繁琐的发展过程。综上所述夏鲁寺托木的变化规律是:早期托木比较短、做工相对粗糙，截面用材很大、曲线简洁，整体呈倒三角形状;晚期托木逐渐加长，形状由倒三角形逐渐发展成为倒梯形，轮廓曲线也趋于复杂，托木身上的雕刻逐渐增多。通过对托木形式的研究验证了历史文记载的夏鲁寺营建的序列关系。由于夏鲁寺建筑的建设纪年比较清楚，所以夏鲁寺托木也成为13，14世纪的代表，为判断西藏其他寺庙的年代提供了依据。

藏族建筑用斗拱的实例最早见于土蕃王朝时期兴建的大昭寺。大昭寺中心佛殿蜀柱承托的一斗三升的斗拱据宿白先生考证“其年代应在11世纪前期以后”［1］，这是西藏所见斗拱的最早实例。夏鲁寺的斗拱是现存较早的，与汉族斗拱形式最为接近的。陈耀东先生说“夏鲁寺斗拱是最圆熟”的［2］。夏鲁寺的四座汉式殿堂建筑斗拱形式相仿，但仍有区别。东殿、北殿和西殿斗拱形式一样。补间铺作都是五铺作重栱计心造，出双下昂。里转五铺作计心造，出双抄。昂为假昂，昂下刻假华头子。南殿的补间铺作则是四铺作重栱计心造，出单下昂。里跳形式里转四铺作出单抄;昂为假昂，昂下刻假华头子。当心间施不见铺作两朵，次间各施一朵。夏鲁寺斗拱和元代汉族斗拱在很多做法上都很相似，用材是160×110，相当于《营造法式》所记载的七等材。这与现存的其他元代建筑用材普遍小于宋代一致。在中原地区、山西等地也发现很多元代建筑采用七等材的实例。虽然从形式上看四座殿的斗拱形式差不多，但通过测量发现用材大小不尽相同。例如西殿用材是160×110相当于七等材，而东殿、北殿用材是150×90比八等材略小一点。南殿用材(140～150)×90，西殿作为主殿用材略大于其他三座佛殿。五铺作计心造用八等材这样的实例在内地元代建筑中实例不多，在笔者所调查的元代建筑中也只有博爱县观音寺大佛殿是五铺作计心造用八等材(见表2)。北殿昂嘴比西殿的要厚。这可能是在后来维修过程中有的构件被抽换所致。在材高与材宽的比例上，宋《法式》规定，材高15份，广10份，其比例为3∶2(66%)。夏鲁寺西殿的铺作也基本符合这个比例，为68%，而其他三座殿的比例则为60%。由此可知，夏鲁寺的斗拱在尺度上基本保持了元代建筑斗拱的基本特征，但在细部做法上有很多明代中早期斗拱的做法特点，主要表现在:1)凤凰台的出现显示昂的做法是明代以后抽换的;2)昂嘴的处理，大小不一，有的偏痩，有的则显得比较肥厚，这主要是在明清以后有对夏鲁寺维修的记录，20世纪80年代夏鲁寺的维修工程存在一定缺陷，抽换了一些原始构件，包括部分昂嘴。对夏鲁寺斗拱的时代判断上产生了影响。

夏鲁寺汉式建筑的梁架结构是四椽袱，四椽袱上有托脚连接上平抟，平梁与四椽袱之间用驼峰承托攀间斗拱，攀间斗拱上施平抟。平梁上有蜀柱，蜀柱上用攀间斗拱承托脊抟。脊抟与平梁之间有叉手。梁架的举高为1∶3。夏鲁寺的梁架大木结构和内地同时期的建筑基本一致，但这里出现了托脚的做法［1］(宿白先生的文章提到托脚的使用，但在现场测绘中，四个殿都没有发现有托脚)，因为在汉地建筑中托脚在宋以后基本不用，这里的托脚应该是匠人袭古旧制的一个实例。普柏枋与阑额呈“T”字形，普柏枋的接头用“勾头搭掌”，这些做法都和中原地区元代建筑一样。夏鲁寺的平面布局也具有很强的时代特征。按宿白先生对西藏寺庙建筑的五个分期看，旋行空间在各期均有重要地位。而右旋绕行的转经活动事实上也成为藏传佛教的一大文化景观。夏鲁寺的内转经道保留了13世纪后半～14世纪末的通常做法，这在西藏其他寺院已不多见，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

通过对夏鲁寺建筑构件的分析，对夏鲁寺建筑的历史分期有了清楚的认识。觉康佛殿、马头金刚殿和护法神殿、般若佛母殿建造的时代要早于其他建筑，至于是不是介尊•西饶迥乃时期的建筑还有待进一步论证，但它们至少是13世纪以前就有了。集会大厅不是14世纪重建的产物，而是在以前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的，至少是保留早期的一些柱式。因此夏鲁寺大规模的重建和扩建是在14世纪初扎巴坚赞和贡嘎顿珠时期完成的，这时中原地区正是元朝，也就是说夏鲁寺大量建筑是元代建筑。（本文作者：李斌 单位：南阳市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